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文学历程
现存最早有记载的古巴文学作品是史诗《忍耐的镜子》，作者是西尔维斯特雷·德·巴尔沃亚·特罗亚·伊·凯萨达，于1968年出版，八行一节，真实地展现了当时古巴的社会形貌。17世纪初的古巴，受西班牙殖民统治，是其前往南北美洲陆地之间的必由之地，社会黑暗，民不聊生，加上低级的社会形态，人们只能以口耳相传的形式表达不满，而没有通过文学出版书籍记录事实的可能。17世纪末，古巴出现了西班牙裔的书商，为古巴的文学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据记载最早的古巴作家（专门从事创作工作，并有作品问世）是哈瓦那人圣地亚哥·德·皮塔，他写过一部剧本《假王子园丁克罗利达诺》，在西班牙出版。18世纪30年代，古巴出现了两位着名的诗人，何塞·苏里·伊·安吉拉和何塞·罗德里格斯·乌卡雷斯，他们笔锋犀利，为人们留下了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作品。此外，在历史题材创作领域，佩德罗·阿古斯丁·莫雷利·德·圣塔·克罗斯的《古巴岛的历史和教堂》和何塞·马丁·菲利克斯·德·阿拉特的《新大陆的钥匙、西印度群岛的屏障》等杰作问世。
18世纪末期，古巴出现了第一所报业机构——《哈瓦那报》。1793年“祖国之友经济协会”诞生，成为古巴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意义深远。此时作家的创作大多倾向于对社会经济和哲学等问题的思考，文辞华丽，其中代表诗人有曼努埃尔·赛凯拉·奥兰多和马努艾尔·胡斯托·卢瓦尔卡瓦。
19世纪初，古巴政府宣布出版自由，报刊业日益繁荣起来。1834年8月，“祖国之友经济协会”的文化中心独立出来，扩展为古巴文学研究院，成为了反叛西班牙殖民统治运动的一面旗帜，没过多久就被当局封锁了，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作家们开创民族文化的努力，他们以多明戈·阿庞特为代表，着重强调民族独立和个人自由，充满爱国主义意识。值得一提的是，何塞·马里亚·埃雷迪亚是在诗歌中表达独立愿望的第一人，而诗人加夫列尔·孔塞浦西翁·巴尔德斯，剧作家何塞·哈辛托·米拉内斯则表现了个人对抗命运的本能。何塞·哈辛托·米拉内斯写的小说和普拉西多的诗歌，以及胡安·弗朗西斯科·曼萨诺的作品都抨击了社会的不公和现实的黑暗。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古巴争取独立运动的失败，西班牙殖民政府开始对文化工作者进行残酷镇压，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抓捕，伟大的诗人普拉西多则被暗杀。当时的文化界人心惶惶，逃避现实，作品多描绘地方风土人情，追求感官享受。比如后来被称为浪漫主义大师的拉斐尔·马里亚·门迪维，其作品就是在这一时期问世的，他的名作《露珠》以歌颂大自然、清新纯粹的风格引起了文坛的瞩目。当然，也有一些忧国思民的作品，比如诗人华金·卢阿塞斯写了充满爱国情怀的作品，胡安·塞内亚的作品压抑、孤独，风格低沉而阴郁，他的爱国诗作溢着感伤、凄切的情调。这时出现的抒情诗也充满了郁愤的情调，诗人们以古巴原住印第安人的生活为原型，描写风景田园、生活习俗，表示对印第安部落消亡的悼念和对西班牙当局的不满。初登文坛的路伊萨·桑普拉娜和赫尔特鲁斯·阿维利亚内德是古巴女诗人的代表，为古巴诗歌的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
1868年至1895年，古巴爆发了两次反抗西班牙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文学家们配合战争，创办各种刊物，宣传民族独立的思想。此时最重要的作家是何塞·胡里安·马蒂，作为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运动的开创者之一，他成为了古巴独立运动的先驱。
20世纪初，古巴共和国成立，曾经被迫流亡海外的作家相继归来，他们或追求自我表现，或抨击政治腐败。小说《将军与博士》（卡洛斯·罗维拉着）体现了反抗教权的思想，《诚实的女人》、《不贞洁的女人》（均为米格尔·卡利翁着）首次采用自然主义笔法揭露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和底层民众的生活。剧作家何塞·安东尼奥·拉莫斯的《沼泽》和《科阿伊巴伊》抨击了帝国主义垄断和种族歧视。诗人雷西诺·佩德罗索的《思想上的阿拉伯花环》、奥古斯丁·阿科斯塔的《翅膀》和何塞·曼努埃尔·波维德的《先导诗》（第三部）的出版，标志着古巴诗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少作家逐渐脱离了现代主义的束缚，去寻找新的创作之路。
