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年轻女性为何热衷“地下恋”
所谓的“地下恋”，当然是指上不了台面、有意不让他人知道、见不得光的恋情。而今，“地下恋”颇受日本女性青睐，甚或成为一种愉悦的享受。
近日，日本一家恋爱杂志作为创刊1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环，以全国20—30岁年龄段女性为对象就“地下恋”和“恋爱的味道”进行了一项意识调查。调查显示，有30.5%的受访女性表示曾经有过“地下恋”的经验，其中有近7成人对有过此经历感到很开心。
就调查来看，喜欢玩地下恋的日本女性多为年轻女性，这个年龄段在日本往往意味着未婚。理论上讲，“地下恋”一般会“见光死”，难以长久，处在恋爱中的青年男女们往往是提心吊胆，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生怕曝光后影响到正常的生活。
可竟有7 成日本女性对“地下恋”感到很开心，不但没有多少压力，反而成为一种“减压阀”，这与日本的社会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相关。
鉴于日本低迷的经济形势，日本的年轻人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进入职场的同样面临激烈的生存压力，女性尤其如此。显然，偷偷摸摸地玩“地下恋”本身就是一种刺激。在此过程中，可以很大地缓解职场的枯燥、繁重和竞争压力。除了减压，“地下恋”还有丰富生活、排解寂寞和孤独、满足身心需要的功能。
据日本总务省所进行的《国势调查》统计显示，日本25年来25.—.34岁女性的结婚率变化情况是：1985年为79.5%；1990年为72.9% ；2005年为54.5%，2010年跌破50%，这意味着半数以上的日本婚龄女性，处于不想结婚或无法结婚的状态。这意味着，日本的单身女性人数越来越多，她们对工作以及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日本社会走向未婚化的趋势愈加明显。单身男女的增加，无疑是“地下恋”增加的原因。很多人忙于工作或根本就不想正式地恋爱结婚，于是“地下恋”成为不错的选择，因为没有第三人知道，所以好聚好散，彼此都不需要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成本极低。
当然，这背后亦有日本文化方面的原因。日本是一个他律社会，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给人一种很严谨细致、恭恭敬敬、温和礼让的感觉。但是，一旦缺乏这样的外在环境，日本人表现出来的就是另一面，家庭暴力、孤独冷漠、自杀等。这就是如此严谨恭敬的日本社会性产业和性文化如此发达的原因。
“地下恋”或多或少与此文化有关。日本《产经新闻》近日发表问卷调查结果称，日本女性出轨率达到了49%，平均两人中就有一人曾经体会过“偷食”的快乐。“地下恋”已经逃离他律社会的约束，自然可以恣意而为，自然可以享受到快乐。传统观念中日本女性的温柔、专一、对男人唯命是从的印象一个个地被消解。
日本社保制度把剩女往“婚路”上逼
提到女性杂志，《安安》在日本可谓无人不晓。《安安》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大评选，让日本女性选出自己最喜欢的男人和最讨厌的男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安安》是本前卫大胆的杂志，它的理念就是带领日本女性更加自立、自由、自强。
可是最近，《安安》的办刊理念正在发生明显变化，开始制作各种专题，指导剩女怎样成为一个能被男人带回家的女人，倡导能被男人“收藏”的女人才是时代的胜者。一份倡导女性解放的杂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大转弯”式的理念变化呢？又是什么让日本剩女们在经历一番争取权利、走向社会的努力后，又不得不回归到依靠男人的老路上来？或许，答案就在日本的社保制度里。
在日本，有两份保险是国民都要缴的，一份是医疗保险，一份是养老金保险。这两份保险的费用都按照个人的年收入设定，一年调整一次，而且都是从工资中直接扣除。日本政府宣称调整缴纳的费用，是为了让日本变得更平等。但剩女们最近发现，社保制度改来改去，自己的负担越来越重，而家庭主妇却越来越轻松。
最近，日本又出台了新的社保制度。按照新制度，年收入不到130万日元的女性可以自由使用丈夫的医疗保险，丈夫的养老金里也有她们的一半，而她们自己不需要缴纳任何费用。这是日本政府为照顾已婚家庭妇女的新制度之一。
那么新制度里，日本政府又是如何“照顾”单身女性的呢？对不起，你们敢独身，就自己负担一切保险吧。
据日本《周刊现代》杂志报道，至今小姑独处的27岁职业女性秋元小姐，月收入是22万日元，年收入为264万日元。按照日本现行的社保制度，她每月工资要扣除10966日元医疗保险金和18054日元养老保险金。一年下来，秋元小姐共要缴纳34.824万日元的社保费用，占到了总收入的13.2%。而5年前她的社保费用只占收入的7%左右，在经过一次次为实现国民“平等”的社保制度改革后，单身的她终于成为了支撑日本社保主力军中的一员。
