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经济国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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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论增进劳动生产力的因素及分配劳动(10)

上世纪,英国消费的苹果和洋葱,大部分都是从弗兰德输入的。麻布和呢绒制造技术的大改良,让劳动者穿上了质优价廉的衣服;而随着贱金属制造技术的改进,劳动者不但有了更精良的职业工具,还用上了便利的家具。当然,由于课税,肥皂、食盐、蜡烛、皮革、发酵酒等的价格抬高了。不过,贫穷劳动者极少会消费这些价格昂贵的东西。因此,对贫穷劳动者来说,多数物品的价格都降低了。现在,经常能听到一种说法,就是贫穷劳动者也开始奢侈了,他们对以前的衣、食、住都感到不满。由此,我们确信劳动的货币价格与真实价格都增加了。

下层阶级的生活状况得到了改善,对社会有利还是不利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显。无论一个国家有多大,其居民大多数也都是仆役、劳力和各类工人。

如果大部分成员的境遇都得到了改善,就绝对不会对国家造成损害。假如一国的大部分居民都处于贫困、悲惨的状态,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不繁荣。此外,对一个为全体社会提供衣、食、住的人来说,他只有分享到一部分劳动生产物,才能让自己的生活也过得去,这样才算公正。

因为贫困,人们无疑不想结婚,却未必不结婚。贫困似乎对生育有利。在苏格兰高地,生活在半饥饿状态的妇女,常常能生二十多个孩子;而上等社会的妇女,一般只能生两三个,有的还不能生育。在上等社会,妇女经常会患不孕症;而在下等社会,却极少有妇女会患不孕症。生活奢侈的女性,虽然能够享乐,但其生育能力却往往会因此而被削弱甚至彻底丧失。

贫困虽然对生育有利,却对抚养子女极其不利。就像在寒冽和严酷的环境中,刚长出来的植物不久就会被冻死一样,在苏格兰高地,经常出现一个妇女生二十个孩子却只活了一个的情况。我从几位有经验的军官那里得知,就算是让部队士兵的所有孩子都去当吹鼓手,人数也不够,更别说是去补充部队的缺额了。而在军营附近的其他地方,却有很多可爱的孩子。不过,这些可爱的孩子,一般长不到十三四岁就会死去。在一些地方,半数的儿童不足四岁就死了;还有许多地方,有一半的儿童会在七岁前死去。普遍现象是,有一半儿童会在九、十岁前死去。在各地的下等人中间,普遍能看到这么大的死亡率。一般来说,下等人虽然比上等人更能生育,却不能像上等人那样细心地养育子女,因而其子女很少能成年。由育婴堂及教区慈善会收养的儿童,其死亡率比下等儿童的死亡率还要大。

各种动物,都需要一定的生活资料才能繁殖。在文明社会里,只有生活资料不足的下等人才能限制人类的繁殖,方法就是杀死大部分子女。如果劳动者有丰厚的劳动报酬,那么他就有能力改善儿童的给养,从而养大较多的孩子,而不是无奈地扩大杀死儿童的限度。

儿童被杀死的程度,必然尽可能地与劳动的需求程度相称。当劳动需求增加时,劳动报酬也会随之增加,这必然会鼓励劳动者结婚并繁育后代,因而人口也自然会不断增加,从而满足增加的劳动需求。当劳动报酬不能足够用来繁育后代,劳动报酬不久就会因为劳动力的缺乏而抬高;而当劳动报酬高到能够繁育过多的后代,劳动报酬不久就会因为劳动力过多而减到自然水平。在市场上,不管是劳动供给不足,还是劳动供给过剩,都会迫使劳动价格在短时间回复到社会所需的适当水平。

商品生产受制于商品需求,类似地,人口生产也必然受制于人口需求。如果人口生产过度迟缓,就需要促进其生产进度;如果人口生产过度迅速,则需要抑制其增长速度。正是这一需求,支配和决定了世界各地人口的繁殖程度,它促使了北美人口的迅速增加,也使得欧洲人口逐渐而缓慢地增长,还让中国的人口不增不减。

有一种说法是,奴隶的损耗会给雇主带来损失,而自由佣工的损耗则是其自身的损失。其实,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损耗都需要雇主来支付。雇主为了让各种职工和自由佣工都能够按照社会需求而增加、减少或保持人数不变,必须给付他们足够的工资。虽然自由佣工的损耗也会给雇主带来损失,但这一损失要比奴隶的损耗所带来的损失小得多。一般情况下,管理用于修补奴隶损耗资金的人,都是大意的雇主或疏忽的监工;而管理用于修补自由佣工损耗资金的人,则是自由佣工自己。如果让没有秩序的富人来管理钱财,那么钱财也会被管理得没有秩序;要是让锱铢必较的穷人自己来管理钱财,钱财自然能处处节省。

