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登门槛效应（foot-in-the-door effect）
一种劝导说服方法。原指美国心理学家弗里德曼和费拉瑟(Freedman，J.L.and Fraser，S.C.)等人于20世纪60年代进行的一项登门访问家庭主妇，提出由小到大的要求而获成功的实验研究。以后借指向他人由小到大逐步提出较高要求的劝导说服方法。登门槛术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人们一旦接受了一个小要求，就参与了某类事情并觉得自己对这类事情负有责任，这就消除了以后从事类似活动的对抗心理，所以当第二个稍高的要求提出后，人们通常感到可以接受。一般来说，当传播者希望受者接受一个较高要求，而逐步提出的两个要求之间有时间间隔时，可以运用登门槛术。[车文博主编：《心理咨询大百科全书》，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173页。]
在人际交往中，登门槛效应常常发挥着作用：先提出一个小要求，得到对方同意后再提出更大的要求。记者就深谙“登门”之计，特别是在被访对象从一开始就拒绝采访的情况下，记者常说，只需要与您谈十几分钟，结果一聊起来就大大超过原来预定的时间。
1988年10月，纪实文学家叶永烈采访陈伯达。陈伯达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十年动乱中一度是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国“第四号人物”。那时，作为政治敏感人物的陈伯达已经84岁，服刑期满后，回到北京家中，染病在身。在公安部同志的引荐下，双方近距离接触了，但陈伯达还是直截了当地回答：“公安部要提审我，我作为犯人，只得回答他们的提问。叶永烈要采访我，我可以不理他”。面对这种情况，叶永烈采用了“登门槛”术，到了陈伯达家里以后，叶永烈首先用“陈老”来称呼，一则符合中国人对年长者的习惯称谓，二则也表达了亲切和尊敬之意。陈伯达作为当时刚出狱的敏感人物，听到这样的称呼，心里会很舒服，起码不会反感。接着，叶永烈提出随便聊聊，陈伯达也就没有拒绝。在聊天中叶永烈有意识地选择一些比较轻松的话题，回忆了1958年陈伯达到北大讲演时的一些有意思的细节。原来，陈伯达是闽南人，他的方言十分难懂，往往要人翻译。叶永烈在北大读书时，曾听过陈伯达的报告。他告诉陈，当年他最深的印象是：中国人给中国人作报告，居然还要用翻译！陈伯达一听，哈哈大笑起来。这一笑，使原本紧张的采访气氛顿时变得轻松起来，也打消了陈伯达的不少顾虑，谈话顺流而下，下面的采访就顺理成章地完成了。叶永烈成功地完成了这次人物专访[胡健：《记者，首先要当好“问”者——从叶永烈采访陈伯达谈起》，《传媒观察》2006年第3期，第29～30页。]。（车玥、杜丙辰）
相关实验：
弗里德曼和弗雷泽（J.L.Freedman＆S.C.Frase，1966）曾做过相关的试验。让两位大学生访问郊区的一些家庭主妇。其中一位首先请求家庭主妇将一个小标签贴在窗户上，或在一个关于美化加州或安全驾驶的请愿书上签名，这是一个小的、无害的要求。两周后，另一位大学生再次访问家庭主妇，要求她们在今后的两周时间里在院内竖立一个呼吁安全驾驶的大招牌。该招牌很不美观，这是一个大要求。结果答应了第一项请求的人中有55％的人接受这项要求，而那些第一次没被访问的家庭主妇中只有17％的人接受了该要求。这个实验说明人们都有保持自己形象一致的愿望，一旦表现出助人、合作的言行，即便别人后来的要求有些过分，人们也愿意接受[孙时进编著：《社会心理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14.第三人效应（the third-person effect）
第三人效应也称第三者效果，指受众倾向于认为大众媒体传播的信息对其他人态度和行为的影响要比对自己的影响大的心理现象。第三者效应的基本思想是：特定的消息“对你我这样的人没有什么效果，但是一般读者很可能受到很大影响”。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当然可能对自己产生了错觉，低估了消息对他们的效果。”[〔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著：《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郭镇之等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00页。]
