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创新理论同技术的创新理论有所不同，但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技术创新包含技术的创新，是以技术的创新为轴线所展开的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称。因此，技术的创新活动属于技术领域，遵循技术活动规范，并以获得技术专利为直接目的；技术创新属于经济学概念，技术创新活动的直接目的是获得经济效益。本章的内容是在经济学意义上探讨技术创新的规律及其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
第一节 技术创新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技术创新理论的提出源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波动问题的思考和对相关理论的创新。技术创新理论的应用和扩散始于1970年美国对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的探讨。技术创新理论在中国的研究乃至成为国家的发展战略是从1988年开始的。
一、技术创新理论的提出
技术创新理论产生的标志是着名的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熊比特（J.A.Schumpeter）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书中作者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创新理论，并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经济周期和企业家的职能及作用。正因为他的理论独树一帜而几乎被埋没，直到192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兼统计学家康德拉季耶夫（N.D.Kondratiff，1892-1938）发表了他的代表作《长波周期》，才使得熊比特的创新理论显露出其应有的光芒。
关于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康德拉季耶夫通过研究140年间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统计资料，试图揭示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为此，他通过对36种价格、价值额和产品产量指标序列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程中存在50年左右的长周期波动的结论。英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于1923年提出的平均40个月的短周期理论，亦称“基钦周期”（Kitchin Cycles）；法国经济学家莱芒特·朱拉尔于1860年提出的平均8-11年的中周期理论，亦称“朱拉尔周期”（Ju glar Cycles）等。
熊彼特通过对这三位有代表性的经济发展理论进行分析和思考，认为：
①这三种周期理论都是建立在宏观统计基础上的，都是经济波动规律的表现形式，属于经验定律的范畴；
②由于这三种周期理论能够解释经济历史现象，又有一定的预测功能而受到社会不同层面的关注；
③三者之间存在包含关系而不是矛盾关系；
④这三种周期理论只是揭示了经济波动的外在表现而没有触及其内在本质；
⑤因此只能预测经济运动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波动问题。
据此分析，他将创新理论引入经济波动问题的研究，认为每个“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大约包含6个“朱拉尔周期”；每个“朱拉尔周期”又包含3个“基钦周期”；三种形式的经济周期都是由不同程度的创新所决定的。具体而言，“基钦周期”由较小的“创新”引起；“朱拉尔周期”与零星的“创新”相关；“康德拉季耶夫周期”则由较大的“创新”所决定。这样，熊比特用创新理论研究经济波动问题，揭示了经济波动周期形成的内在根据是技术创新。如第一个长周期的上升波以瓦特发明蒸汽机和冶炼技术创新活动为基础；第二个长周期的上升波以钢铁和铁路技术的创新活动为基础；第三个长周期的上升波以电力、化学、汽车技术创新活动为基础；第四个长周期的上升波则是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以核能技术、航天技术、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为内容的技术创新活动直接相关；第五个长周期将与生物技术、纳米技术，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神经网络计算机技术等方面的创新活动有关。
熊比特由于引入创新理论将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发扬光大的同时，将技术创新作为经济波动的内在根据，因而使得经济波动由可预测成为可控制的。这就为通过可控的技术创新促进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理论根据，最终使得他的技术创新理论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理论潮流，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值得指出的是，熊比特用创新理论研究资本主义经济规律，还得出了一个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异曲同工的结论，这就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运动，以长、中、短三种周期形式交织并存、波动发展的最终结果，将是“创新”消失，自动进入社会主义。
二、技术创新理论在美国的复兴
技术创新理论对经济发展作用的真正实现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个长期繁荣和稳定发展的阶段，30年代经济大萧条伤疤的疼痛似乎被人们遗忘了。熊比特的创新理论也由于经济波动问题的缓解而被搁置一边。特别是在美国，由于新式武器的发明在二战中的决定性作用，技术万能论几乎主宰着整个社会生活，使得技术领域的发明创造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并逐步形成了全国创造教育和科技体系。到60年代末，美国的专利数量占到全世界专利总量的80%以上，而经济却出现了持续的“滞胀”局面。
人们在怀疑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及其他经济学派理论的有效性的同时，对技术万能论也同样提出了质疑。与此同时，伴随着经济长周期理论的复兴，技术创新理论开始登上社会经济的现实舞台。
在理论研究方面，美籍德国经济学家格哈德·门斯（Gerhard Men's ch）于1975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技术僵局》。他继承并发展了熊比特的技术创新理论，不仅将技术创新看做经济增长和长期波动的主要原因，提出了基础创新的前提和环境以及长波的变形模式等理论，还将自组织理论引入经济学来说明创新产生过程前后经济结构的变化。荷兰经济学家雅各布·J·范·杜因（Jacob J.VanDuin）于1979年发表了《经济生活中的长波》一书，在熊比特技术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寿命周期理论，及四种创新对社会经济增长的影响。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顾问、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授克里斯托夫·弗里曼（Christophe Freeman）从1974年到1983年的9年中，先后发表了《工业创新经济学》、《世界的未来》、《失业和技术创新》和《世界经济中的长波》等着作。他是真正将技术创新理论发扬光大的经济学家。他不仅指出了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国家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道路，还对政府采取创新发展战略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熊比特的技术创新理论，经过众多学者的努力走向完善和成熟，资本主义世界解决经济长期“滞胀”问题的迫切需要，二者在政治家那里有效结合，就形成了通过建立创新机制解决“滞胀”问题的新的经济政策，进而形成了国家创新体系和企业创新机制，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再次出现了长期稳定发展的局面。
