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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章 其他名胜古迹(9)

1979年版《辞海》说:“古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东北,战国秦置……现仅存关门。”同书“秦关”条目则说秦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南,是秦的东关”,台湾1973年版的《中文大辞典》又说它“在今河南省灵宝县西南”。重版《古今地名大辞典》亦称:“古函谷关现在河南省灵宝县西南里许。”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文史知识》1983年第10期刊载了汤漳平题为《何处古函关》一文,汤文又提出了新论点。他说:“古函谷关的真正地址是在今灵宝县北(略偏东)约三十里地处的坡头公社王垛村。”汤漳平说,为了搞清古函谷关究竟在什么地方,1981年11月他亲自深入到河南省灵宝县进行调查。在灵宝县有关方面的配合支持下,查阅了历代文献资料的有关记载,对照唐初重要地理著作《括地志》、宋人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并在王垛村实地考察。虽然没有见到古函谷关的遗迹,但却见到了一些能够说明古函谷关地址的古迹。在王垛村,他见到了古关原有的太初宫,今改为王垛学校,校舍内还保留了部分古代建筑。尤为有趣的是,王垛村原来有个土台,老百姓称它为鸡鸣台,并能说出它的由来。经过调查、考证,汤漳平还对《辞源》《中文大辞典》《辞海》《古今地名大辞典》等记载的论点,提出了意见。

汤文说,《辞源》和《中文大辞典》错在沿袭旧说,没有注意到灵宝县城已在20多年前迁往虢略镇,在虢略镇东北40余里处的旧县城早已浸入三门峡水库中,“今河南灵宝县南”当然不会再有古函谷关的故址。

对《辞海》和《古今地名大辞典》的记载,汤文则认为其错“是把清代修建的新关,误作为古函谷关了”。根据光绪年间撰修的《灵宝县志》载:“函谷关在邑西南里许,曹操西征张鲁时开粮道于此,后遂置关。基址久湮,前令江蘩重建,去周置旧关十余里。”汤文说,《辞海》所说“现仅存关门”的那个函谷关正是清代所建的新关遗迹。

汤漳平使古函关究竟在何处的争论,又多了一种新说。

古营丘到底在哪里

古营丘在哪里?这不仅是齐国史的问题,而且是山东古国史的重要问题。随着山东古国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营丘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

营丘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于齐营丘,是为太公。太公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营丘边莱。五传至哀公,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哀公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袭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因袭薄姑都,治临淄。”这里虽未说出营丘的具体位置,但却说明了营丘和临淄不是一地异称,而且靠近莱国。但到《汉书·地理志》提出“临淄名营丘”后,便产生了“临淄”和“昌乐”两说。《汉书·地理志》临淄条注引:“应劭曰:‘齐献公自营丘徙此。’臣瓒曰:‘临淄即营丘也。故晏子曰:姑爽鸠氏居之,逢伯陵居之,太公居之。又曰:先君太公筑营之丘。’”从此两说并立,各有论证。郦道元主张临淄说,其《水经注·淄水》云:“尔雅曰:‘水出其前左为营丘。’武王以其地封太公望,赐之四履,都营丘为齐。或以为都营陵……余按营陵城南无水,惟城北有一水,世谓之白浪水……由《尔雅》出前左之文,不得以为营丘矣。营丘者,山名也……今临淄城中有丘,在小城内……淄水出其前,故有营丘之名。”

《太平寰宇记》、赵一清《译水经注》等则主张昌乐说。阎愉《营丘辨》驳郦道元说:“营,营(萦)也。营行脉中,于前必左,营丘者,水出其前之左而营其丘也。盖《尔雅》之释文如此。如今营丘故城,旧垣尚在,蜿蜒数十里……偏东则迤逦而高,若陵埠焉,谓之石埠。南瞰白浪河,自西而绕城东流,折而北入潍邑界。近城复有金带河,经胜井水沿隍而东,入于白浪,与前左之文正相符矣。而郦道元独主临淄古城为营丘,反谓此与《尔雅》不合,不亦信度而不信足耶?因是附会。”同时指出,临淄去莱差远,离海也较远,与《史记》之“营丘边莱”、《汉书·地理志》之“太公以齐地负海舄卤……通鱼盐之利”的说法相悖。

