差不多一个钟头之后，他听见一阵的声音，赶快一看，看见了羊脂球穿着一件四周镶白色花边的蓝开司米长睡衣，样子显得格外肥胖，手里端着一个蜡台，向走廊尽头那个大号码的房门走去。离他不远却有一扇门推开了一条缝。等过了几分钟羊脂球回来，高尼岱跟在她后面，上身只穿着衬衫。他们说话声音很低，后来停下不走了。羊脂球好像是在坚决阻止他进她的屋子。该死的是鸟先生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话，不过到最后他们声音高了起来，他总算耳边刮着了几句。高尼岱是一个劲儿地央求，他说：
“瞧，您有多么傻，对您来说，这有什么关系？”她显然是生气了，回答：
“不行，我的亲爱的，有些时候，这种事是做不得的。再说，在这儿，简直是件可耻的事。”
他大概是一点也不明白其中的道理，还在问什么缘故。她于是大发雷霆，嗓子也提得更高了：
“什么缘故？您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吗？普鲁士人不就在这所房子里吗？也许就在隔壁屋子里呢。”
他不再说话了。敌人在身旁，这个妓女便不肯接受男人的温存，这种爱国主义的节操不能不在他心里唤醒了正在丢盔卸甲的自尊心。他只抱住她吻了一下，便蹑手蹑脚回到自己的房间。
鸟先生心里跟火烧一般，离开了锁孔，在屋子中央来了个击脚跳，戴上了他的棉布睡帽，掀起了盖着他妻子粗硬身躯的被子，吻了她一下，把她吵醒，低声说道：“亲爱的，你爱我吗？”
整所房子里于是声息全无了。但是不久以后，不知从哪儿，也说不清是从哪个方向，也许是从地窖里，也许是从阁楼里，传来一种有力的、单调的、有规则的鼾声，一种低沉的、拖长的声音，好像汽锅憋足了气在抖动。弗朗维先生睡着了。
原来决定的是第二天八点钟动身，所以到时候大家都已聚在厨房里，可是那辆车子却孤零零地停在院子中央，既没有马也没有车夫，篷布顶上盖着一层雪。马房里、草料房里、车房里都找过，哪儿也找不着车夫。于是所有的男子决定到镇上去搜寻这个人，他们一齐走了出去。他们来到了广场，广场的正面是一座教堂，两旁都是低矮的房子，里面都有普鲁士兵。他们看见的头一个兵士在削土豆皮。再过去一点，又看见一个兵士在那里替理发店洗刷屋子。还有一个满脸胡子的兵士正在亲一个哭着的小孩的面孔，把孩子放在膝上颠动摇晃，哄他别哭。那些胖胖的乡妇——男人们到军队打仗去了——正比着手势指挥那些驯顺的胜利者在那里做应该做的工作，比方劈柴，把热汤倒在面包片上，磨咖啡，等等；有一个兵士竟在替他的房主人洗衣服，房主人是一个手脚不灵的老婆子。
伯爵大为吃惊。恰好一个教堂职员正从神父住宅出来，他于是请问了他。这个虔敬的老信徒回答：“噢！这些人可不是坏人。听人说，他们不是普鲁士人。他们住得还要远些，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他们都把老婆孩子丢在家乡，战争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我敢断定，那边也在哭哭啼啼挂念男人，将来跟咱们这儿一样，也会穷得走投无路。这儿，目前还不算太倒霉，因为他们并不干坏事，他们跟在他们家里一样干活做事。看见没有？先生，穷苦人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要打仗的是那些大人物。”
高尼岱看见在战胜者和战败者之间会取得这样友好的谅解，感到非常气愤，马上走开，他宁愿回到旅馆里去一个人待着。鸟先生说了一句笑话：“他们正在补充人口。”卡雷—拉玛东先生也说了一句话，倒还严肃：“他们正在赔偿损失。”可是车夫还是找不着。最后才在镇上的咖啡馆里把他找到，他正和普鲁士军官的勤务兵亲如弟兄似的坐在一张桌上。
伯爵很不客气地问他：
“没吩咐你八点钟套车吗？”
“吩咐过，不过后来我又另外接到了一道命令。”“什么命令？”
“叫我不要套车。”
“谁给你下的这道命令？”
“那还用问，是普鲁士指挥官。”“为什么下这样的命令？”
“我不知道，你们去问他吧。他们不准我套车，因此我就不套车，事情就是这样。”
“是他亲自对你这样说的吗？”
“不，先生，是旅店老板替他向我传的命令。”“什么时候？”
“昨天晚上，我正要去睡的时候。”
三个男子心里十分不安，回到旅馆。
他们找弗朗维先生，可是女仆回答说弗朗维先生有气喘病，十点钟以前是从来不起床的。他甚至明确地禁止提前把他叫醒，除非是发生火灾。
