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与全国一样，南京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规模不断扩大，表现形式趋于激烈，造成的社会影响和后果也越来越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城市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会秩序，影响了城市社会安全。
粗略总结，目前南京市群体性事件的类型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城市征地拆迁安置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产业结构调整和企业改制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经济纠纷及非法集资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农民失地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农民土地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农民负担过重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工资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失业和下岗再就业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城市弱势群体生活困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涉法信访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等。
综合南京各相关部门的材料可以发现，近年来南京市群体性事件不仅数量增加较快，而且显现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引发原因相对集中，绝大多数属人民内部矛盾；二是范围相对局限，要求比较单纯；三是言行激烈具有一定的冲击性；四是持续时间长，反复性较大；五是模仿性强，有增多趋势；六是事先有准备，带有组织化倾向；七是围观人员众多，参与意识强。群体性事件难于处理，易引起社会共鸣，从而对社会安全感构成潜在影响。而且这类事件大多发生在重要会议、重大节日、大型活动期间，往往容易导致一段时期内局部地区的社会震荡。群体性事件是影响南京社会安全的一大变量，如果举措不当、处置不好，或被敌对分子插手利用，势必对“和谐南京”建设产生严重影响。主动预防、及时化解和妥善处理各种群体性事件，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城市社会安全，已经成为构建“和谐南京”的一个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六、影响社会政治安定的因素仍不同程度地存在
南京市政治稳定情况除受国际国内大背景、大气候左右外，其特殊性还在于南京是南京军区的中心、江苏省的省会、长江中下游的经济重镇，其特殊而重要的区位历来是敌对势力阴谋破坏活动的重点。同时，随着南京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和经济实力的提升，近年来在南京举办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增多，也使境外敌对势力和境内的敌对分子及“法轮功”顽固分子更加注目南京，更加企图伺机制造事端，以造成恶劣的国际国内影响。
影响南京政治安定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1.西方的颠覆和渗透
防止西方某些敌对势力在南京范围进行“西化”、“分化”和“弱化”活动。外国和台湾情报机关将南京作为间谍情报活动的重点地区之一，存在窃取情报、阴谋策反、企图“心战”等活动的可能。
2.邪教蔓延
境内外一些“法轮功”痴迷者顽固不化，继续与政府对抗，采取传统的投寄、散发、抛挂标语传单横幅等方法，或者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刻制光盘、发送手机短信息、电话传真、网上造谣等进行反动宣传；一些外地“法轮功”人员不仅与南京“法轮功”分子相互串联，还窜来南京进行宣传煽动。
3.少数恐怖分子的破坏活动
近年来，恐怖活动向我国内地特别是大中城市发展蔓延的速度加快。特别是受国际恐怖活动的影响，暴力恐怖活动的现实威胁进一步加大。特别是一些对社会极端不满的人和严重刑事犯罪分子以极端方式制造暴力恐怖事件、借机报复社会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加大。
4.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南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激化矛盾，制造恐怖事件。
南京虽然不是黑社会组织的重灾区，但黑社会犯罪团伙有上升趋势这一点应是明确的。黑社会犯罪团伙手段特别凶狠，作恶特别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对此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其次是恶性杀人放火以及投毒大案要案时有发生，如2002年9月14日汤山投毒大案。
尽管这类案件很快就被侦破，犯罪分子也依法得到了严惩，但对城市公共安全造成的危害，对社会居民造成的心理恐慌却是巨大的。
七、社会治安问题
在全国犯罪率普遍增长的大环境下，虽然纵向比较，南京的犯罪率也有所上升，但根据一项调查，在全国同类15个副省级城市中，南京的法治环境和治安安全环境位居前列。2003年，两项主要反映社会治安状况的指标：刑事犯罪总量34818起，八类暴力型案件1201起，在国内同等城市中均是最低的。但由于南京社会治安稳定的基础还比较脆弱，不够巩固，致使一些严重影响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的突出问题仍不能得到有效遏制。由于社会消极因素增多，犯罪诱因增加，非正常利益观驱使，加之社会变迁和人财物大流动，以及治安防范的不平衡性，使得刑事和治安问题仍在高位运行。
经济犯罪活动未得到遏制，职务犯罪也呈增加势头，涉案人员职务高、案值大、串案多，由此造成的社会影响也十分恶劣。“黄赌毒”违法犯罪屡禁不绝。重点地区治安问题时有反复，治安秩序混乱现象也时有回潮。青少年已成犯罪高发群体。青少年犯罪发案逐年增多，且大有向低龄化、团伙化、恶性化方向发展趋势。此外，增强对突发性事件的应对能力也非常重要。当遇到突发性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等）、突发性事故（如氯气泄漏事故等），一旦城市发生混乱，有关方面如何在实施救援的同时，制止犯罪分子搅乱治安，也是城市政府面临的新问题。
八、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成为城市社会安全的新焦点
流动人口犯罪对南京社会经济发展及社会秩序稳定和社会安全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随着南京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中心城市特有的吸引力，大量的外来人口涌入南京。据估计，南京目前的流动人口大约在100万。流动人口无疑为南京市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流动人口来自各地，构成复杂，活动面广，流动性强，其中不少不法分子打架斗殴、流氓盗窃、聚众闹事、作奸犯科，已经成为城市社会治安又一焦点问题。
有关部门的材料分析表明，目前南京市的100多万外来人口中有10多万无正当固定职业，无正常生活来源，在这些人群中极易发生违法犯罪问题。分析南京市这几年流动人口犯罪现象，有两个特点比较明显：一是侵财。钱、财、物是流动人口犯罪的主要作案目标，尤其是盗窃、抢劫、诈骗这三类不仅比重大，而且大案率呈上升趋势。二是黄、赌、毒。南京市流动人口大都聚居在南京主城的西南部，大致在秦淮河以西、老城以外地段，逐渐形成了都市村落，如“河南村”、“芜湖村”、“淮安村”等等。他们利用自身特有的条件，大肆进行非法勾当，如抽头聚赌、卖淫嫖娼、吸毒贩毒、贩卖人口等，犯罪案件频繁发生，严重扰乱社会治安。
九、市场秩序问题
