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者每年省下的收入，不但可以维持更多生产性劳动者今明两年的生活，还能使节俭者像工厂的创始人一样拥有一笔取之不竭的基金，随时都可以维持相应数量的生产性劳动者的生活。虽然这笔基金的分派得不到法律的保障，也没有契约或营业证书对它进行规定，但是所有者自身的利害关系，就足以保护其安全。如果有人将这部分基金的任何一部分滥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那他一定会吃亏。
奢侈者根本不量入为出，反而把父兄节省下来以备经营事业的资本，滥用于豢养大量的游手好闲者，从而蚕食了资本，这无疑于把原本用来敬神的收入移作了渎神之用。这么一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的资本、增加物品价值的劳动量、全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国民财富和收入，就会相继减少；勤劳者的面包，则被奢侈者夺去豢养了游惰者。如果勤劳者的节俭不足以抵消奢侈者的奢侈，那么奢侈者的所作所为，就会使他自己和全国都陷入资源匮乏的境地。
即使奢侈者消费的物品全部都是国产的，社会生产基金也会因此而受影响。因为，每年生产的食物和衣服，总有一部分原本应该由生产性劳动者消费的，现在却被非生产性劳动者消费了，这难免会使该年年生产物的总价值低于它原本应有的价值。
有些人认为，由于这类费用并没有花在购买外国货物上，没有使金银流入外国，所以并没有减少国内的货币量。但是，如果这些被不生产者消费的食物和衣服能够分配给生产者，那么生产者就会把他们消费的全部价值再生产出来，并提供一部分利润。虽然这些货币留在国内，但它们却能再次生产出一个等值消费品，从而将原有的价值提高一倍。如果一国拥有与以前同量的货币，但它的年生产物的价值却日渐减少，那么它的货币量也一定会日渐减少。
货币只有一个用途，那就是周转消费品。只有有了货币，才能进行食物、材料和制成品的买卖，最终将这些物品分配到真正的消费者手上。一国每年的货币流通量，由国内流通的消费品的价值决定。国内流通的消费品一般分两种，一是本国土地和劳动的直接生产物，二是用本国生产物购买的物品。它的价值，会随着国内生产物价值的减少而减少，最终导致国内货币流通量的减少。那些由于生产物的减少而流出国内领域，在国外流通的货币，肯定不会被弃之不用的。
因为，货币的所有者，肯定会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想尽办法让自己的货币发挥作用；如果他的货币不能在国内流通，那么他就会不顾法律的禁止将它们运到外国去，用它来购买各种有用的消费品，再将这些消费品运回本国。
在一定时期内，货币的年输出是持续的，从而使得居民的消费额超过了本国年产物的价值。在繁荣时代，可以用积累下来的年产物来购买金银。这么一来，当他们遇到逆境时，就可以用这笔金银来支撑一段时间。这时，是民生凋敝造成了金银输出，而不是金银输出造成了民生凋敝。事实上，这类金银输出甚至可以暂时减轻民生凋敝带给国民的痛苦。
反之，如果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增加了，那么其货币总量也必然会增加。因为，当国内消费品的价值增加时，货币的流通量也自然会跟着增加。
于是，增加的一部分生产物自然就会四散出去，并购买一些必要的金银。这时，是社会繁荣增加了国内的金银量，而不是国内金银量的增加促进了社会繁荣。
各地购买金银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即需要花费一定数量的劳动或资本从矿山里采掘出金银，再运到市场上去。这一事业，需要投资者有足够的资本和收入来支付食物、衣服和住所，这些资本和收入构成了金银的价格。无论是在英格兰还是秘鲁，购买金银的情况都是这样的。任何一个需要金银的国家，只要出得起这个价格，都不用担心金银会长久地缺乏；那些无法在国内流通的金银，也不会长久地留在国内。
有一种明白而又合理的说法是，一国的真实财富与收入是由该国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构成的；还有一种通俗的偏见认为，构成一国的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该国国内流通的贵金属量。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赞成节俭，反对奢侈和妄为。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无论是在农业、矿业、渔业、商业上投资，还是在工业上投资，都需要有谨慎而又有成功希望的计划，否则就会减少用于雇用生产性劳动的资金。消费这笔资金的人，虽然是生产性劳动者，但是如果这笔资金使用不当，他们就可能无法再生产出他们消费的价值，这样自然会减少社会上的生产资金。