虽然富人和穷人都怀着相同的目的来管理钱财,但由于管理方法不同,其管理费用也大不相同。因此,根据所有时代的一切国民经验,我相信自由人的作品价格归根到底要低于奴隶的作品价格。即使是在普通劳动工资很高的波士顿、纽约和费城,也同样是这种情况。

所以,当国民财富增加时,劳动者就能够得到充足的劳动报酬,从而使得人口增加。要是有人对此发出怨言,那就表示他对国民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不满。

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当社会处于进步并日益富裕,但还没有达到绝顶富裕的状态时,也许大多数贫穷劳动者都会觉得幸福、安乐。当社会处于静止的呆滞状态时,人民生活是艰难的;当社会处于退步的悲惨状态时,人民生活是困苦的;而当社会处于进步状态时,社会各阶级都很旺盛,人民会生活得越来越快乐。

当劳动报酬充足时,普通人民就会受此鼓励而繁殖后代,并更加勤勉,就像人类的其他品质会因为受奖励而加强一样。丰富的生活资料,能增进劳动者的体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美好希望,则会让他们工作得更加卖力。所以,如果一个地方的劳动工资高,那么其劳动者也比低工资地区的劳动者更加活泼、勤勉、敏捷。比方说,英格兰的劳动者和苏格兰的相比,前者更强;而大都市附近的劳动者跟偏远农村的相比,也是前者更强。

这时,如果有些劳动者能花四天就挣足一星期的生活资料,那么他在其余的三天,就可以无所事事。但是,这种情况很少见。大多数劳动者在做着按件计算工资的工作时,往往都会在几年之内把身体累垮。据说,无论是伦敦还是其他一些地区的木匠,都不能将其精壮气力保持到八年以上。在其他许多按件计算工资的行业,也经常会发生这种现象。除了制造业按件计算工资之外,农村一些劳动也是按件计酬的。无论哪种行业都有一些特殊岗位,而工作在这些特殊岗位上的技工,往往会因为操劳过度而生病,而且生的是特殊疾病。关于这类特殊疾病,意大利著名医生拉马齐尼曾专门著书论述过。

在我们看来,士兵与勤劳人民不同。但是,他们在从事一些特殊工作时,也是按件领工资的,而且其报酬率不会超过一定的数额。士兵的这一报酬,经常是军官与领工者商定之后决定的,以避免士兵因操劳过度而损害健康。在这一工资数额确定之前,士兵们常常因为希望得到较大报酬而相互竞争,以致操劳过度,只用四天就完成了一星期的工作量。这么一来,他们就有了三天的闲散时间。

可是,世人却因为这三天的闲散而大发牢骚,甚至大声叫嚣。他们不知道,在连续数天都进行着紧张的脑力或体力劳动之后,大多数人都会有强烈的休息欲望。这种欲望,只有暴力或某种强烈的需要才能抑制住。在紧张劳动之后纵情放松是人的天性,不管是悠闲自在一会儿,还是去闲游浪荡或消遣娱乐,都可以避免产生危险甚至致命的后果。如果这一天性要求得不到满足,劳动者迟早都会产生特殊的职业病。

如果雇主有理性和人道,就不应该鼓励劳动者勤勉,而应该让他们适度地休息。我相信,无论在哪个行业,如果劳动者既能适度休息又能不断工作,那么他不仅能够长期保持健康,还能做出比其他人多的年工作量。

有人说,劳动者在物价低廉时比平常懒惰,而在物价高昂时又比平常勤勉。因此,他们得出了这一结论:劳动者会在生活资料丰富时迟缓地工作,而在生活资料不足时紧张地工作。诚然,当生活资料略微较平常丰富时,有一部分劳动者确实会偷闲。可是,这并不代表大多数劳动者都会因此而怠工。这么说,就好比是说人在吃得不好、意志消沉以及疾病时,会比吃得好、兴致勃勃以及健康时,更卖力地工作,这种说法似乎不太可靠。对普通民众来说,饥馑往往意味着疾病和死亡,他们的劳动产物势必会因此而减少。

当物资丰厚时,佣工往往不需要给人帮工就能够靠劳动过活。由于食品价格低廉,雇主也会增加维持佣工的资金,并雇用更多的佣工。农业家尤其如此。

因为,这一时期的谷物价格相对低廉,农业家与其将谷物低价卖出,还不如用它来维持较多佣工的生活,从而得到较大的利润。于是,对佣工的需求就增加了,而能够满足这一需求的佣工却同时减少了。所以,当物价低廉时,劳动价格往往会上升。