国外的第三人效应研究发现，媒体的负面内容比较容易引起较强的第三人效应。曾经有学者以发生在我国台湾的“璩美凤光盘事件”[2001年，时任台湾新竹市“文化局长”的璩美凤与友人郭玉铃因故翻脸；郭玉玲涉嫌雇人在璩美凤淡水住处、新竹市文化局长办公室及座车内安装针孔录像设备，拍下璩美凤与曾姓男友在住处的激情画面。2001年12月15日，台湾杂志《独家报道》刊载璩美凤绯闻，并随杂志附赠其与男友的偷拍性爱光盘，惹起全台轰动。]为例，检验支持政府限制光盘与本身不散布光盘内容的第三人效应，并比较引发行动的背后动机是预防性还是惩罚性。研究发现，看过光盘的大学生确有第三人效应认知，“觉得光盘对一般人的负面影响比对朋友们高，对朋友们的负面影响又比对自己来得高”[Chia，S.C.，Lu，K.H.，＆Mcleod，D.M.(2004).Sex，lies，and video compact disc：A case study on third-person perception and motivations for media censorship.Communication Research，31(1)，p.109～130.]。媒体的负面内容（如色情、暴力等）违背社会规范和伦理道德，不符合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人们为了遵从社会规范，出于自尊，因此会认为自己比较不会，而其他人则比较容易受到媒介负面内容的影响。
著名传播学者L.Erwin Atwood指出：“人们在接触威胁性信息时，会产生强烈的第三人效应认知，并形成一定的心理趋向，进而采取一系列的行为模式。”[陶鹤山：《第三人效应理论：传播效果研究的新视角》，《新闻传播学论坛》2002年第7期。]例如，在对地震、台风、疫情等灾难性新闻的预测或报道中，受众认为这样的消息对自己没有多大影响，但是受众常会出于自我保护的动机，推断他人会被“灾难性新闻”传播中的信息所说服并产生相应的行为。推断者担心这样的报道可能会引起他人的抢购，因而会造成食物、淡水、药品的短缺，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也会促使他们自己采取行动，从而造成对短缺品的抢购风潮。
从灾难性新闻传播的个案中不难看出，第三人效应的产生和强弱程度主要和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是信源的可信度。这是影响第三人效应的一项重要因素。信息传播来源的公信力越高，第三人效应就越低，反之，信息传播来源的公信力越低，那么第三人效应就越高。如2001年“9·11”事件及炭疽事件中，美国官方与媒体都抢在第一时间发布相关信息，让更多的人知情，因而可信度高的信源堵住了谣言的源头，避免了大众的恐慌情绪和第三人效应。
其次，第三人效应的产生与距离有着密切的联系，包括受者和“其他人”的地理距离，也包括受者和信息的空间距离。研究证明，第三人效应的强度随着受者和“其他人”的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受众与信息的空间距离与第三人效应的认知成正比，也就是说，受者距离信源越远，第三人效应就越强，反之，受者距离信息来源越近，第三人效应就越弱。如2003年非典初期，广东等地谣言肆虐，发生了抢购醋和板蓝根的狂潮。而在北方等城市，由于与谣言发生地的距离较远，第三人效应较弱，并没有引发市民的注意。而当北京、天津等地发生疫情后，北方民众与非典信息的地理距离逐渐缩小，第三人效应也逐渐增强，市民开始纷纷抢购和囤积药品，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心理恐慌和第三人效应。
近年来，公共危机事件频发，由此所引发的第三人效应和受众恐慌心理对社会秩序和人民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媒体应该充分发挥社会预警和社会协调的功能，实现对“第三人效应”的引导和控制，如主流媒体应对公共危机事件时要让公众享有充分的知情权，使公众及时准确地掌握全面信息，另外，媒体要讲究宣传报道艺术，在满足公众信息需求的基础上引导他们正确看待和应对公共危机事件，这都有助于疏导公众心理情绪，维护社会安定。（石慧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