他们想见军官，但那是万万办不到的，尽管他就住在旅馆里，他却只允许弗朗维先生一个人和他谈老百姓的事情。只好等着吧。妇人们回到各自的房间，做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
高尼岱在厨房里那座高大的壁炉下面坐下来，壁炉里烧着一大堆火。他叫人替他搬来了一张小方桌，外带一瓶啤酒，然后叼着烟斗抽他的烟。他那只烟斗在那些民主党人中间几乎和他本人一样受人敬重，倒好像它为高尼岱服务的同时也在为祖国服务。那是一只非常漂亮的海泡石烟斗，积了厚厚的烟垢，和主人的牙齿一般黑，不过烟斗香喷喷的、弯弯的、亮光光的，和主人的手已经混得很熟，有了这个烟斗在手，主人的神气才显得十足。高尼岱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两只眼一会儿盯住炉里的火苗，一会儿盯住杯中的酒沫，每喝一口，总要带着得意的神色伸出他又瘦又长的手指头掠一下油腻的头发，一面用嘴吸着唇髭上挂着的泡沫。
鸟先生借口活动活动腿脚，却跑到本地各家小酒店去推销他的葡萄酒。伯爵和棉纺厂主谈论政治。他们推测法兰西的前途。这一个把希望寄托在奥尔良党人身上，那一个指望出一个无名的大救星，一个在全盘无望的时候挺身而出的英雄。也许会出来一位杜·盖克兰，一位贞德吧？或者是另一位拿破仑一世呢？如果皇太子不是那么小，该有多么好！高尼岱听着他们说话，脸上带着一个懂得命运奥妙的人的微笑。他抽着烟斗把厨房熏得喷香。
敲十点钟的时候，弗朗维先生出现了。大家马上请教他，可是他只能把下面几句话一字不改地重复了两三遍：“军官这样对我说的：‘弗朗维先生，你必须告诉车夫，明天不准给这些旅客套车。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不能动身。你听明白了？好，行了。’”
他们要求见军官。伯爵拿出自己的名片，卡雷—拉玛东先生还在伯爵的名片上附上自己的姓名和所有头衔。普鲁士军官派人传话给他们，说他可以接见这两个人，可是得等他吃完午饭，也就是说午后一点左右。
太太们又下楼来，大家虽然都提心吊胆，还是胡乱吃了一点东西。羊脂球好像是病了，而且显得局促不安。
刚喝完咖啡，勤务兵就来找这两位先生。
鸟先生跟着两个人一起去了，他们也想把高尼岱拉了去，以便使他们的这番活动显得格外隆重，可是他很高傲地声称，他决心永远不和德国人发生任何交往。他又躲到壁炉下面，又要了一瓶啤酒。
那三个人上了楼，被领到旅馆中最漂亮的那间房里，军官就在那里接见他们，他躺在一张靠背椅上，双脚蹬着壁炉，抽着一根长的瓷烟斗，穿着一件鲜艳夺目的睡衣，不用说那是在一个趣味低级的市民的空房子里偷来的。他也不起来，也不打招呼，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们，完全是打胜仗的军人具有的那种蛮横无理的极完好的样品。
过了好半天，他终于发了话：
“里（你）们有镇（什）么事？”
伯爵赶紧发言：“我们想动身，先生。”“不行。”
“我可以不可以请问一下，因为什么不让我们走？”“因为额（我）不元（愿）意。”
“我以极大的敬意请您注意，先生，您的总司令曾经发给我们到第厄普去的通行证。我想我们也没有做什么错事，应该受到您的严厉待遇。”
“额（我）不元（愿）意……没有撇（别）的缘故……里（你）们格（可）以下去了。”
三个人都鞠了躬，退出来。
下午过得很愁惨。谁也不明白这个德国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怪念头，每个人的脑子里都产生了最离奇的想法。他们全都待在厨房里，想象出种种不近情理的情形来讨论个不休。也许要把他们留下做人质？——不过又是为的什么目的呢？——莫非要把他们当俘虏带走？更可能的是要向他们勒索一大笔赎金吧？一想到这个，他们吓得发了疯。其中最有钱的人害怕得最厉害，他们好像已经看见自己为了赎命把一袋一袋的金钱倒在这个蛮横无理的大兵手里。他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些可以让人相信的谎言，来隐瞒他们的财富，冒充穷人，冒充很穷很穷的人。鸟先生还把表链摘下来藏在衣袋里。天色黑下来了，这更增加了他们的恐惧。灯已点上，但吃晚饭还要等两小时，鸟夫人提议打三十一点。这至少可以说是一种消遣解闷的好方法。大家都同意。甚至连高尼岱也出于礼貌，熄灭了烟斗，凑一把手。
