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见之后，这所小学的小桥梁设计者突然多了起来，竟然设计出40多件立交桥模型。
茅爷爷爱孩子们，孩子们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对茅爷爷的爱。无锡市延安小学的少先队员，集体为茅爷爷画了一张画，用画代信寄给他。镇江二中的学生献给茅爷爷一本精致的影集，里面是同学们的科技活动和镇江名胜风景的照片。
新乡市解放路二小的138名学生，给茅爷爷送来138只鸡蛋，代表138颗爱他的童心。他买了70多本书送给孩子们，并连夜写信表示感谢和鼓励，答应接受孩子们的请求，担任他们的特邀校外辅导员。
他的居室里，经常摆放着孩子们送给他的字、画、科技模型和其他样式各异的小礼物。看着这些小东西，他感到了极大的乐趣，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希望。
4．多年心血结硕果
茅以升晚年的一项重大科技活动，是主持编成了《中国古桥技术史》。
中国老一代曾留学国外的著名桥梁专家，都对中国古代桥梁有浓厚兴趣，而且这种兴趣老而弥笃。这是因为，他们在国外掌握了近代先进的桥梁科技后，再反观中国古代桥梁，发现它们的建造，虽然没有近代的计算理论，却是构造巧妙而合理，造型独特而富有美感，其中蕴含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意味值得发掘；同时，他们都深爱自己的祖国和文化，为中华民族在桥梁技术上的卓越成就感到自豪，要把这些成就揭示出来，传之后代，昭示于世界。茅以升和罗英这一对亲密朋友就是老一辈桥梁专家中发掘我国古桥科技成就的最杰出代表。
抗日战争时期，茅以升看到公路上的一些古老桥梁，竟能承受重载汽车安全通过，这是他学过的计算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因此引起了他对历代古桥进行科学研究的念头，并开始作关于中国古桥的笔记。但是，由于工作繁忙，他只在报刊上陆陆续续地发表过一些介绍中国古桥的文章，而他的老朋友罗英，从抗日战争时就开始编写《中国石桥》和《中国桥梁史料》两部书。
新中国成立后，罗英又经过了将近10年的资料搜集和研究，才完成了这两部书。《中国石桥》于1958年由交通出版社出版，《中国桥梁史料》于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这两部书的序言都是茅以升写的，他盛赞罗英所付出的艰辛劳功和对研究中国桥梁史的开拓之功，盛赞两部书所取得的成就。
两部书出版后，罗英继续写他的科研专著《中国石拱桥研究》，并与茅以升等人商议，计划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桥梁史》。不幸的是，罗英身患重病，于1964年逝世，遗留下完成一半的《中国石拱桥研究》和计划中的《中国桥梁史》。罗英临终将半部《中国石拱桥研究》托付给茅以升，并希望茅以升能主持编写《中国桥梁史》。
在1964年第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茅以升和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联名提出一项议案，请政府组织委员会，编写《中国桥梁史》。这项提案交给交通部处理，交通部派人专门拜访了茅以升，并和文化部、建设部、铁道部会商，准备先组成《中国桥梁史》委员会，然后再订编写方案。然而，由于随后发生了延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情被搁置下来。
1971年，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出版了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第3册“土木工程和水利”，有一章专门介绍中国的古桥，并盛赞中国古桥的成就，但全文只有3万字，远不能反映中国古桥的历史全貌。
李约瑟博士的这部著作震动了世界，震动了中国，也震动了茅以升。难道中国古桥的成就还要等待外国人来全面介绍吗？他编写《中国桥梁史》的决心更大了。但是在“文革”的形势下，要编写这部史书是不可能的。于是他建议先以科普的形式编写一本《桥梁史话》，作为桥梁史的先驱，并积极为这本书撰文和作序。1977年，《桥梁史话》出版。由于这本书编写于“文革”中，书中夹杂一些政治分析，显得很牵强。
1978年，茅以升亲自编写的《中国桥梁》也出版了，并被译成日、英、法、德和西班牙文。
但这两本书离他心目中的中国桥梁史的规模还相差甚远。这时他也年逾八十，增加了编写这部史书的紧迫感。
1978年10月，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交通部科技委员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桥梁史》编写委员会，茅以升任编委会主任和桥梁史主编，组织老、中、青三代桥梁工作者正式开始编撰工作。
起初的计划比较庞大，准备写成一部贯通古今的《中国桥梁史》，继而压缩为《中国古桥史》，最后为了避免《桥梁史话》中牵强附会的政治分析，确定为《中国古桥技术史》。
在指导这部书的编写过程中，茅以升以80高龄，再次发挥他的组织能力、用人气度和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制定了编写原则，让大家分工负责，合作完成。编写者们从400多种古籍中，探微索隐，一丝不苟，搜集到了丰富的文字资料。
除了文字探索外，还分兵几路，赴全国各地对重点桥梁进行实地调查，拍摄照片，与文字考证相结合，分别整理成考察报告。
编写者们按分工写出各个章节后，分别在北京、杭州召开讨论会，进行修改、补充。反复多次，精益求精。
在茅以升的具体指导下，经过大家几年的艰苦努力，《中国古桥技术史》终于编撰完成，于1986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中国科学院为它的出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1987年7月，《中国古桥技术史》获中国图书荣誉奖。茅以升勤勤恳恳20年，并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中国古桥技术史》终于问世，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