另一名25岁的家庭主妇相泽女士则完全不同。她每星期到家附近的24小时超市打工，月收入是10.7万日元，年收入为128万日元。如果新的社保制度出台，相泽女士是已婚女性，而且年收入不到130万日元，所以她不需要负担任何保险费用。
也就是说，没结婚的秋元辛苦工作，在缴纳保险金后的收入余额，还不如家庭主妇相泽女士多。而且秋元小姐结婚越晚，负担保险费用的年数就越长，收入差距就越大。但秋元和相泽享受的是同等的社保待遇。
如今，这种让家庭妇女得益的社保制度，正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日本女性的人生选择。就连各种媒体也被这种趋势牵着走，开始传授日本女性嫁人的捷径。在这种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下，近几年日本女性的婚恋观开始出现变化。
日本《周刊现代》最近对3000名20—25 岁未婚女性的调查就显示，“婚后愿意成为专职家庭主妇”的受访者达到了74.6%，比2002年的51.7%上升了20%以上。其中，83%的受访者是因为“单身女性的经济负担大，生存艰难”。
在经济长期不见起色的当今日本，政府开始悄悄将各种税费负担转移到剩女身上。此举说得好听点，你敢长期不嫁人说明你能力强，多做点贡献也是应该的。如果说得不好听，日本的“高龄少子化”日益严重，你敢不嫁人，政府就敢累死你。日本不断修改社保制度，或许就是想将剩女往“婚路”上逼。此种形势下，日本的剩女还是趁早嫁了好。
日本欲创设“女性宫家”造女皇？
日本社会正在面临人口“高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危机。与此同时，这样的危机涉及日本的皇室。据共同社报道，日本宫内厅长官羽毛田信吾曾向首相野田佳彦表示，今后皇室成员人数恐怕将随着皇室女性外嫁而减少。2011年12月，野田佳彦首相在记者会上表示：“从维持皇室活动的稳定性来看，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据了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日本政府近日决定将讨论修改《皇室典范》，创设“女性宫家”。这样，皇室女性在婚后就可以继续保留其皇族身份。《读卖新闻》报道称，政府将从2月开始听取各方专家意见，目前正加紧确定专家人选。
按照日本现行的《皇室典范》规定，除了皇太子之外，其他皇子在成年或成婚后，经过宫内厅的批准，可以建立一个宫家。宫家不同于作为幼年称号的宫号，比如说，皇次子秋筱宫文仁亲王的宫号是“礼宫”，成年后建立了名为“秋筱宫”的宫家。《皇室典范》还规定，女性皇族不能继承皇位，成年后也不像男性皇族那样创设宫家，如果嫁给平民，就自动脱离皇籍，也就是说不再具有皇族身份。目前，日本皇室由天皇和22名皇族成员组成，其中未婚皇族女性有8名，包括皇太子夫妇的长女爱子、皇次子秋筱宫夫妇的长女真子、二女儿佳子、昭和天皇四弟三笠宫的孙女彬子、瑶子，已故高元宫宪仁亲王的女儿成子、典子、绚子。
按照规定，皇族女性如果嫁给皇族，就可以继续保留皇族身份。如果嫁给平民，这个皇族身份也就自然丧失了。比如说，现在日本明仁天皇唯一的女儿纪宫清子，2005年11月下嫁给东京都政府职员黑田庆树后，也就“嫁鸡随鸡”地改名为“黑田清子”了。崇仁亲王的长女宁子嫁到昔日贵族近卫家中后，就改名“近卫宁子”了。他的二女儿容子嫁到茶道世家千家之后，就改名为“千容子”了。
所谓创设“女性宫家”，说白了，就是要保证女性皇族成员嫁给平民后依然要保持皇族身份。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女性宫家”是不是仅仅限于天皇的嫡系女儿、孙女，还是女性皇族都可以？与皇族女性结婚的男性和出生的孩子是否也属于皇族？这将成为今后修改《皇室典范》讨论的焦点问题。
从目前来看，修改《皇室典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日本朝野各党内部都有人认为，创设“女性宫家”可能导致皇室父系传统瓦解。还有的认为这样将使皇族中的女性成员不断增加，最终超过男性成员的数量。更有的认为，造成不得不修改《皇室典范》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现在的皇太子没有儿子，修改此法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皇太子的女儿爱子成为未来天皇的“接班人”。这是绝对不能够容许的。
“不孕不育症”让日本妇女深陷苦海
“第一次去医院做人工授精，是我结婚后的第13年。此后虽然年年失败，但我还是年年都去。每次结果显示为阴性反应（人工授精失败）时，我都想‘这是最后一次了’，但我还是不死心，又接着去了。”39岁的秋山女士为治疗不孕症已经陷入了泥潭。她先后用体内注入方式授精25次，从卵巢抽出卵子体外授精12次，但拥有小宝宝的梦想依然遥不可及。