伯爵洗牌，分牌。羊脂球一上来就得了三十一点，大家很快地都专心打牌，把各人心里盘踞着的恐惧平息下去了。不过高尼岱发觉鸟先生夫妇俩串通好了作弊。
他们正要坐到桌上去吃饭，弗朗维先生又出现了，用他那痰堵着喉咙的声音说：“普鲁士军官叫我来问伊丽莎白·鲁塞小姐，她是不是还没有改变主意？”
羊脂球一听这话，脸色煞白，立着不动；接着突然满脸通红，气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她才一下子嚷了出来：“去对这个无赖，这个下流东西，这个普鲁士臭死尸说，我决不答应，你听听清楚，我决不，决不，决不答应。”
胖老板一出去，大家就围住了羊脂球打听，要求她把她那趟去见军官的秘密说出来。她先不肯说，可是过不多久，她心里的愤慨再也压不下去，她大声喊道：“他想干什么吗？……他想干什么吗？他想跟我睡觉！”这样的粗话，竟没有人觉得刺耳，因为大家都是那样气愤填胸。高尼岱使劲把酒杯往桌上一掼，把酒杯都掼碎了。当时只听见一片谴责这个无耻丘八的呼声，一片暴怒的怨声，全体团结起来抵御敌人了，仿佛敌人要羊脂球作出牺牲的这件事里他们每个人也都有一份。伯爵愤慨地表示这些人的行为简直和古代野蛮民族一样。特别是那几位太太，更是对羊脂球显出十分怜惜爱护的样子。那两位修女是只有吃饭才下楼的，她们低下头，一言不发。头一阵狂怒过去之后，大家还照常用晚餐，不过不大说话，因为都在想心事。
妇人们很早就回到各人的房间，男人们抽着烟就把牌局组织起来，他们邀了弗朗维先生参加，他们想要巧妙地从他身上打听出有什么好方法来消除军官的对立态度。可是他一心只想着牌，什么也不听，什么也不答。他只是不停地说：“打牌吧！先生们，打牌吧！”他是那么专心，连痰都忘了吐，使得他胸腔里有时候声音拉得很长。呼哧呼哧扇动着的肺叶发出哮喘病的种种声响，从浑厚的、深沉的音节起一直到小公鸡练习打鸣时的那种嘶哑的尖叫声，无一不有。
他的太太熬不住困，来找他去睡的时候，他竟拒绝上楼。太太只好一个人走了，因为她是“值早班的”，总是太阳一出就起床；而他呢，是“值晚班的”，随时都可以和朋友们熬夜。“你把我那罐牛奶熬蛋黄放在火边上煨着！”他说完又打起牌来。等大家看出从他身上什么也打听不出来，就宣布应该散局，各人都回去睡觉。
第二天他们还是老早都起了床，心里都抱着一种模糊的希望，想动身的欲望也更大，他们很怕在这丑恶的小旅馆里还要过一天。
唉！拉车的马还是留在马房里，车夫还是无影无踪。他们无事可做，就在车的周围绕来绕去。
那餐午饭吃得闷闷不乐，大家对羊脂球好像有点冷冰冰了，因为夜晚常常叫人深思，过了一夜，他们的看法改了样儿。他们现在几乎有点怨恨这个女人，为什么她不偷偷地跑去找那个普鲁士人？那样一来，她不就可以为她的旅伴们在第二天一觉醒来的时候，准备下一个意外的好消息吗？还有比这更简单的吗？并且又有谁知道呢？她的面子是可以顾全的，只要对军官说她是看了旅伴们苦恼，感到可怜，才答应的。对她说来，那种事没有什么了不起！
不过这些心里的想法，还没有人说出来。
下午，大家实在闷得要死，伯爵提议到镇子附近去散散步。各人都仔细地把身体包好裹好，这一小队人就出发了，只有高尼岱不去，他宁愿留在旅馆里烤火，那两位修女也不去，她们白天不是在教堂里就是在神父住宅里消磨光阴。
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得厉害，冻得耳朵和鼻子像针扎似的，两只脚很疼，每走一步简直就是受一次罪。等到看见了田野，望过去是无尽无休的一片白，那么凄怆悲凉，大家立刻感到寒入骨髓，愁上心头，马上掉转身子往回走，四个妇人走在前面，三个男人离开不远在后面跟着。
鸟先生把情况看得很清楚，忽然发问说，这个“臭婊子”是不是要害得他们在这样一个地方长久地待下去。伯爵永远是彬彬有礼的，他说不能硬逼一个妇人做这样一种痛苦的牺牲，这种事只能听她自愿。卡雷—拉玛东先生也发表意见，他说如果法国人，真如大家所议论的那样，从第厄普攻过来，那么两军接触只能是在多特地方。另外那两个人听了他这种说法，心里可就有点着急。鸟先生说：“那咱们就徒步逃走吧。”伯爵耸了耸肩膀：“这样大的雪，又带着几位太太，那怎么行呢？他们马上会追上来，用不了十分钟就把我们抓住，当俘虏带回来，那就任凭这些大兵摆布了。”他的话说得实情实理，大家都不再做声。
太太们谈的是打扮，可是她们之间好像有些拘拘束束谈不热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