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谷物的平均货币价格如此变动的原因，其实是欧洲市场上银的真实价值逐渐升高，而不是谷物真实价值的下落。我们已经知道，无论在任何时期，谷物都比银或其他任何商品更适合充当价值尺度。自从发现了美洲富矿之后，谷物的货币价格一下子就比以前升高了三到四倍，原因是银的真实价值下跌，而不是谷物真实价值的升高。所以，如果说本世纪前六十四年的谷物均价低于上世纪，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引起这种价格变动的原因，也是银的真实价值的上升。
在最近的十至十二年间，由于谷价高昂，所以不禁有人猜测，欧洲市场上白银真实价值的下跌还会持续下去。但是，引起谷价高昂的原因，分明只是暂时异常的天气，这种天气不会永久地持续下去。最近这十至十二年间，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天气都很异常，再加上波兰的扰乱，所以许多需要从波兰进口谷物的国家，都陷入了缺乏谷物的困境。如此长时期的天气异常，虽然不是很寻常的现象，却也没有什么稀奇古怪的。类似的实例，只要是研究过以往谷价的人都能列举出很多来。而且，异常的十年荒歉比十年丰收更为常见。这里有一个鲜明的对照，就是谷价在1741耀1750年异常低廉，在最近八至十年却异常高昂。从伊顿学院的记录可知，在1741耀1750年的温莎市场上，最优小麦的平均售价是一镑十三先令九又五分之四便士每夸脱（合九蒲式耳），比本世纪前六十四年的均价大约低了六先令三便士。由此推断，这十年间的中等小麦售价，才一镑六先令八便士每夸脱（合八蒲式耳）。
1741耀1750年的谷价之所以没有按自然趋势下跌，一定是因为实施了奖励金制度。由海关的统计数据可知，在这十年间，各种谷物输出的总数量，竟然高达八百零二万九千一百五十六夸脱一蒲式耳，总共花费了一百五十一万四千九百六十二镑十七先令四个半便士的奖励金。1749年，首相佩兰陈述，在此前的三年，谷物输出奖励金的支出占了相当巨大的数额。他的这种说法具有非常正当的理由。如果他是在次年这么说的，那么理由就更充分了，因为该年的奖励金支出额高达三十二万四千一百七十六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在这种强制输出的影响下，国内市场的谷价，必然会升高到超过未采取奖励金制度时应有的价格，其超过额自是无须说明。
这十年的统计，以及此前十年的统计，都放在本章所附统计表的末尾，不过，它与其他各年的统计是分开的。跟本世纪前六十四年的总平均数相比，这十年的平均数要低一些，但也没有低多少。
1740年的确是异常歉收的一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750年的前后二十年。在1750年以前的二十年里，虽然有一两年的谷价非常高，不过也显然远远低于本世纪的总平均谷价；在1750年以后的二十年里，虽然1759年的谷价相当低廉，也显然远远高于总平均数。如果前者低于总平均数的程度，没有后者超过总平均数的程度大，那么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自然就是奖励金制度了。
何况，缓慢升高的银价也无法引起这么急剧的变动。造成这一变动的原因，只能是天气的意外变化。
在本世纪，大不列颠的劳动价格的确上升了。不过，造成这种上升的原因，不是欧洲市场上的银价降低，而是由国内繁荣带来的劳动需求的增加。法国没有英国那么繁荣，自上世纪中叶开始，其劳动价格就随着谷物的平均售价日益下跌；普通劳动的日工资，在上世纪甚至是本世纪，几乎都没有变动，始终是一塞蒂埃（约合四温切斯特衡蒲式耳）小麦均价的百分之五。前面已经说过，在本世纪中，大不列颠的劳动报酬，即劳动能够提供给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量，已大幅上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大不列颠的特殊景况。造成货物价格上升的，也似乎正是这一原因，而不是欧洲一般市场的银价下跌。
