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曾用审判台作过比喻：“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前来，或者辨明自身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自己的存在。”这个比喻是针对启蒙运动时伟大思想家对观念变革的态度的。同样，在莫泊桑无情的解剖刀下，《羊脂球》里也有一个庄严的审判台，审判着人物，也审判着读者的灵魂。
接连连好几天，溃退下来的队伍零零落落地穿城而过，他们已经不能算作什么军队，简直是一帮一帮散乱的乌合之众。那些人脸上是又脏又长的胡子，身上是又破又烂的制服，他们既没有军旗，也不分什么团队，懒洋洋地往前走着。所有的人都像是十分颓丧，十分疲惫，再也不能想什么念头，再也不能拿什么主意，只是出于习惯不知不觉地往前走着；只要一站住，便会累得倒下来。人们看见的，最多的是被动员令征召入伍的人，都是些爱好和平的人，安静度日的领取年金者，现在被枪支压得直不起腰来；还有的是年轻灵活的国民别动队，他们很容易害怕，也能很快地慷慨激昂，他们随时都准备进攻，也随时准备逃跑；再就是夹在他们中间的几个穿红裤子的正规步兵，一场大战役里被粉碎的一个师团的残余；还有和这些各种步兵排在一起的、穿着深色军服的炮兵；有时也看得见一个戴着亮晶晶钢盔的龙骑兵，他拖着笨重的脚步，很吃力地随着步兵比较轻松的步伐走着。
游击队的队伍也过去了，每一队都各自起了英勇的称号，如“战败复仇队”、“墓中公民队”、“誓死如归队”等，他们的神气很像土匪。
他们的那些首领，有的从前是布商或粮商，有的以往是油脂商或肥皂商，现在暂时当了军人；他们所以被任命为军官，有的是因为金币多，有的是因为胡子长。他们上下穿的都是法兰绒衣服，全身佩挂着武器，镶着金线；说起话来声高震耳，经常讨论作战计划，自以为垂危的法国只是靠了他们这群大言不惭的人的肩膀才得以维持；不过他们有时候也惧怕自己的兵士，因为那原是一些亡命之徒，勇敢起来常常超出常规，但是惯于打家劫舍，荒淫纵欲。
据说普鲁士军队就要开进鲁昂城。
两个月来，本地的国民自卫军一直在附近森林里小心谨慎地侦察敌人，有时开枪打死自己的哨兵；一只小兔子在荆棘丛中动一动，他们便立刻准备作战，现在却都逃回自己的家里。武器、军服以及他们当初在三法里方圆之内拿来吓唬大路上的里程碑的一切杀人凶器突然都不见了。
最后一批法国士兵总算渡过了塞纳河，预备从圣赛威尔和阿沙镇转奥特玛桥去。走在最后的是将军，他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带着这些一盘散沙似的败兵残勇，实在也无能为力；一个惯于打胜仗的民族竟遭遇了这样的大崩溃，英勇昭著的民族竟败得不可收拾，将军身处其中也是张皇失措，他由两个副官左右陪伴徒步走着。
此后，城里便出现一种深沉的平静气氛和一种静悄悄的惊慌不安的等待状态。许多做生意做得毫无男子气概的、大腹便便的小市民，忧心忡忡地在等待着战胜者，他们战战兢兢，唯恐敌人把他们烤肉的铁钎或下厨的菜刀也当做武器来处分。
生活好像是停止了：店铺都关着门，街上鸦雀无声。偶尔有一个居民被这种沉寂吓倒，急急匆匆贴着墙边溜过。
等候期间的这种焦躁不安竟使人们希望敌人早来。
法国军队走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哪儿钻出来几个骑兵，很快地穿城而过。随后，过了不大工夫，从圣卡特琳的山坡上就下来了黑糊糊一大片人，同时在通往达纳塔尔和布瓦纪尧姆的两条公路上也潮水般涌来了两股侵略军，这三支队伍的先遣队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府广场会师。于是从附近的各条街巷，德国军队都开了过来，一营跟着一营，沉重的、整齐的步伐踏得街石橐橐地响。