幸运的是，在一个大国，个人的奢侈妄为并不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因为那些由他们的奢侈妄为带来的不良后果，总会被那些俭朴慎重的人给弥补回来。
造成一个人浪费的原因，自然是他的享乐欲望。这种欲望，虽然一般都只是暂时而且是偶然发生的，但有时也会热烈得难以抑制。至于一个人节俭的原因，当然是他希望自己的状况能够通过节俭而得以改善。人们在想着这种发送状况的愿望时，虽然一般都比较冷静而沉着，却自始至终都没有放弃对它的追求。人这一辈子，都不会完全满意自己的地位，所以总想改善自己的处境。可是，用什么方法来改善呢？在一般人看来，最通俗、最明显的方法就是增加财产，即自己节省开支，将一部分正常或特殊的收入储蓄起来。因此，虽然人们有时会有浪费的欲望，甚至有些人时时都有浪费的欲望，但从总体上讲，节俭的心理在人类生命过程中还是占有优势的，而且是大占优势。
无论任何地方，由慎重取得的成功事业，都远远多于因为不慎重而失败的事业。破产的失意者是比较常见的，但由于经营商业的人无数，所以这些失败者的人数相对来说还是极小的，也许只占千分之一的比例吧。对一个安分守己的商人来说，破产无疑是极大而且极难堪的灾祸。所以，极大部分人都会小心地避免破产，只有极小一部分人不知道要避免破产，就像有些不知道要躲避绞架的人一样。
个人的奢侈妄为，固然不会把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变得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可以。有很多国家，都将几乎全部的公众收入，用在了不生产的王公大臣、牧师神父，以及平时不生产、战时无所获的海陆军身上。由于他们不从事生产，所以他们的生活需要别人的劳动产物来维持。如果他们的人数大幅度增加，从而消费了大量的劳动产物，以致剩余的劳动产物不足以维持第二年进行再生产的劳动者，那么第二年的再生产物就一定会比上一年少；如果这种混乱情形继续下去，就会使第三年的再生产物比第二年还少。这些靠人民的一部分收入维持的不生产者，可能把国民总收入的大部分都消费掉了，以致人民不得不侵蚀自己用以维持生产性劳动的资金，甚至是再怎么慎重地节俭也无法把这么大的浪费弥补回来。
不过，由经验可知，个人的慎重节俭，好像经常可以弥补个人的奢侈妄为，甚至是弥补政府的奢侈妄为。如果每个人都不断地努力改善自己的境况，那么国民财富和私人财富必然会大大增加。人们的努力一般都非常强大，足以弥补由政府的奢侈妄为造成的浪费，甚至能通过挽救行政大错而改进一些事情。比如，即使庸医无法治愈一些疾病，病人身上也似乎总有一股莫明其妙的力量能帮助他恢复健康。
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价值的方法有两种：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二是增强劳动者的生产力。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然要先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资金；而要增强劳动者的生产力，就需要增加一些能够缩减劳动的便利机械和工具，或者改良原有机械和工具，要不就是使工作的分配更加适当。但是，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增加资本。因为，改良机器少不了资本；重新分配工作也需要资本；把原本由一个人兼任的工作分给多个人专做，更需要大量资本。因此，当我们在比较一国国民前后两个时期的情况时，发现后期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更多、土地的耕作状况更进步、工商业更加繁盛而且规模扩大，那么我们就可以断定该国资本在这两个时期里增加了很多。由此可以断定，由一部分人通过慎重地节俭所增加的资本，一定比政府和另外一部分人所侵蚀的资本多。我在此声明一句，即使一国政府不慎重地节俭，只要国泰民安，国家也一样能取得这样的进步。不过，由于进步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所以如果两个时代相距太近，我们就不能判定这种进步有没有产生。有时候，即使一国有了一些改良，我们也往往会因为它的某些产业的凋零或某些地区的衰落而怀疑它在退步。