当物资缺乏时,佣工的生活会困难而不安定,这就促使佣工迫切希望恢复以前的佣工工作。但是,由于食品的价格高昂,雇主往往不会增加雇工人数,而是减少维持劳动的资金。此外,贫穷的独立劳动者为了支付高昂的物价,往往会全部消费掉原本打算购置材料的小额资本,这样也就只能变成雇工了。当就业机会少于求职人数时,许多人为了得到一个职位,就只好接受低于平常的条件。所以,当物价昂贵时,佣工和帮工的工资往往很低廉。

因此,物价高昂的年头更有利于雇主。在物价高昂的年头,雇主在和劳动者订结契约时,往往会觉得劳动者比物价低廉时更恭顺、更愿意依靠他们。所以,雇主们自然认为物价高昂有利于他们的事业。地主和农业家们喜欢物价高昂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地租和利润大部分都取决于粮食价格。

一个人在为别人工作时,不可能会比为自己工作更卖力。所以,独享自身劳动生产物的贫穷劳动者,一般都比按件计酬且与雇主分享劳动成果的帮工勤勉。一些大制造厂里的雇工,往往会因为恶友的诱惑而失去道德;而独立劳动者却不会受到此类影响。如果雇工的工资是以年或月计算的,那么无论其工作量有多少,得到的工资和津贴都是一样的;而独立劳动者却由于独享劳动生产物,因而工作效率也比雇工大得多。当物价高昂时,独立劳动者对各种帮工和佣工的比例会有增加的倾向;而当物价低廉时,这一比例则会减少。

法国一位博学多才的作家麦桑斯,曾在圣·埃蒂安选举中担任税收官。他曾经把埃尔伯夫的粗毛织品、卢昂的麻织品和丝织品这三种制造品,在物价低廉以及高昂时期的产量及价值作了比较,证明了贫民在物价低廉时所做的工作更多。从他由官署登记簿上抄下的报告来看,在物价低廉时,这三种制造品的产量及价值一般都大于物价高昂时;当物价最低时,产量与价值往往是最大的;而当物价最高时,产量及价值往往最小。总的说来,这三种制造品似乎都处于停滞状态。如果逐年计算的话,其产量也略有出入,但总体上却是不增不减。

苏格兰的麻织品、约克郡西区的粗毛织品,它们的产量与价值虽然时有变动,但是大体上却正在增加。不过,从这些制造品的年产额公布记录来看,年产额的变动与物价的高低之间,似乎没有明显的关系。这两种制造品的产量,在物资非常不足的1740年的确是大幅度下降了。但在1756年,虽然物资仍然相当不足,但是苏格兰麻织品的产量却比正常年份还多,而约克郡西区粗毛织品的产量却下降了。直到1766年,也就是在美洲印花税法废止以后,约克郡西区粗毛织品的产量才恢复到1755年的数额,而且在随后的两年内增加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从此就不断增加。

对于一切目的在于外销的大制造业来说,决定其产品销量的因素有很多,比如消费国影响商品需求的情况、时局是和平还是战争、竞争者的盛衰、主要顾客的购买欲望等。跟这些因素相比,产地的旺季价格高低就算是次要因素了。此外,也不排除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物价低廉时的大部分额外制造品,都没有登记在制造业公开记录上。当物价低廉时,男佣工可能会成为独立劳动者,妇女则在家中给全家人织布制衣。这时,独立劳动者的制造品可能就不会向大众出售自己的家庭制造品,而只是被邻居请去制造家庭用品。因此,这一制造品也就没有算在售给大众的商品之内,所以也就没有登记在制造业的公开记录上。而我们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往往就根据这些不免夸张的记录来妄断最大帝国的盛衰。

劳动价格的变动与食物价格的变动,往往不一定一致,甚至还经常完全相反。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断定食品价格不影响劳动价格。支配劳动价格的因素有两种,一是劳动需求,二是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价格。当人口增加、减少或不变时,劳动需求随之而变,并由此决定必须供应给劳动者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数量;而劳动价格则由购买这些数量所需的金额决定。所以,当食物价格低廉时,劳动价格有可能会非常高。当食物价格昂贵时,如果劳动需求保持不变,那么劳动价格就会更高。

如果突然遇上大丰年,劳动价格可能会上升;要是突然遇上大荒年,劳动价格则可能会下落。因为,劳动需求在大丰年时可能会增加,在大荒年时则可能减少。

在突然的大丰年里,很多雇主都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和雇用更多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