当代以来,郭沫若主张临淄说,他在《中国史稿》第一册中说:成王把师尚父封为齐侯,统治薄姑氏的土地和人民,都营丘(今山东临淄北)。而范文澜主昌乐说,他在《中国通史》第一册等处说:成王封外祖父太公吕尚做齐侯,都营丘(山东昌乐)。

外,又有新说提出。

王恩田主临淄说,但否认郦道元“营丘在小城内”之说。他在《关于齐国建国史的几个问题》(《东岳论丛》1981年第4期)中指出:“郦道元所谓营丘在临淄齐故城小城内的说法是错误的……此台系夯土建筑台基,非自然形成的土丘。”再者,“小城城墙及周围文化遗存,多属战国以后之物……不可能是营丘。”“笔者认为今大城东北角‘韩信岭’一带,具有地势高、遗物丰、时代早的特点……很可能即太公所封之营丘。”

赵守诚主昌乐说。他在《齐都古营丘浅探》(《东岳论丛》1986年第2期)中除列举前人有关论述外,特别提出地方志记载和当地古地名等文化遗存对研究此问题的重要意义。他引章学诚《修志十义》说,方志“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事,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昌乐县志》、《青州府志》、《山东通志》皆主昌乐说是有根据的。从地名及遗物看,昌乐古营丘一带至今有古城残垣遗迹近5公里,有村仍名营丘。此外,附近还有古城、城前、城角头、古城店等村名,都印有古营丘的遗痕。

夏明采在考古发掘的基础上提出新说——益都臧台遗址说。他在《营丘新探》(《东岳论丛》1986年第2期)中认为以上诸说皆难成立,而新发现的益都北部臧台大型遗址,有可能解开营丘之谜。因为那里地势较高、范围很大、时代早、遗物多,有两个大型台基:臧台和台后遗址,符合“太公筑营之丘”的记载;臧台南4公里褚马有跃龙河发源经台向西北流,符合《尔雅》“水出其前,左为营丘”的说法;臧台方位在淄、弥河之间,恰与“营丘边莱”说符合。更重要的是出土大量文物中有西周遗物,特别是圆筒半瓦当这种西周仅用于宫殿、春秋中期也限于大型建筑才能用的建筑材料的出土,说明此地有可能就是文献中记载之古营丘。

另外,还有人认为,寿光县之呙宋台遗址面积大、文化堆积厚,历年有商周青铜器和陶器出土,西面又有古河道,有可能是古营丘之所在(见《东岳论丛》1982年第4期封三)。

以上诸说,各有所据,但均不能作为定论,只有暂且存疑。

黄鹤楼何以命名

“城下沧江水,江边黄鹤楼。朱栏将粉堞,江水映悠悠。”

黄鹤楼,故址在今湖北省武汉市蛇山的黄鹤矶头,相传于三国吴黄武年间建造,以后又屡毁屡建。历代有关黄鹤楼的诗文画幅数不胜数,王维的这首诗仅为沧海一粟。从六朝至唐代的文字记载、宋元明各代绘画及清代丝织品图案和清末所摄照片来看,昔日黄鹤楼,轩昂宏伟,辉煌瑰丽,峥嵘缥缈,令各代文人骚客流连忘返,以致“游必于是,宴必于是”。现修复的黄鹤楼恐怕难以达到昔日那样的意境了。