国家创新体系之中不能没有教育，因为创新的主体首先是人。美国20世纪70年代之初，在采纳学者建议建立国家创新体系之时所采取的首要之举，是由国会拨款分别在麻省理工大学（MIT）、卡内基－梅隆等4所大学建立创新中心。其中MIT是第一个由国会拨款建立创新中心的大学。该中心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是美籍中国工程学家、发明家、美国工程院士、MIT终身教授李耀兹。他于1980年出版的论着《教育和工业中的技术创新》是最早传入中国的相关论着之一，对中国技术创新理论的传播和研究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创新教育中心的主要使命，一是传播创新知识，二是进行创新示范，三是进行创新理论研究。这4个创新中心个个不辱使命，为美国传播创新文化，培养创新人才，建立创新体系，形成创新机制等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三、技术创新理论在中国
技术创新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和传播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借鉴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学者们关注到了技术创新在促进企业和国家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资助下，于1989年启动了中国技术创新研究项目。首批资助项目有国务院经济促进发展中心的“国家技术创新机制与政策研究”，国家科技发展研究中心的“国有企业技术创新机制与对策研究”，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的“我国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研究”和北京理工大学的“中国技术创新教育模式研究”。199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在首批项目研究的基础上又启动了“八五”重大项目“中国技术创新研究”。基金项目的启动不仅拉开了中国技术创新研究的序幕，还直接影响和促进了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和企业创新机制的形成，甚至中国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泽民1995年5月26日在全国科技大会上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使创新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乃至形成民族文化氛围。
1996年国家经贸委发布《关于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工作的意见》，并开始组织实施技术创新工程计划。1997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制定了《技术创新工程纲要》。1999年8月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的主要议题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特别是2006年伊始国家“十一五规划”颁布，使得建立国家创新体系，实施自主创新战略，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第二节 技术创新概念的科学解释
技术创新概念从熊比特最早提出至今已近百年，但由于它产生于经济学领域而不是技术领域，使得在经济学大门之外的人十分费解，在受到根深蒂固的技术观念影响又常常使人产生误解。令人费解的是技术创新同技术发明、技术革新、技术改进、技术模仿、技术引进等概念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令人误解的是技术创新概念在语义和内涵的关系上超出了人们的直觉范围，而习惯的思维方式却使人将语义的理解代替内涵的分析，因而将经济学概念理解为技术概念。不论是费解还是误解，都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技术创新理论的把握，影响到人们的技术创新实践。
一、技术创新概念的经典解释
熊比特虽然被尊称为技术创新理论的鼻祖，但是他作为经济学家是将技术创新作为影响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的一个独立变量加以研究的，并未对技术创新本身进行专门的研究，因此他始终没有对技术创新给出严格定义。正因如此，他的这一并非故意的遗漏却给后人留下了探讨的空间，以至于时至今日还没有形成一个令世人尊崇的学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尊重熊比特的经典解释，在社会活动的背景之下，从技术和经济的结合上理解技术创新，将其作为“创新”概念的一个特殊外延加以说明。
为了说明技术创新的含义，熊比特引入了一个新概念即“生产函数”，认为技术创新就是“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函数”，意指“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个“新组合”的形成存在五种情况：①引进新产品；②引进新的生产方法；③开辟新市场；④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⑤实现企业的新组织。
要理解熊比特的技术创新概念，首先就要理解生产函数。所谓生产函数，是指在技术工艺水平和管理方式一定的条件下，生产一定数量产品所需的劳动力、材料、能源、设备和土地的各种不同组合。每个生产函数都假定一个已知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方式。一旦技术工艺水平和管理方式发生变化，生产函数就要改变。生产一定数量产品所需的某一要素的数量可能是固定的也可能是变动的。生产过程中的某一要素可以部分或全部用另一种要素所代替。这样就产生了各种生产要素数量的不同组合。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意味着一个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
生产函数一经确定，企业的产量则与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成正比。
根据熊比特的理论，创新是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原因，可以将技术创新理解为经济增长的变量。技术创新等于是在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函数。
生产函数本身又是引进新产品、引进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等五个变量的多元函数。熊比特所指的生产体系是适应市场变化的生产体系，是企业的系统构成。企业不是单纯的生产部门，而是经济运营组织，其目的是获取最大化的市场利润。因此，技术创新是一种企业行为，建立新的生产函数不是企业的目的，而是企业适应市场变化，争取发展空间，获取更多利润的手段。
但是新的生产函数的建立，必然导致企业所有资源的重新组合，企业系统构成的整体变化及企业竞争能力的提高。
二、关于技术创新释义上的分歧
将技术创新看做企业的行为之一还是全部内容，就出现了技术创新的两种理解，即狭义的技术创新概念和广义的技术创新概念。持狭义观点的有：索罗（S C Solo），他在《在资本化过程中的创新：对熊比特理论的评论》一文中认为，技术创新成立存在两个条件，即新思想来源和以后阶段的实现发展；厄特巴克（J.M.Utterback）在其《产业创新与技术扩散》一书中认为，“与发明和技术样品相区别，创新就是技术的实际采用或首次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