英格兰现在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远远多于一百年前的查理二世复辟时期。所以，很少有人会对今日英国年产物的增加产生怀疑。但是，在此之前的一百年内，几乎每隔五年就会出几本书或是小册子，里面动听地说英格兰的国民财富和人口都在减少，农工商业也在走向衰落。这类书籍，并不仅仅是党派的宣传品，也不仅仅是见利忘义的欺诈品，还有很多都是由一些诚实而又聪明的作家写成的，其内容都是这些作家们确信无疑的。
另外，英格兰在查理二世复辟时代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必定远远多于二百年前的伊丽莎白时代；而伊丽莎白时代的年产物，也必定远远多于三百年前的约克与兰克斯特争胜时代。再向前追溯就是诺尔曼征服时代，当时的年产物虽然更少，却也多于撒克逊七王国统治时代。撒克逊七王国统治时代的英国虽然算不上进步，但却比朱利阿·凯撒侵略时代进步得多。在朱利阿·凯撒侵略时代，英格兰居民的生活和北美野蛮人的生活差不多。
在各个时期，都出现了许多私人和政府的浪费，并爆发了多次不必要的战争，耗费了大量的费用，使得许多原本打算用来维持生产者的年产物，都被用在了不生产者身上。内讧激烈时期，耗费了大量的资本，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人们都觉得这种行为阻碍了财富的自然蓄积，并使国家变得更加贫困。事实上，财富的自然蓄积的确受到了阻碍。我国人民的生活，在查理二世复辟以后最幸福、最富裕。但是，此后却发生了很多动乱和不幸，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时代，那么我们一定会为英格兰的前途而担心，担心它会陷入贫困的境地，甚至担心它会走向破灭。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况：自从伦敦大火之后，又相继发生了大疫病、英荷战后的两次革命骚扰、与爱尔兰抗战，以及分别爆发于1688年、1702年、1742年和1756年的四次耗资巨大的对法大战，还有先后爆发于1715年和1745年的两次叛乱。单是四次英法大战，就让英国欠下了一亿四千五百万镑以上的债务，再加上其他各种特殊的战争支出，英国所耗费的总资金应该不少于二亿镑。自从革命爆发以后，我国的年产物，就经常有很大一部分都被花在了许多不进行生产的人身上。如果这些战争没有发生，那么当时所耗费的巨资，肯定有一大部分都会被用来雇用生产性劳动者。这么一来，由于生产性劳动者不但能将他们消费的价值再次生产出来，还能提供利润，所以我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价值，必然会逐年增加。所以，如果这些战争没有发生，人们就可以建造更多的房屋、改良更多的土地、改善更多良田的耕作状况、增加更多种类的制造业，并推广已有的制造业，最终使国民真实财富和收入的增加超出我们的想象。
英格兰财富和改良的自然进程，虽然曾被政府的浪费阻碍过，却并没有停止发展。英格兰现在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远远多于复辟时代和革命时代；每年用以维持农业耕作的资本，也比过去多得多。在政府耗费资金的同时，还有无数人在不断地努力改善自己的境况，他们依靠慎重的节省，不动声色地积累着资本。如果这种努力能在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自由发展，那么英格兰以往的任何时代，几乎都会因此而日趋富裕，甚至可能一直富裕下去。不过，由于英格兰的历届政府都不是很节俭，所以居民自然也不节俭。由此可见，英格兰王公大臣的行为实在是太放肆、太专横了。因为，他们不但不思节俭，而且不禁止输入外国奢侈品，更没有监督私人经济、节制铺张浪费。他们是社会上最浪费的阶级，可他们却不知道这一点。他们只要能节省自己的开支就行了，根本无须操心人民的资金，因为人民的资金完全可以任由人民自己管理。如果连他们的浪费都不能导致国家的灭亡，那么人民的浪费就更不可能使国家灭亡了。
社会资本会因节俭而增加，因奢侈而减少。如果一个人的花费等于收入，那么他的资本额就会维持不变。但我们要知道，有些花费方法，能够比其他花费方法更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