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又称《韩子》，是中国古代法家的集大成之作。在该书中，作者韩非总结了战国前期法家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等人的思想，把我国法家的思想理论推上一个高峰。
韩非（？——公元前233年），战国时代韩国人，出身于韩国君主之家。《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他是“韩之诸公子”。这“诸公子”的身份，据有的人解释，是指君主的妾所生的儿子。
韩非从小喜好刑名法术之学。所谓“刑史”，是循名责实的意思。刑名与法术结合所构成的学问，是讲治国要用法律，法律的制定要有一定的度数，有明确的是非标准，该赏则赏，当罚就罚，不避亲私。这种观点的宣传者主要是法家，它的渊源一般被追溯到黄老。
到韩非子求学的时代，当时还注重刑名之学而又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只有儒家的别派传人荀子。荀子继承了儒家思想，但他能打破门户之见，对各家学派的思想精华兼收并蓄，其中也包括法家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因此，从小喜爱刑名之学的韩非便慕名前往拜师，成了荀子的门徒。与他同窗的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就是李斯。在才华上，韩非比李斯要高出一头，《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就记载：“斯自以为不如非。”
当时是战国纷争时代，韩非是韩国人，又是君主的儿子，因此，学成之后，他便返回故土，以期报效祖国。而李斯则去秦国。
韩非回国之后，他的政治抱负并没有得到实现，因为当时韩国的政治腐败，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国君所用的那些“当涂之人”，结党营私、苟且偷安，极力排除主张革新、要求推行法治的“智术之士”（见《孤愤》等篇）。在这种政治条件下，韩非只好退出政治斗争的名利场，回到书斋，以著书立说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
韩非的文章，不仅思想性强，见识不凡，而且充满感情色彩，文辞华美。这样的作品一经传出，很快就越出了国界。不久，秦王嬴政也读到他的《孤愤》和《五蠹》等名篇。据司马迁记述，秦王读到《孤愤》之后，赞扬不已，大发感叹：“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李斯告诉他，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韩非，这人现在就在韩国。秦王大喜过望，为早日见到他所推崇的这位旷世奇才，他甚至不惜以发动一场战争的代价，武力相逼，促使韩王就范，让韩非出使秦国。
韩非是公元前233年抵达秦国的。到这里不足一年，还未等到受秦王重用，他的同窗学友李斯因惧怕韩非得势、抢走他的地位，就在秦王面前故意诋毁韩非，说他是韩国的公子，表面上虽鼓励秦王兼并诸侯，最终只会替韩国打算，不如早点杀掉他，以免留下祸患。秦王听信了李斯的谗言，将韩非下狱治罪。李斯又让人送去毒药，逼韩非喝药自杀而死。不久秦王就后悔了，派人去赦免他，但为时已晚。
韩非死后，他的文章散诸韩、秦两国。为了纪念他，后来他的门生故旧们通过各种渠道，把这些散落在各地的文章汇聚一起，这样终于有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韩非子》一书。
推其成书年代，恐怕要在秦末汉初了。所以，《四库提要》说：“疑非所著名自为篇，非没之后，其徒收拾编次以成一帙。故在韩在秦之作均为收录，并其私记未完之稿亦收入书中。名为非撰，实非非所定也。”
在中国思想史上，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这点历来为世人所公认。就韩非的诸多思想而论，法、术、势的理论是其中的核心。因此，我们首先对韩非的这方面观点着重作些介绍。
什么是法？什么是术？《韩非子·难三》是这样说的：“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在《定法》中又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
两段引文清楚说明，在韩非那里，“法”是指法律条文，“术”则指“权术”或“权谋”。它们是君主统治的必备手段。但是，“法”和“术”又是相对而言的，因此，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少区别。这些区别可以大致分辨如下：
首先，就承担主体而言，“术”是藏在君主心中的，由君主本人亲自操纵，大臣是不能有“术”的，否则对君主本身危害极大；而“法”则是官府颁布的，操纵者为政府的各级官吏，目的是使官吏统御百姓时有明确的赏罚标准，所以韩非说它是：“臣之所师”。
其次，从透明度上看，“法”是官府颁布的，官府颁布的目的，是为了让老百姓知道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不要犯禁，因此就法来说，应该是公布的越明白越好。“术”由于只能藏于君主心中，它最讲求隐蔽性和诡诈性，否则随便让人知道，“术”也就不成其为术，就会失效。因此在韩非看来，“术”应讳莫如深，即使是君主身边的近侍宠臣，也不应该让他们知道。
最后，从法与术的功能、作用以及作用的对象上看，“术”由于深藏于君主心中，运用的对象是群臣而不是远离君主的老百姓。“法”则基本上操纵在官府和官吏手中，运用的对象是那些手下的平民百姓。“术”由君主操纵，靠它来平衡君臣间的各种纠纷和利害冲突，从而在无形中把群臣控制住。反之，“法”由官府和各级官吏掌握，它的直接对象是老百姓。法的基本功能有二：一是惩罚，二是奖赏。执行惩罚是为了警戒和打击那些奸邪之人；实施奖赏是鼓励百姓致力于耕战军功，从而保证国富兵强，实现王霸。
君主心中有“术”，善于统御群臣，官府又制定有明确的法律，公诸于众，使之令行禁止。这样，就能上下一致，拧成一股绳，唯君主的意愿是从，臣不敢有非份之想，民不敢有偷私之心，君主号令全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如果这样，还愁国不富、兵不强吗？还怕君主在大臣和百姓的心目中没有权威吗？君主既有权威，君主所应具备的“势”也就自然而然地显示出来了。因“势”治国，还愁有坚不摧、有敌不克吗？所以，韩非主张的法、术、势思想其实是合而为一的，中心点是维护君权，巩固君主专制。
由于韩非的主张是那样公开和毫不隐讳，而他所提倡的手段又是那样的直接甚至是刻毒，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历朝历代的谋臣们一再鼓噪君主应当以儒学治国、多行仁义，但对于君主个人来说，大多对韩非的观点暗加赞许。
除专门为君主所阐述的法、术、势的思想之外，《韩非子》一书还包括其他一些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就文学方面而论，在中国文学史上《韩非子》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说林》（上、下）、《内储说》两篇和《外储说》四篇中，作者以寓言、传说的形式，为我们记述和保留了许多优秀的故事。如关于“矛盾”的寓言，文笔生动，思想深刻，影响极大，至今仍是中小学课本的范文。
在学术思想史方面，《韩非子》的贡献也是公认的。其中“显学”一篇，为我们保留了十分珍贵而又真实可信的先秦学术史资料，正是透过它，我们后来才知道，在先秦时代，孔子以后，儒家有八派；在墨子之后，墨家有三派，可谓盛况空前。此外，《解老》和《喻老》也都是中国学术史上现存最早研究和注释《老子》的作品。其中《喻老》一篇论，更是开创了哲学大众化和通俗化的先河。
总之，《韩非子》一书包含了极为丰富的内容，可以使读者从中受到很多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