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心理学一样也是从哲学母体中挣脱出来的一门学科。社会学的鼻祖孔德即经典实证主义的代言人，提倡建立“科学的社会学”。继孔德之后，迪尔凯姆（Durkheim Mile）确立了实证的社会学的主流地位。但是，这种“科学社会学”也一直受到很多社会学家的批判。以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乔治·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领导的以符号互动论为指导的芝加哥学派，反对以实证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主张以质的把握考察社会，确立了质化研究的重要地位。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深入城市、农村、社区、组织，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社会调查，为质的研究积累了宝贵的技术方法，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如对移居芝加哥的波兰农民的生活史进行了综合的调查，并写下了长达5卷的巨着《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对波士顿意大利移民区的街角团伙的研究而成的《街角社会》，都成为社会学的经典着作。20世纪40年代后，米德的传人布鲁默（Herbert George Blumer）强调人类行为的选择性和非决定性，认为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应从行动者的经验世界出发，反对以操作性定义方式运用测验、量表、实验等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认为研究者必须走向经验世界，对经验世界的直接考察的方式诉诸社会史、自传、个案研究、日记、信件、非结构访谈、参与性观察等富有人文特色的研究方法。在社会学研究中兴起的另一场革命性的运动——常人方法学运动也受到了人本心理学家的关注。常人方法学分析的是普通人处理日常生活社会互动的基本方法，通过对社会成员日常生活获得方式的分析，会使日常生活看起来富有理性，使各种获得具有可说明性。尤其是1967年两位社会学家格拉塞（Barney Glaser）和施特劳斯（Anselen Strauss）提出的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研究方法成为社会学质化研究的典范，并掀起了一个质化研究的高潮。扎根理论，强调理论必须建立在真实的资料的基础上，在获得丰富的资料的基础上，对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最后形成理论。扎根理论一经提出，在社会学领域内就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并逐渐运用到其他学科和相关领域。这些质的研究方法带来了社会学的繁荣发展。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研究呈现出：研究趋于综合化，理论观点取向多元化；对“科学”概念和对社会科学各学科自身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人们已经认识到，科学没有统一的模式，科学的目标也是多元的，因而社会学可以是科学取向的也可以是人文取向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价值或“意识形态”问题重新受到了人们的关注；质的研究方法，成为提倡的主要方法。
与心理学关联密切的教育学研究在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也产生了一个对忽视研究领域独特性、一味强调量化研究的反抗。产生了以多种质的方式把握教育与学习过程规律与特征的思潮。经过一些教育研究者的努力，质化研究方法已经在教育领域形成系统的研究方法，它已经成为研究方法大家庭中一个受尊敬的一员。本研究中所选取的现象描述研究方案就是产生于高等教育的领域。正如其创立者马顿（F.Marton）所指出的，当时的教育研究由实证研究占据主导，现象描述研究方法其实就是对这些量化研究的一种“替代”。人本心理学家看到这一方法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直接把它作为人文科学心理学的研究方案之一，促进它在心理学研究中的运用。
社会学和人类学以及其他人文学科在方法论上的变革引起了心理学家的关注，它们在自己学科中所做的具体的研究以及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为人本心理学家树立了榜样。这些学科研究方法中对人们日常状态下经验行为的关注、对经验行为的如实描述以及质的把握等具体方法，给人本心理学家以很大启发，使他们认识到，这些非传统的研究方法同样可以获得关于人类经验行为的真实知识，更能实现对人类经验行为的理解。在20世纪90年代，质化研究技术和理论的探讨和实践更是达到了一个高潮。从这些其他人文科学中借鉴已发展成熟的方法为我所用，是人本心理学家在追寻人的特有研究方式道路上的一个策略。20世纪80年代后，人本心理学家开始注意到扎根理论研究方法、民族志研究方法以及其他质化研究方法，在实践中加以运用的同时，也在不断思考心理学自身应该具有的方法特征。
1.3.心理学遗产
虽然科学主义心理学一直占据着主流地位，但是在百年的历史中，反对科学主义心理学，坚持心理学的人文取向的努力就一直没有间断过，20世纪心理学历史就是许多通过各种概念体系努力实现科学主义心理学规划以及反对这些尝试交织的历史。这些反对很明显处于少数，声音也相对微弱，但他们反对的声音贯穿了整个20世纪。与此同时，主流科学主义心理学内部也出现很多具有人文科学意蕴的思想。这些人文思想以及已有的研究理论与实践成为人本心理学家构建人文科学方法论和形成各种研究方案的生长点。