目前，南京的市场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的改革还在深化，市场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部分地区和部门之间存在过度竞争等不健康状况。市场综合执法制度尚未建立，特别是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现象仍时有发生。社会资产评估机构、验资机构、登记代理机构等中介机构弄虚作假，欺骗登记机关的现象不容忽视。未经登记非法经营的情况时有发生。非法传销经营案件时有发生。此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刚刚起步，征信渠道和信息真实程度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提高。
十、信息网络危害
科技进步的副作用，也为反社会犯罪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如计算机网络等。全球信息化的飞速发展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巨大效益，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方便。网络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及其他各个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一旦受到黑客和病毒的侵袭，造成的后果和损失是极其惨重的。进入21世纪以来，计算机病毒泛滥成灾，频频掀起发作狂潮，且一浪高过一浪。南京作为区域信息中心，是网络、信息聚集的地方，城市安全受到信息网络危害的威胁也越来越严重。
第二节南京市社会安全突出问题原因
分析为了提出可操作性的对策措施，首先需要全面、辩证地分析影响构建“和谐南京”社会安全的上述一系列突出问题产生的原因。
一、中国发展危机多发期的来临
21世纪的前20年，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然而，我国也正处在危机的多发期。
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090美元（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的人均GDP已经达到2000美元至3000美元，南京市为3000美元），202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目标是达到人均GDP3000美元。从国际发展经验来看，人均GDP达1000至3000美元，是一个经济起飞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时期，既充满新的机遇，也面临着各种社会风险，往往是产业结构快速转型、社会利益格局剧烈变化、政治体制不断应对新的挑战的时期，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效率与公平社会矛盾较为严重的瓶颈时期，比较容易造成社会失序、经济失调、心理失衡等问题，容易形成一些不稳定因素，往往是公共危机暴发频繁的时期。社会安全管理体制如果仍停留在传统模式，不能迅速实现向现代模式转型，社会就会事故不断，停滞不前。从领域、频次、规模、组织性等多个维度来看，中国尤其是大城市目前正处于突发公共事件的高危期。
2004年南京的人均GDP已经达到3600美元。按国际上通行的计算方法，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中极为重要的“门槛”。3000美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代表着经济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在3000美元之前，人们需要的重点是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快速摆脱贫困，进入温饱和小康社会；进入3000美元时代，人们对经济、社会、文化等的需要开始被充分激发出来。这个阶段“发展”这个概念的内涵将得到丰富和深化：从单一的经济发展转向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向致力于创造和谐社会的科学发展。南京在3000美元时代的发展之路才刚刚开启。这个阶段我们面临的有观念的转变，也有发展模式的转型，还有经济体制的转轨。
近年来，南京依靠建立严密的防范体系在社会安全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探出了一条新路。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南京社会安全状况较好也与前几年南京发展速度相对较慢、体制改革还不够深入、社会结构还比较传统有关。随着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南京的发展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发展速度骤然加快、体制改革全面深化、社会结构日益复杂。今后，随着国有企业大面积改制、事业单位转制等一系列改革进程的深入，下岗、无业人员大量增加，一批市民将直接面对生存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失地农民的生存矛盾也日益激烈；大量外来人口涌入后，由于国家宏观控制继续趋紧，企业和基建工地的用工减少，外来人员无工可打的几率上升，如果他们不愿回乡，在生活无着落的情况下，极易诱发犯罪。这些因素都使得南京的社会安全将面临新的考验。
二、改革和发展中的利益关系调整、重组
这是影响目前南京市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也是导致群体性事件大量增多的基本原因。当前南京市的群体利益矛盾，主要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而发生的群体利益矛盾。我国当前正处于“两个转型”（社会转型、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变化深刻、急剧，社会群体利益急速调整，社会群体结构的分化较快，而社会关于利益调整的政策、措施相对滞后，由此导致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社会各阶层之间利益的摩擦和碰撞，这是目前群体性事件易于发生且难以解决的深层次根源，同样也是我市一些群体性事件发生和难以解决的深层次根源。近年来，随着南京国企产权制度改革和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深入，直接涉及职工群众的切身利益的矛盾纠纷大量增多。有的企业破产关闭，职工下岗失业，再就业无门，社会保障一时又跟不上；有的企业停产、半停产，对职工的长期欠债无法偿还；还有的企业在兼并、经济性裁员、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合资合作、事业改企业等过程中政策不透明、工作不细致，操作不规范、程序不合法，损害了国家、集体尤其是群众的利益，因此发生严重的矛盾和纠纷。
另一种是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而发生的群体利益矛盾。近年来，南京市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步伐加快，涉及征地、拆迁等的工程项目增多。由于执行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政策前后不一，标准不够合理，加之在劳动力安置上也存在不合理、不平衡等，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利益纠纷。可以预计，随着南京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今后类似征地、拆迁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和纠纷必然还会增加，如若处置失当，由此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也将大为增加。
三、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存在隐患
近年来，南京社会治安问题的增多，既有外界客观环境的影响，也有南京自身的原因。
——由于南京的经济、社会环境和特殊地理位置，客观上极易受到周边治安负效应的冲击与影响，特别是受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外来人员和流窜犯罪分子的侵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