自从发现了美洲之后，在欧洲市场上，白银价格曾在一段时期里几乎保持不变。所以，这期间的矿业利润也大大超过了自然水平，数目相当可观。但是，此后不久，输入欧洲的银就不能全部以这一高价卖出了，其所能交换的货物量也越来越少，银价也慢慢地回落到了自然水平。也就是说，银价所能支付的，又仅仅是其上市所必需的工资、利润和地租了。我们已经说过，秘鲁大部分银矿交给西班牙国王的赋税，都等于总产出量的十分之一，根本没有可以用来交地租的剩余。最初，这种赋税高达总产出量的一半，不久又减至总产出量的三分之一、五分之一，直至现在的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似乎就是秘鲁大部分银矿在补偿开矿资本及普通利润之后的全部剩余了。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开矿者的利润都相当高；可是现在，这种利润却跌到了仅够继续开采的水平。这是被普遍承认的事实。
1504年，秘鲁银矿缴纳给西班牙国王的矿税，降到了标准银的五分之一。
在四十一年之后的1545年，波托西银矿被发现。在1636年以前的九十年里，美洲最富饶的矿山都要向西班牙国王纳税，所以有充足的时间把欧洲市场的银价降到最低水平。九十年的时间，长得足够让任何非独占商品的售价都降至其自然水平，即在保证缴纳特种赋税的场合下，商品仍能继续长期出售的最低价格。
欧洲银价本来有进一步下跌的可能，并使税率不但要减至十分之一（1736年），也要像金税一样减至二十分之一，甚至还有必要使美洲现在仍在开采的大部分矿山停开。但是，这些情况并没有发生，原因是银的需求也逐渐增加，逐渐扩大了美洲银矿出产物的市场。这么一来，欧洲市场的银价就维持住了，甚至还抬高到了稍稍超过上世纪中叶的水平。自发现美洲至今，美洲银矿矿产的市场都在逐渐扩大。
第一，欧洲市场逐渐扩大。
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发现了美洲之后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在农业和制造业上大有发展的国家，不但包括英格兰、荷兰、法国、德国、瑞典、丹麦，甚至还包括俄罗斯。意大利似乎也没有倒退的迹象。意大利在征服秘鲁之前是没落的，之后却渐渐发展起来。西班牙和葡萄牙好像倒退了。不过，葡萄牙只是欧洲极小的一部分，西班牙的情况也不像一般人所想的那样衰退。十六世纪初的西班牙与法国相比，的确相当贫穷。只是从那时起，法国就开始有了长足的改进。
经常巡游于这两国之间的查理五世，因此下了这么一个著名评语：法国的所有物资都非常丰富，西班牙的所有物资都非常贫乏。既然欧洲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总额增加了，那么其流通所需的银币量自然会逐渐增加；既然富翁增加了，那么银制器皿和饰物的数量自然也必须逐渐增加。
第二，美洲是本地银矿矿产的新市场。
跟欧洲最繁荣的国家相比，美洲在农业、工业及人口方面的进步速度要快得多，所以美洲对银的需求的增加速度也自然更快。美洲银的新市场，完全可以由英属殖民地充当。以前的英属殖民地，一向对银没有需求，现在却因为铸币和打制器皿而增大了对银的需求。除了英属殖民地之外，大部分的西班牙属和葡萄牙属殖民地也是美洲银的新市场。在欧洲人未发现新格伦纳达、尤卡登、巴拉圭、巴西等地之前，这些地方都还是野蛮民族，当地居民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工艺制作业和农业；现在，当地的大部分居民都从事着工艺制作业与农业了。
在美洲银的旧市场当中，市场范围比过去扩大的有墨西哥和秘鲁两国。无论记述这两国古代壮丽画卷的奇异故事如何掩饰与夸张，但是那些具有沉着眼光并读过它们的发现史及征服史的人，都可以看出当地居民在农工商业上的无知。这种无知，比现在乌克兰鞑靼人的无知更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秘鲁比墨西哥更进步一些，但是当地居民也只知道用金银作装饰品，却不知道用金银作铸币，而是完全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商业活动。因此，该国也几乎没有分工这码事，耕作者不但要自己建筑住宅，还必须得自己制造家具、衣物、鞋及农具等。在这些耕作者当中，虽然也有许多工匠，但是能够担负他们生活的，据说也只有君王、贵族或僧侣。事实上，他们恐怕就是这些上等人的仆役或奴隶。
古代的欧洲市场上，从未发现过墨西哥和秘鲁的工艺制造品。
西班牙的军队虽然不到五百人，甚至经常不到二百五十人，却几乎陷于食物匮乏的境地。据说，在这些军人到过的地方当中，就是人口相当稠密、耕作极其发达的地方也经常会出现饥荒。由此可见，记述该国人口如何稠密、耕作如何发达的故事大部分都是虚构的。在英国殖民地的统治方式中，有许多有利于农业发展、技术改良及人口增长的方法。西班牙殖民地虽然没有使用这些方法，但其在这几方面的进步速度却比欧洲所有国家都快，因为它拥有肥沃的土壤、宜人的气候和广大而低廉的土地。西班牙殖民地所具有的这三个优点，是所有新殖民地所共有的，它们能弥补当地政治的许多缺点和不足。