作为科学心理学创始人的冯特，其心理学体系由个体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两个大部分所构成。冯特的第一种心理学模式完全是自然科学的，而民族心理学只是一只脚踏进了自然科学之中。冯特将自己的后半生致力于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先后出版了10卷本的《民族心理学——对语言、神话、道德规律的探讨》《民族心理学纲要》以及论文集《民族心理学的诸问题》。他指出，民族心理学的构建是为了研究社会中的个体，而不是实验室中的个体。并且认为实验心理学只能涉及心灵的外层，民族心理学才达到心灵的深层。显然，冯特充分认识到，人除了具有与自然和动物相同的基本特征以外，还存在着高级的心理过程，并认为高级心理过程在历史和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力量。因此，它们需要另一种科学的分析，即需要特殊的精神科学。因而，在对心理学的学科认识上，提出“心理学便形成了……从自然到精神科学的过渡”的观点。在民族心理学对高级心理过程的研究中，冯特以历史法取代了实验内省成为主要研究方法。而历史方法主要针对精神科学，适用于探讨历史过程，特别是在语言、神话、风俗以及艺术中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创造的内部过程。也就是通过对语言、神话、风俗以及艺术的分析，来揭示其中所蕴含的心理意义。这显然已经具有了解释学方法的基本精神。着名心理学史家黎黑对此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冯特后期的心理学理论“更接近心理学”。人本心理学家充分意识到了冯特心理学体系中的人文科学特征，冯特的实验心理学和民族心理学，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存在差异，在方法上同样存在不同。它们是本质上不同的两种学科，对全面理解人类经验和经验的心理过程来说，两种都是有效的和必须的。在理解人类社会现象如语言、神话和习俗过程中，实验方法是不够的。虽然冯特并不是有意识地去构建人文科学心理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在其民族心理学中已经体现出了人文科学取向的特征，也充分体现了他对人的独特性的关注以及特有研究方式的探讨。他的这些被主流心理学所抛弃的、合理的思想主张在人本心理学中重新受到了尊重，而他的民族研究方法也在解释学研究方案中得到了延伸和发展。
格式塔心理学虽然也在努力把心理学建设成为一门科学，但是，格式塔心理学家对与其同时代的行为主义和构造主义研究方法进行了抨击。他们指出，行为主义和构造主义意欲以最高级的形式效仿物理科学，这种一味的效仿会导致过分强调数量方法本身的价值，从而忽视数量研究之前必经的质量研究，这种做法对心理学的发展来说是十分危险的。格式塔心理学家提出一个方法如果适合给定的对象，它就是好的；如果它与这个既定材料无关或者误导研究，那它就是坏的。并且还警告说，一个方法论程序在某一个科学领域可能有用，而在另一个科学研究却会完全无用。这种以问题决定方法的选择的观点无疑给人本心理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格式塔心理学倡导整体论思想，他们声称将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的做法，不仅是人为的，而且也是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的，积极主张整体行为不是由它们的个别元素决定的，但部分过程是由该整体的内在性质决定的。他们还将这一整体论思想贯彻到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在他们所进行心理学研究中，不再对动物的行为进行严格控制然后观察其对刺激的反应，而是设置场景，使动物的整体行为得到完整呈现。格式塔心理学家对整体行为的研究获得了与行为主义“失误”学习完全不同的学习理论——“顿悟”。他们指出这种顿悟不是通过分析实现的，而是通过对环境的领悟获得的，因此是一种直觉作用的结果。格式塔心理学这种整体主义的研究路径以及对直觉作用的强调不仅为早期人本心理学家所推崇，也充分体现在人本心理学研究的每一个方案中。
无论西方学院心理学如何否认其科学性，谁也回避不了产生于心理治疗实践的精神分析心理学的价值。最初人本心理学家认为精神分析仅仅是一种理论和心理治疗实践，忽视了对它的心理学研究观念和方法的考察，并认为精神分析与“研究方法无关”，认为它的知识带有很大的主观偏见。随着对精神分析的进一步考察，这些错误的观点逐渐消散了。
人本心理学家发现，其实精神分析在很多方面与人本心理学有类似之处，尤其是在方法论主张上。这一发现使得人本心理学家对弗洛伊德的研究方法以及方法论进行了重新审视，并不断从中吸取有益的价值。首先，虽然弗洛伊德具有与其他心理学派创始人同样的目标——创立一门类似其他自然科学的科学心理学，但是当有人提出以实验的方式去验证其观点时，他并没有表现出太高的热情，反而对传统实验方法持批判态度。
在布伦塔诺的影响下，弗洛伊德区分了心理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法，指出自然科学方法在神经症、梦以及倒错现象等领域并不适合。弗洛伊德甚至在很多场合指出，接受数学、自然科学和医学培训对心理学家来说是有害的，因为它们会引导学生脱离适当的心理态度和对象。
而是倡导对个体行为仔细的和全面的观察以及对人性和艺术的研究。弗洛伊德认为，推论、假设、类比、模式、建构、理论和猜测在方法论和程序上都是处于次要地位的，心理学研究要严格地服从描述过程。其次，在弗洛伊德所形成的方法中，关注对生活经验的描述、关注心理生活的意义。弗洛伊德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自己临床实践个案而非实验基础上的。在具体方法上，弗洛伊德创立了临床自由联想法——通过对现象、对个体语言、对个人生活环境以及对文化背景的描述获得相关资料。在对资料的分析过程中，精神分析家所持的态度包括：1）对呈现出来对象的完全的、非理论导向的、非评价开放；2）对所体验的现实中存在的事物的悬置，回到主观呈现的特征上；3）完全沉浸在患者的世界。分析的过程包括：①区分与所研究现象或过程相关的心理生活构成因素；②在整体中仔细说明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③描述每一个因素在心理秩序或统一体中的作用或者意义；④确定在不同构造中的循环意义；⑤比较在不同真实案例中所发现的意义的类型，包括研究者自己；⑥形成特殊的、典型性的甚至普遍的意义类型；⑦通过进一步对独立资料的观察验证所形成的意义类型。
虽然弗洛伊德并没有接受有关解释学思想和方法，但是无论收集资料的方法还是资料分析所应有的态度与方法都展现了解释学方法的内核。新精神分析家在研究中关注了更多的语言和社会因素：阿德勒（Alfred Adler）对生活类型和社会兴趣的强调，荣格（Carl Gustav Jung）对自我、精神以及作为整体功能的符号的探索，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对个性形成过程中对个体间关系的关注，都使得精神分析带上了更丰富的人文色彩。所以对此人本心理学家认为，在形成真正的人文科学的道路上，人本心理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可以在最深入的共同基础上牵手同行。我们可以看到，人本心理学的各种研究方案中都有它所体现出来的对研究参与者描述的重视、对行为、意识和对意义世界的强调；我也可以看到，在解释学研究方案中所呈现出的把意识和心理世界看成是有待解释的文本所包含的与精神分析相同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