1926年后，受经济危机和政府独裁统治影响，古巴社会矛盾加剧。
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反剥削、反压迫的内容，有的作品甚至表现了无产者对社会不平等的愤怒，比如诗人曼努埃尔·卢那、尼古拉斯·纪廉等。
特别是民族诗人纪廉，作为当时黑人派运动的代表，他采用黑人诗歌的韵律，表现他们困苦的生活。真正的黑人诗歌出现于1928年，以诗人何塞·塔列特的《拉·伦巴》发表为标志，而《穷苦的黑人》、《黑奴》（均为费尔南多·奥尔蒂斯着）和《美洲黑人诗歌荟萃》（埃米里奥·巴利亚加斯编选）的出版，则加大了黑人派运动的影响。小说《埃古·扬巴·奥》（阿莱霍·卡朋提尔着），使黑人派运动扩展到了小说领域。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古巴的文学表现的多是民族的觉醒和人民的反抗，诸如《没有女人的男人》和两部短篇小说集《英雄》、《两条船》（均为卡洛斯·蒙特内格洛着），《第九个月亮及其他》（里诺·诺瓦斯·卡尔沃着）等。
菲利克斯·皮塔·罗德里格斯的作品反映渔民和种植园工人艰苦的生存环境。恩里克·拉布拉多尔·鲁伊斯开始运用口语创作，讲述世俗人生，代表作有《走私》、《圈套》等。1946年，何塞·来萨马·利马创办了《源头》杂志，倡导寻找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艺术。着名戏剧家、诗人比尔希利奥·皮涅和诗人、民俗学家萨穆埃尔·费霍安赫尔·加斯特卢等老一辈艺术家和加斯通·巴凯罗、埃利塞奥·迭戈、菲纳·加西亚·马鲁斯等青年文艺工作者云集响应，他们创作了大量回忆童年、怀念故乡的作品。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老一辈文人继续创作，同时新一代诗人、作家层出不穷。此时活跃于文坛的老诗人有纪廉、比塔·罗德里格斯、纳瓦罗、卢纳等。新一代诗人中成名较早的有洛维尔托·费尔南德斯·雷塔马尔，他创作了诗集《诗歌，在其该在的位置》；法亚德·哈米斯，成名作《抛石子》；巴勃罗·阿曼多·费尔南德斯，着有诗集《我，巴勃罗》；埃维尔托·帕迪利亚，代表作《礼物》等。在小说领域，老作家阿莱霍·卡朋提尔写出了《这个世界的王国》和《法的根源》两部反映海地独立战争的作品。小说家吉利尔莫·尹凡特创作了《平时和战时一个样》，反映了巴蒂斯塔政府统治时期的暴政和人民生活的惨淡。同时，何塞·奥尔特加的《九号站》、温贝特·阿雷纳尔的《太阳当头》、何塞·普伊戈的《贝尔蒂雄166》等，都对旧社会作出了无情的揭露。着名戏剧家何塞·特里亚内、阿维拉尔多·埃斯托里诺等写了诸多讽刺社会丑恶现象的剧作，比如《镜子里的美狄亚》、《偷猪》、《情况需要调查》等。
安布罗西奥·福尔内特和里内·莱埃尔等评论家也不吝笔墨，对社会弊端进行了抨击。正是这些有责任感的文人，时刻纠正古巴社会的偏颇，为文学道路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2．成功的教育
从近年来中国与古巴的教育合作上来看，两国的教育水平都在飞速发展，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古巴的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实现了九年义务教育和全民公费教育，国民素质显着提高。其教育事业之所以发展得有声有色，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教育水平与国家发展相结合；第二，重视品德教育；第三，采取国家分配的政策。到古巴留学的外国人主要来自欧美地区，多选择语言、医学、旅游、生物制药等专业，他们享受和古巴公民同等的免费医疗待遇。
古巴传统的高等教育历史悠久，18世纪古巴就建成了哈瓦那大学，并培养出了民族英雄何塞·马蒂和古巴传奇的革命者菲德尔·卡斯特罗。
20世纪初，哈瓦那大学扩展为一所综合性大学。革命胜利后，卡斯特罗政府非常重视本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提高了对高等教育的资金投入，于是，哈瓦那大学不断成熟的专业纷纷独立出来，形成专业性学院。目前，哈瓦那大学仍然既有文科专业又有理科专业，而且以文学、法学、神学、海洋、生物、经济等专业最为出名，学校内部还成立了十九个研究中心，对古巴的前沿科技作出了卓越贡献。
革命胜利前，古巴仅有三所大学，老师和学生的比例大概为1：15。而现今，古巴全国近七十所高等教育机构，已经培养了百万名毕业生，其中有十多万名外国留学生。古巴的大学录取率相对于不少国家都要高，20世纪90年代，它的高等教育纯入学率已经达到了21％，其中有一部分人是留学归来的。近些年，这些院校的入学率稍有降低，且女学生入学率远较男学生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