1713年，弗雷奇埃在参观了秘鲁之后，说利马市大约有二万五千至二万八千的人口；但是，从1740耀1746年居住在该地的乌洛阿对此却有不同意见。
乌洛阿说，该市当时的人口至少也有五万。在智利及秘鲁其他许多大都市人口计算的差异方面，这两位作者的意见大致与此相同。他们二人的报告，无疑是正确的。从这些计算的差异来看，当地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比英属殖民地慢。
总之，这一切都表明了美洲是本地银矿矿产的新市场。跟欧洲最繁荣国家的白银需求的增长速度相比，美洲本地对于白银需求的增加必定要快得多。
第三，东印度也是美洲银矿矿产的市场。
随着美洲银矿的开采，东印度市场上的银量也日益增加。当时，美洲和东印度之间的直接贸易量，也依赖于亚卡普科船舶继续增大；而同时经由欧洲的间接交易，增大幅度是最明显的。在十六世纪的欧洲国家中，只有葡萄牙一国与东印度进行着正规贸易；但是，到了十六世纪末，荷兰人成了葡萄牙人的竞争对手，并在数年之内就赶走了葡萄牙人，使葡萄牙人失去了在印度主要殖民地上立足的权利。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两国都分占着东印度贸易的最大部分。不过，葡萄牙的贸易是日益衰退的，荷兰的贸易却是不断增长的，而且其增长速度超过了葡萄牙贸易的衰退速度。在上世纪中，与印度进行交易的国家还有英国和法国；到了这一世纪，它们之间的贸易范围就更大了。瑞典和丹麦是在本世纪才开始与东印度进行贸易往来的。最近，俄罗斯也组织了所谓的“商队”，准备经由西伯利亚和鞑靼到达北京，与中国开始正规的贸易往来。
总之，在与东方进行贸易往来的国家当中，只有法国的贸易因为近期的国内战争而被毁灭，其他各国的贸易几乎都扩大了。欧洲对东印度消费品的需求增多，甚至曾使印度各种业务都逐渐增大。就拿茶叶来说吧，在十六世纪中叶之前的欧洲，茶叶是极其有限的，一般都被用作药品。可现在，每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输入本国用作饮料的茶叶，甚至达到了一百五十万磅。即使是如此多的茶叶，也无法满足英国人民对茶叶的有效需求，所以不断有更多的茶叶被秘密地输入英国。这些茶叶所经过的地方，不但有荷兰各港和瑞典的哥登堡，还有法国东印度公司繁荣时期的法国海岸。此外，欧洲对中国瓷器、马鲁古群岛香料、孟加拉布匹及其他无数货物的需求量，也几乎以同样的比例增加。所以说，与现在相比，欧洲在上世纪任何时候所用的船舶都非常少，即使是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也不例外。
但是，自欧洲与亚洲开始进行贸易往来的初期至今，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与印度）金钱的价值都远远高于欧洲。原因是，亚洲各国大多是产米国，几乎每年都能收获两至三次稻米，而且每次的收获量都普遍比小麦多。因此，在面积相同的情况下，产米国所产的粮食，必然比产麦国更加丰富，也必然能养活多得多的人口。另外，在这些国家里，富人有大量自身消费不了的剩余食物可以出卖，因而他们所能购买的劳动量自然也多得多。从所有的记载来看，中国和印度的高官、富豪，不但都比欧洲最富裕的人拥有更多奴隶，还可以用大量过剩食物来交换金银、宝石这类产额甚少的珍奇物品。因此，供给印度市场的银矿和供给欧洲市场的银矿相比，即使二者的矿产总额相同，前者的产物也能从印度换得更多的粮食。
然而，同样是出产贵金属的矿山，供应印度市场的矿山，似乎远远比供给欧洲市场的矿山贫瘠；而同样是出产宝石的矿山，供应印度市场的矿山产出量，却远远比供应欧洲市场的矿山产出量丰富。所以，跟欧洲的贵金属相比，印度的贵金属不但能换得多得多的宝石，还能换得多得多的粮食。在印度，金刚石这类非必需品的售价比欧洲低一些，粮食这一最重要必需品的售价更是比欧洲低得多。但是，正如前面所说，中国和印度这两大市场的劳动的真实价格，即劳动者所能支配的生活必需品的量，却比欧洲低。因此，这两大市场的劳动工资所能购买的食物量就较少。由于这些劳动只能购买到少量且便宜的食物，所以即使印度食物比欧洲食物低廉，印度的劳动价格也会加倍低于欧洲的劳动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