尽管古籍中有关黄鹤楼的资料极为丰富,然而对黄鹤楼何以命名的记载却少得可怜,且不尽相同,甚至穿插附会了许多神话故事。

任《述异记》记载了这样一则有趣的故事。一次,荀叔伟出外东游,在江夏城(今武昌)黄鹤楼上小憩。突然,他隐隐约约地望见有一飞禽自西南方向急急飞来,“飘然降至霄汉”。不一会儿,此禽已经降到楼上,一瞥之下,原来是只背驮神仙的鹤。鹤停留在门旁,这位身着霓裳羽衣的骑鹤仙人便立即就座,与荀叔伟吟诗痛饮,“宾主欢对”。过了一会儿,骑鹤仙人便告辞而去,“跨鹤腾空,渺然而灭”,来无踪,去无影。

《报恩录》则写了一个“辛氏酒楼”的神话:辛氏在山头设摊卖酒,一个神秘道士数次在此饮酒后,辛氏都没有索取一文酒钱。一次,道士临别时,取橘皮在山壁上画了一只神采飞扬的鹤,嘱辛氏道:顾客一到,就拍手引鹤下壁,这鹤便会“飞舞侑觞”。辛氏遵嘱试行之后,道士的话果然应验了,画中鹤立即满天飞舞,一时间顾客盈门,辛氏不久就发了财,成为当地有名望的富豪。光阴荏苒,转瞬7年过去了,道士故地重游,拨弄一番身上佩戴的铁笛后,空中就飞来了白云,随之而来的是鹤。道士便这也是以神话命名说的一个依据。神话中涉及的“神仙”,有王子安、荀叔伟遇到的骑鹤仙人和吕洞宾等。这些神话,的确为黄鹤楼增添了诗情画意,但作为确定楼名的依据似乎站不住脚。

最早提到黄鹤楼这一建筑的是南北朝时梁氏萧子显所撰的《南齐书》。《南齐书》提到:“黄鹤楼在黄鹄矶上。”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志》则说,东吴黄武二年(223年),筑城江夏,“以安戍地也”“城西临大江,西南角因矶名楼,为黄鹤楼”。这说明应是先有“黄鹄矶”,才有“黄鹤楼”。古今不少学者据此认为,黄鹤楼是以地而命名的。然而,黄鹤楼所在的地点,叫“黄鹄山”“黄鹄矶”,照理说,楼名似乎应该为“黄鹄楼”才更合情合理。其实,文献称其地为“黄鹄矶”“黄鹄山”的虽多,但并不尽然。《方舆纪要》就说,黄鹄山,又名黄鹤山,坐落在城西南面,“峭峙江口,与大别对”。《武昌府志》云:“黄鹤山曰高冠山,西至于江,其首轰然,黄鹤楼枕焉。”《蔗余偶笔》记载曾衍东题黄鹤楼太白堂楹帖为“超然之作”,对联曰:“楼未起时先有鹤,笔从搁后更无诗。”可见,黄鹄、黄鹤指的是同一座山,说黄鹤楼以地命名似乎证据确凿了。

但据《礼部诗话》记载,黄鹤楼似是以人命名的。《礼部诗话》载,唐代诗人崔颢在题黄鹤楼诗“昔人已乘白云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下的自注中说,“黄鹤乃人名也”。《礼部诗话》认为,“子安乘黄鹤过此”中所提到的“黄鹤”,正如崔颢自注所云,皆是人名,并指责张南轩“妄谓黄鹤以山得名”,提出“或者山因人而名欤?”高步瀛在《唐宋诗举要》中否定了《礼部诗话》的说法。他认为崔颢的诗应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起句云“乘鹤”,故下说“空余”,如果起句为“白云”,“则突如其来,不见文字安顿之妙矣”。后世某些才疏学浅之人见此诗起句中出现三个“黄鹤”、一个“白云”,似乎不均匀,遂妄改第一句的“黄鹤”为“白云”,使黄鹤、白云两两相俪。高步瀛认为,所谓崔氏自注之说亦是这种人所“妄造”的。因而,以人命名说也是立不住持以地命名说的人很多,在三种说法中占首位,然而其说依然没有比较确凿的根据。《南齐书》等文献只能提供一些零星的材料,并没有系统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