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红红宋丽琼
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是几代党报领导者和党报工作者共同探索的成果，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自党报党刊创办以来，共进行过三次大型的业务改革，即1942—1944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1956年以《人民日报》为典范的全国新闻改革，以及1978年至今的新闻改革。与之相随的还有对党报理论中一些重大问题如党性与人民性（群众性）关系的重新认识。本文将梳理三次改革中对这一问题的经典表述，分析其演进路径，并由此总结和概括党报理论发展的基本特征。
一、1942—1944年延安《解放日报》的改革，廓清了党报党刊的两大特质：党性原则和群众路线
党在成立之初就非常注重报刊领导工作，对其所刊载的内容也有明文规定。1921年中共“一大”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杂志、月刊、书籍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任何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应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和地方的出版物，均不能刊载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1]但由于童年阶段的党还缺乏足够的办报经验和办报条件，早期的党报党刊多为短期或不定期出版。虽也创办过如《向导》、《新青年》、《热血日报》等影响较大的报刊，但此时的党内同仁对党报性质与功能、目标与定位等一些基本问题的认知尚处于朦胧和不清晰状态。
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借助这次改版，党对前一阶段的报刊业务和理论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反思与总结。
延安《解放日报》创刊于1941年5月16日。其发刊词开宗明义，表明了自身的党报性质：“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2]在社长博古的带领下，初期的《解放日报》在版面设计上一版为国际，二版远东，三版国内（主要是国统区新闻），四版的上半部为边区新闻和根据地新闻，下半部为副刊。这种版面安排，看似符合“国际性大报”的“惯例”，但显然未考虑根据地的实际。在内容上，称蒋介石为“蒋委员长”，不加删改地转发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还全文刊登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种内容选择，貌似“客观公正”，但显然与党在当时要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击外敌的总目标相悖逆。因此，1942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报纸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要这样做，才是名副其实的党报。如果报纸只是或者以极大的篇幅为国外通讯社登载消息，那么这样的报纸是党性不强，只不过是为别人的通讯社充当义务宣传员而已，这样的报纸是不能完成党的任务的。”[3]
从1942年4月1日到1944年2月16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系列的社论和重要文章，对党报的方针和基本原则以及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原理和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精辟阐述了党报必备的四种品质，即“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4]。改版后，《解放日报》由一张“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名副其实的党报”。
（一）党性原则
在《解放日报》的改版社论《致读者》中，党性原则被列为党报的四种品质之首。1948年11月23日，新华社中原总分社的文章《办好党的报纸和通讯社》进一步强调：“党性是党报的第一生命”[5]。
党性原则非常鲜明地反映出党对党报的定位。我们知道，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阶级性最高和最集中的表现。它是千百万共产党员为了完成党在各个时期的任务，英勇奋斗、忘我牺牲、开拓进取实践的升华，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其具体要求就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反映党的工作，反映群众生活”。因为“报纸是党的喉舌，是这一巨大集体的喉舌”。为此，“在报社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的一部分。一切要依照党的意志办事，一言一动，一字一句，都要照顾到党的影响。”[6]
在这里，新闻与宣传的界限是模糊的，甚至常常是等同的：报纸所关注的焦点，不是如何适应新闻传播规律，而是如何成为“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和集体组织者”[7]。其选取新闻的标准，也不是新闻价值本身，而是服务于党在特定时期特定宣传目标的政治价值。其新闻传播的目的，不是为了满足读者对信息的需求，而是为了实现党的政治宣传目标。
这一观点和做法既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党报观点，又符合当时的革命实际。党的新闻事业诞生于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这种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和现实生存处境，使得党报党刊从一开始就难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信息传播媒介，而主要是作为一种宣传工具而存在的。延安时期，由于严峻的斗争形势，需要全党、全军和根据地政权的高度团结和统一，因而坚持党性原则显得尤为重要。党报必须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无条件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需要强调的是，在那战火纷飞的战争年代，对处于非执政地位的我党来说，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高度强调党报的组织性和战斗性，把服从和服务于党的各项任务作为首要职责。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党报弱化了自身作为新闻媒介的专业品性。
（二）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报刊是党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1922年9月，中国共产党出版的第一个机关报《向导》，就明确提出要依据“全国真正的民意”和“政治经济的事实”[8]来办报。1930年出版的党的机关报《红旗日报》则公开说，自己要成为“广大全国工农群众之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喉舌”[9]。在《解放日报》改版过程中，“群众性”被再次强调。其《致读者》指出，要“使《解放日报》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同时也就是要使它成为天下人的报。成为一切愿意消灭民族敌人建立民族国家的人的共同的喉舌”。社论表示：报纸要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必须“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群众情绪、生活需求和要求，记载他们的可歌可泣的英勇奋斗的事迹，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报纸的任务：不仅要充实群众的知识，扩大他们的眼界，启发他们的觉悟，教导他们，组织他们，而且要成为他们的反映者、喉舌，与他们患难与共的朋友。”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他说：“我们的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10]
“密切联系群众”不仅表达了党报与其读者即“群众”的关系，也体现了当时党报的受众观。为了使党报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为了“教育群众，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和党的方针政策”，党报要“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11]可见，其“与群众密切联系”的理念与今日新闻界倡导的“满足读者需求”、“受众本位”、“对象化”和“分众化”理念显然还是有一定差别的。
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在我国报业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奠定了党报理论的基础，成为当时新闻工作的重要指导原则，并作为党的新闻事业的传统，在以后的新闻实践中被不断发扬光大。
二、1956年以《人民日报》为首的新闻改革提出了“人民公器”概念，开创了自由讨论之风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报刊工作，短短几年内就在大陆建立起以党报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体系。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新闻事业发展迅速，新闻业务有了很大改进。与此同时，新闻工作“学苏联”过程中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等弊端也日益暴露。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以宣传为本位”的党报模式，显然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需要。于是，以《人民日报》改版为标志的第二次党报改革启动。这也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第一次改革。
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宣布改版。其社论《致读者》指出：“我们的报纸名字叫做《人民日报》，意思就是说它是人民的公共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是它的主人。”[12]其具体改版措施是：“一，扩大报道范围。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变化的世界。各种不同的读者要求从不同的方面了解变化着的世界。尽量满足读者的多方面的要求，这是我们的天职。……第二，开展自由讨论。报纸是社会的言论机关。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社会的成员不可能对于任何一个具体问题都抱有同一种见解。党和人民的报纸有责任把社会的见解引向正确的道路，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应该采取简单的、勉强的方法。……为了便于开展自由讨论，我们希望读者注意：在我们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然是经过编辑部选择的，但是并不一定都代表编辑部的意见。第三，改进文风。……”[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