沿着那些好像无人居住、死气沉沉的房子，升起一片陌生的、喉音很重的喊口令声；同时在关着的百叶窗后面，有许多只眼睛在那里偷偷地瞧着这些战胜者——他们依据“战时法”，现在是本城的主人，财产和生命的主宰了。本城的住户，都留在他们遮得乌黑的屋子里，非常惊慌，就仿佛碰到了洪水泛滥和毁灭性的大地震；不管你是多么聪明，多么强壮，都毫无用处了。因为，每逢事物的旧秩序横遭摧毁，安全不再存在，人为的法律或自然法则所保护的一切东西都听凭一种凶残的无意识的暴力来摆布的时候，人们就不免要有这种同样的感觉。地震把整整一个民族压死在倒塌的房屋下；江河泛滥之后，淹死的乡民、牛尸和房上倒下来的梁柱就一起顺流而下；打胜仗的军队一到，便要屠杀自卫的人，带走被俘虏的人，以腰刀的名义大肆抢劫，以大炮的声音来向某一个神表示谢意。所有这一切都是极可怕的大灾害，使我们无法再相信上帝的公道正义，也不能如人们教导我们那样，再信赖上天的保佑和人类的理性。
各家门口都有零星队伍去敲门，跟着就钻进去住了下来。这就是侵略之后的占领行为。战败者的义务从此开始，此后对战胜者必须和蔼驯顺。
过了一些时候，第一阵恐怖过去之后，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平静气氛。在好多的家庭里，普鲁士军官都和这家人在一桌上吃饭。有的军官也颇有教养，为了礼貌，常常对法国表示同情；并且说，尽管参加了这场战争，对战争却十分厌恶。人们当然很感激他有这种情感，何况不知哪一天也许还要依靠他的保护呢。把他敷衍好了，也许可以少负担几个兵士的供养。既然一切都要听凭这个人的摆布，又何必得罪他呢？真要那样办的话，也无非表示大胆冒险，而不能算是勇敢。这时的鲁昂市民们已没有那种大胆冒险的毛病，不是当年使本城身价百倍的英勇保卫城池的时代了。最后他们又从法国人自己处世的礼法中得出了一条至高无上的理由，只要不在公共场所跟外国兵表示亲近，在自己家里客客气气原是允许的。于是到了外面，彼此都变成不相识，可是到了家里，却很高兴谈谈说说，而住在家里的德国军官呢，每晚待在壁炉旁边跟大家一起烤火取暖的时间也就更长了。
就是城市本身也渐渐恢复了平常的面貌。法国人还不大出门，可是普鲁士兵士却已挤满了街道。此外，穿蓝军服的德国骑兵军官虽然盛气凌人地挎着他们的军刀在街上摆来摆去，可是对普通市民的那种蔑视神情，也并不比去年在这些咖啡馆喝酒的那些法国步兵军官格外厉害。
不过在空气中却添了一种东西，一点难于捉摸的、陌生的东西，一种令人不能忍受的外来的气氛；仿佛有一种气味散布开来了，那就是侵略的气味。这种气味充塞了各住户和各广场，改变了饮食的滋味，使人有在遥远的、野蛮可怕的部落里做客的感觉。
战胜者老是要钱，并且要得很多。居民们总是如数照付。他们原也很有钱。不过一个诺曼底省的大商人，钱越挣得多，当他忍受牺牲，看见自己的财产一点一点地转移到别人手里时，他的苦痛也越大。
可是在城外，顺着河流往下两三法里，到了克鲁瓦塞、第厄普达尔或比普沙尔附近，船夫和渔人便常常从水底捞上德国人的尸体来。这些尸体都穿着军服，被水泡得肿胀，有被一刀砍死的，有被一脚踢死的，也有头被石头砸开的，也有从桥上被人一下子推下水的。这条河底的污泥里，埋葬着不少这样暗暗的、野蛮的、合法的复仇行为，那是不为人知的一些英勇举动，一种无声的袭击，这远比白天打仗要危险，但享不到光荣的盛名。要知道，对外国人的仇恨永远鼓励着几个不怕死的人，他们是随时可以为理想牺牲生命的。
后来，因为侵略者虽然做到全城都已屈从在他们极严格的纪律之下，但是大家传说的那些他们在乘胜挺进途中所干的凶恶勾当，他们在这里却一样都未干过；于是大家的胆子就壮起来，做买卖的需要在本地大商人的心中又活动起来。那时法国军队还据守着勒阿弗尔港，本地有几个大商人在那里是有大笔投资的，他们很想从陆地先到第厄普，然后再乘船到那个港口。
他们利用了几个相熟的德国军官的势力，居然从总司令那里弄来了一张准许离境的证书。
有十个人在车行里订了座位，订好了一辆四匹马拉的公共马车送他们走这一趟。他们决定在一个星期二的清晨，天不亮就动身，以免招惹许多人赶来看热闹。
几天来，地面已经冻得很硬。到了星期一那天，下午三点钟光景，从北方吹过来大片大片的乌云，雪纷纷降下来，不停地下了一个下午和一整夜。
清晨四点半，旅客们已聚齐在诺曼底旅店的院子里，他们要在那里上车。
他们都还睡眼惺忪，虽然披着毯子，还是冻得直哆嗦。在黑暗之中，彼此也看不大清楚；这些人身上都穿着层层叠叠的厚冬衣，望过去好像是一群穿着长袍的肥胖神父。不过有两个男人终于互相认出来了，紧跟着第三个人走了过来，他们聊起天来。一个说：“我把我的妻子也带了去。”另一个说：“我也一样。”还有一个说：“我也如此。”第一个又说：“我们不再回鲁昂来了，如果普鲁士军队到勒阿弗尔，那我们就到英国去。”他们都有这种计划，因为他们气质原是相同的。