茅以升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前言”和“概论”。他在前言中说：
“我国桥梁技术，过去曾在世界上领先，现在追述其历史，探索其所以领先之故，正是为了从中得到启发，来发扬光大其固有传统，为促进四化建设之一助。我相信，世界上没有不能造的桥，我国桥梁技术，将于其中再度显现其领先的可能性。”
《中国古桥技术史》完成后，茅以升又将罗英的未完稿《中国石拱桥研究》一书交给《中国古桥技术史》的副主编、桥梁专家唐寰澄，委托他予以续完。唐寰澄花了近两年时间，续成此书，茅以升审阅后很满意，感到如释重负，可以向地下的老友交代了。
5．两次访问美国
茅以升晚年的一项重要事件，是于1979年和1982年两次访问美国，在美国及至世界工程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对吸引在美国的华人科技人才报效祖国起了重要作用。这两次访问，也使他的国际声望达到了顶峰。
1979年6月，中国科协应美国工程师联谊会的邀请，派出以茅以升为团长的“中国科协赴美友好访问团”，到美国华盛顿、纽约、匹兹堡、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等六大城市，进行了参观访问。
这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初期，中美科技界的一次重要交流活动。代表团还带着两个重要任务：一是以茅以升的威望，动员在美华人科学家回国讲学或定居；二是参观美国博物馆、科技馆，学习他们的设计、布局和管理经验，为我国的科技馆建设作参考。
在美国科技界有很多华人，其中许多人在美国国内乃至国际上占有令人崇敬的地位。有不少华人科学家和工程专家，是在中国毕业后才去美国的，有的是在交通大学或北洋大学毕业的，还有其他大学的毕业生，他们中不少人都与茅以升有直接或间接的师生关系。所以，派茅以升去联系他们为国效力，是再合适不过了。
代表团受到了美国工程师联谊会主席肯耐斯·罗伊先生和几个大城市的工程师联谊会的热烈欢迎和热情接待。各地的华人协会、交通大学校友会、浙江大学校友会以及同行好友，对茅以升和代表团的接待更加热情和亲切。
代表团在美国约一个月时间，不算小型座谈，仅接受宴请就38次，其中17次，茅以升都发了言，平均两天一次。他每次发言前都作了认真准备，所以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深深地打动了在美华人的爱国之心，宴会后马上就有人表示一定要为祖国效劳。
代表团到匹兹堡，茅以升的女儿于璋和女婿汤育孙在这里定居，操办了全美华人协会匹兹堡分会欢迎代表团的一场盛大的聚餐会，别开生面，到会者每人带一盘自己的拿手好菜，气氛非常欢快热烈。匹兹堡分会会长讲话后，茅以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精彩讲话，他的讲话充满了对祖国真挚的爱和对在美华人报效祖国的企盼，听者无不为之感动，不断报以热烈的掌声。讲话结束后，全场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
6月28日，茅以升应邀前往母校加里基大学，接受该校校长特颁给他的一枚“卓越校友”奖章。阔别60年的母校已变成了一所规模完整的大学，但他当年读书的土木工程系的楼房依然存在。系主任和两位教授在系接待室殷勤接待了他。室内陈列品琳琅满目，他60年前的博士论文摆在最显眼的位置。他是加里基工学院第一位博士学位获得者，至今在加里基大学传为佳话。
6月29日，他又重游母校康奈尔大学，受到校长、土木系全体教师的热烈欢迎。他在美丽的校园里游览了一遍，一一打听当时的老师、图书馆、实验楼等情况，表示他深情的怀念。
茅以升与他在美国的学生、国际著名工程专家林同炎教授的关系，可以作为当代世界工程科技史上的一段佳话。
林同炎是唐山工学院1931年的毕业生，他在校期间，茅以升曾任唐山工学院院长，茅院长教学有方，他感到受益匪浅，一生尊茅以升为“恩师”。他毕业后不久赴美留学，回国后为铁路工程师，成渝铁路的数百个桥梁涵洞，都是根据他的设计方案施工的。
当茅以升在杭州建造钱塘江大桥时，他曾去工地参观。他后来回忆说，他对桥梁建筑发生很大兴趣，是受了茅校长设计铁塘江桥的结果。
1946年夏，林同炎赴美国任加州大学教授，临行前在上海到茅以升的办公室告别，并赠给茅以升一沓世界著名桥梁的画片，作为临别纪念品。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断交，二人之间也就失去了联系。
林同炎到美国后，开创了预应力混凝土在工程领域的应用，在工程科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
1972年，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发生强烈地震，高层建筑纷纷倒塌，而林同炎采取特殊钢筋混凝土设计的18层、200英尺高的美洲银行大厦却安然无恙。他设计的美国克拉乔其弧形大桥，构思巧妙，既经济合算又造型美观，荣获全美建筑设计评比第一名。他的著作《预应力混凝土工程》是全世界最有权威的预应力混凝土学专著，被许多国家的大学作为教科书。
因此，林同炎教授被誉为“预应力混凝土先生”，“美国预应力的功勋人”。国际预应力协会给他颁发奖章，美国预应力协会设“林同炎奖”，加州大学授予他“终身荣誉教授”称号，并开辟“林同炎教授纪念室”。
1978年，林同炎阔别祖国30多年后首次回到祖国，在北京与茅以升相会，久别重逢，师生二人都分外惊喜。林同炎原名“林同”，在一次谈话中，茅以升说：“你的名字，何不改为‘同炎’，岂不更有意义？因为你现在身处美国，而心向祖国，炎黄子孙饮水思源，‘同炎’二字可以表达你的心，岂不更妙！”
林同炎听后，欣然接受，当即改名，以表达热爱祖国之心，同时也表示对老师命名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