在日本，像秋山女士这样被不孕症折磨的妇女有很多。根据日本妇产科研究会的调查，2009年，进行过人工授精治疗的妇女达到了
21.38 万人，相当于2000年的3倍。此外，日本经过人工授精方式诞生的婴儿为2.668万人，占到了出生婴儿总数的约1/40。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日本每名学生同班都可能有一名人工授精诞生的同学。
据了解，日本全国有588所不孕不育治疗机构，居世界之首。人口相当于日本3倍的美国，也只有422所。所以，说日本是世界第一的“不孕大国”，一点都不夸张的。
在各种压力如潮水般袭来的日本社会，平均初产年龄超过30岁的日本妇女们，正在抢抓生育年龄的“尾巴”，和不孕不育赛跑。这群高龄产妇中，有些受上天垂怜，顺利产下宝宝。然而，另一些不幸的妇女则被可怕的不孕不育缠身，承受着常人不可想象的压力。
身体上的负担不用说，精神上的负担也让这些妇女难以承受。周围异样的眼光，让很多不孕妇女自信一点点丧失，成天处在“为什么别人能生我不能生”
“当初为什么没有早点生”等精神压力中。2009年，青森县一名41岁的不孕妇女，甚至在长年治疗无效的情况下，选择卧轨自杀。
还有可怕的经济负担。人工授精等不孕不育治疗，不在日本医疗保险报销的范围内。人工授精一次需要30万—50万日元。而不管成功与否，一般最少要做三四次。再加上注射费、医药费、交通费等，一年下来最少要花200万日元以上，相当于日本人平均年收入的一半。日本的不孕妇女们每年要拿出一半左右的收入，去争取成为小概率的幸运儿，生活会过成什么样子可想而知。
时间上的困难也不可小视。日本的不孕妇女以职业女性居多，要想治疗和工作两不误很难做到。不少不孕妇女为了治疗不得不辞掉工作或者改变雇佣形态。这又反过来加重了不孕妇女的精神和经济负担，让她们越过越苦。
日本厚生劳动省2011年发布的报告推测，受日本经济长期低迷、民众收入不断降低的影响，妇女还将不断推迟初次生育年龄。这将导致因卵子老化而不能生育的日本妇女持续增加，如何帮助这些不孕妇女，成了日本政府迫在眉睫的问题。
最近，日本各界都在质问，政府每年花了纳税人那么多钱，不孕妇女们还在苦海里，高龄生育问题也看不到半点改善的迹象，“高龄少子化”问题如何能不严重。近年来，日本“走马灯”似的每届政府都表示，要尽全力解决“高龄少子化”问题，但为何总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症结恐怕还在这种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好事，对于需要立竿见影出政绩的日本各界政府而言，实在没有多大的意义。
日本女性的避孕意识缘何如此匮乏？
日本制药公司“拜耳药品”近日实施的一项网络调查显示。据悉，这项调查以20—49岁女性为对象，有614人做了回答。回答结果显示，认为自己采取了避孕措施的女性中，有20%左右的人采取的其实是“体外排精”。另有大约60%的女性在做爱时没有采取任何的避孕措施。
说起来，日本女性的避孕意识如此匮乏，应该并不奇怪。日本在避孕方面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日本政府在1999年6月才通过法律，批准避孕药使用，其间争论时间长达35年，较西方女性开始服用迟了40年。提倡服用避孕药的女权分子，对避孕药在日本未能普遍采用颇感意外。
实际上，日本只有非常少数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服用避孕药，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她们对属于处方药物的避孕药不熟悉、态度保守、担心服药产生副作用和不愿意每天定时服用避孕药，从而在态度上显示出一种排斥。
在日本，很多女性对避孕药非常陌生，即使是专业人士亦鲜有服用避孕药，甚至没有谈论到避孕药问题。据调查，日本全国只有1.3%的女性定期服用避孕药。而据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有15.6%的女性服用避孕药。
日本女性除了担忧避孕药的副作用外，避孕意识匮乏还源于一种责任意识的偏移。日本家计会指出该国女性缺乏避孕的意识，通常把避孕视为男性的责任。日本厚生省进行的调查显示，接近70%的受访女性表示从未服用过避孕药，只有20%的人愿意尝试服用。在日本，最普遍的避孕方法是男性采用安全套，令安全套占去节育产品市场的八成。基于此，男性避孕套开发的技术与质量也不断提高，甚至已经成为赠送朋友的佳品之一。
日本是一个生育率极低的国家，人口老化情况非常严重，所以政府不太积极鼓励国民避孕。反之，政府试图游说夫妇增加生育，借此纾缓人口急速老化对国家经济造成的重担。
另外，男性戴安全套成为最普遍的避孕方法，有助降低性病传播，包括艾滋病。假如日本有越来越多女性服用避孕丸，男性将会减少采用安全套，影响所及，日本将来会出现较多艾滋病病人。
日本厚生省
发言人指出：“至今，日本服用避孕丸的人数仍然偏低，所以我们在现阶段无需担忧艾滋病病人会急速增加。相比之下，艾滋病不会像禽流感那样需要立即加紧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