不过始终还没有人来套车。一个马夫提了一盏小灯不时地从暗洞洞的一个小门里走出来，又立刻钻进了另一个门。可以听见马蹄踢地的声音，声音不大，因为地下垫了厩草，从马房的尽里头传来一个男子骂骂咧咧跟马说话的声音。一阵轻微的铜铃声说明有人在套马具，轻微的铃声不久变成了一种清脆的、不断的铜铃颤动声，这个声响是随着马的动作而变化的，时而声息全无，时而突然一动又响起来，同时发出一只钉了马掌的马蹄踏在地上的沉闷声音。
门又突然关上。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这些冻僵了的绅士们早已不说话，他们一动不动僵直地站在那里。
鹅毛大雪组成一幅绵延不断的大帷幕从天上放下来，一面放，一面闪闪发光，万物的形象都看不清楚了，一切事物都蒙上了一层薄冰。在这座严冬笼罩着的安静的城市的沉寂中，只听见雪片下降时那种模糊的、无以名之的、捉摸不住的之声，但这种之声又不能真正算作一种声响，只好说是我们感觉到有这种声响，因为那不过是一些轻飘飘的微屑掺混在一起，充塞了空间，盖满了世界。
刚才那个人又提着灯出现了，他拉着一匹垂头丧气丝毫不想出来的马。他把马拉到车辕旁边，系上了缰绳，在马的前后左右转了半天，才把马具收拾妥当，因为他只能用一只手干活，另一只手拿着灯。当他正预备走去拉第二匹马的时候，他看见了这几位一动不动的旅客，他们已经满身是雪，成了白人了，他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上车去待着，至少雪不会下在你们身上了。”
毫无疑问他们原先没想到上车子，一听这话于是急忙忙都奔了过去。那三个男子先把各人的太太安置在车厢尽里头，然后自己才上去；随后另外几个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人影也爬了上去，坐在剩下的空位子上，彼此谁也没跟谁说一句话。
车厢的底板上铺着稻草，各人的脚都埋在草里。坐在车厢尽里头的那几位太太，都随手带着烧化学炭的小铜脚炉。她们立刻都把炭点燃起来，并且低声地列举这种脚炉的优点，说了好大半天，其实彼此告诉的事情，谁都早已知道。
最后公共马车总算套好了，本应套四匹马，现在却套了六匹，因为车重路滑不容易拉。这时车外有人问道：“大家都上车了吗？”车厢里有个人回答：“都上来了。”于是车出发了。
车子走得很慢，很慢，一小步一小步地走着。车轮陷在雪里，整个车身发着低沉的咯吱咯吱响声呻吟着，那六匹马一步一滑，呼呼喘着，全身冒着热气。车夫的那条大鞭四面八方地飞舞，不停地吧吧响着，一会儿卷起来，一会儿伸展开，活像一条细蛇，有时鞭子突然抽到一个滚圆的马屁股上，那匹马就猛地一用力，把屁股高高地一耸。
谁也没有觉察，天已经渐渐亮起来。轻飘飘的鹅毛雪片，也就是车里一位地道的鲁昂土著旅客把它比做天上降下的棉花的雪，也不下了。野地里忽而出现一行蒙着白霜的大树，忽而出现一所顶着雪的茅屋；天上覆着大块的黑而浓的云使得大地更显得白茫茫地耀眼，这时候从云间透出了一片模糊的光亮。
在车厢里，借着这种黎明时的凄凉的光亮，人们互相好奇地打量着。
车厢尽里头最好的位子上，坐的是住在大桥街的葡萄酒批发商人鸟先生夫妇，他们正面对面地坐着打瞌睡。鸟先生从前给人当伙计，老板买卖破产以后，他就把铺底顶了过来，发了财。他做的买卖是以很低的价格把很坏的葡萄酒批发给乡间的小贩，因此认识他的人以及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是个花招最多的奸商，是个诡计多端、爱说爱笑的真正诺曼底人。
他这种奸商的名声已是十分昭著，因此本地的名人杜尔奈先生，一位文笔尖刻而细致、专编寓言和歌谣的名家，一天晚上在省政府的晚会上，看见太太们都有睡意，便向她们提议玩鸟飞的游戏，马上这个双关语就飞遍了省长的各个客厅，后来又飞向全城的各个客厅，有一个月之久使得全省的人都咧着嘴笑个不住。
鸟先生出名还有另外一个缘故，那就是他善于恶作剧，爱开玩笑，不管是恶毒的或是无伤大雅的玩笑，在他都无所谓，所以任何人一谈到他，就立刻要加上这样一句话：“这个鸟，真是有钱也买不到的宝贝。”
他的身量很矮小，挺着一个大皮球似的肚子，肩上是一张通红的脸，蓄着灰白色的颊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