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沦陷时期，有个毛定远同志，化名为贾宜亭，我曾经掩护过他，听他说到共产党的真实情况，才知我以前所听到的都是反宣传，这时我才晓得共产党不是那么一回事，的确有叫人不能不佩服的地方。于是我的思想根本转变认为有同情的必要。
在解放后，我没敢希望怎样的好，以前是屡次希望，屡次失望，这次也没敢作大希望，可是知道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以外，更没有第二条路，逐渐认识到只有这一条路可走。参之于过去以及本身的情况、世界的潮流，知道这乃是五千年历史演进的必然的产物，我确信能见到这点，是我自己自觉认识的第一步。
尤其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在解放后，我看见刘少奇主席在延安马列学院的演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才知道作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这样的品质，这样的条件，于是乎使我敬重之心油然而生；同时又看见毛主席的一本自传，才认识到革命的事业是逐步前进，不是一蹴而就的。
又在解放后1952年我第一次参加代表会，看见大礼堂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九个字，当时激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为何如此哪？因为我是佛教徒。在我认为佛教的真理完全是舍己为人，然而这几十年来所见所闻，佛教的真正精神，不但没有万分之一的表现，而相反的都是使人轻视、藐视，乃至于讨厌。这都是佛教徒自身的罪恶，与佛教的根本道理无干。我既对于政治上社会上灰心绝望，对于佛教眼看着没有丝毫的办法，而种种道会门，又假借佛教的名义，弄得鱼目混珠，使得佛教的真义更加晦暗了。至于舍己为人的精神，则更谈不到了！
因为这个原故，我看见这九个字后，是完全合乎佛教的真理，也是佛教徒多年所作不到的事情，所以觉得有不可以言语形容的激动。我那时更觉得这是梦想不到喜出望外的事。
世界上任何宗教与共产主义相接近的只有佛教，一切的社会政治制度、主义与佛教相接近的也只有共产主义。为什么呢？一切宗教皆有其政治背景，而佛教是没有的。一切的政治制度都是由资本主义出发，惟有共产主义是以无产阶级为基础的，然而佛教徒多年所希望而没有作到的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种精神，共产党已经作到了。这是我衷心所最佩服的地方。
我愿意拥护共产主义有两点：一是看见中国害的病是五痨七伤、百孔千疮，学东洋，学欧美，甚而至于复古，什么法子都用过，完全无效。只有学苏联社会主义这一付药！不吃就得束手等死。二是就中国的民情、历史的演进、当前的现状、世界的大势、真理的辩证，从种种方面反复推求，也只有这一条路。以上的两种看法，遂使我的保守思想渐渐动摇，改良的思想渐渐转变。
我对于社会主义是由格格不入而到比较接近，渐至初步相信，而到充分相信，又进一步到绝对相信，更到绝对的拥护。
由此渐渐体会到真理是发现不是创造，创造的决非真理；信仰是自觉的不是强迫的，强迫的就非信仰。
我原来是学大乘佛法的，要本着四弘誓愿的精神去舍身救世，然而居然会走到消极厌世、形若槁木、心若死灰的地步，这是极可痛心的事！现在慢慢的好像春回大地，以前的心理完全转变过来了。以前我由日本回来之后，是三年不下楼，十年不出门，也不看报。现在虽然是更加衰老，但对于开会，或者参加什么参观学习，在万分困难之中，也决不肯懈怠。就以我执笔写这篇东西来说，也是多年所没有的事体，扶病冒暑，强打精神，全是本着党和政府的号召，一心为人民服务。
而况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关于撰写史料稿件的要求，“撰写者可以不拘观点，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但是必须以亲身经历和见闻为依据，事实内容必须真实具体。”就撰稿人来说“必须消除种种不必要的顾虑，将历史的真相如实的写出来。”因此我对于写这篇文稿时，就是扫除一切的顾忌，不避一切的嫌怨，破除一切的情面，不管和别人写的是否相同，所写的均是我亲眼看见和亲身经历的，以符合政府征求文史资料的宗旨。
我所写的种种，虽然竭力往详尽真确的方面去写，不过事隔五十年之久，当年所存的文件，只剩下匪军钞没的残余，仅就这残存的六类总共一百四十二号的文件为基础，更参以孙宝琦的各项电报以及当时的《帝国日报》、《齐鲁公报》所登载的新闻等类，以与我在五十年前所见闻所经历相印证，不敢不竭尽力量慎重从事，而疏漏之处，仍所难免。
自春季开始撰稿以来，其间以搜集材料，整理修改花费了很多的时间，但以久病之躯，年近八旬，精神衰退，心余力绌，仅成了这一点粗枝大叶不完全的叙述。
此外，尚有应该补叙声明的一点：我原对于山东各方素无恩怨，而独于“六二党”的主干则颇有些不客气的地方。这是因为山东向没有新旧东西的界限，自从有了“六二党”以后，因著曲诗文一案，形成了新旧东西两派的对立。因丁世峄、张公制等六议员的辞职，划成了东西两派的鸿沟。一直到民国告成，经过几次选举的竞争，仍是这一种力量在其中鼓动，甚至不择一切手段。竞争选举时不惜开匦换票，营私舞弊，腾笑全国，以至于后来张宗昌的祸害山东，有不少的人甘心助纣为虐，细寻其间蛛丝马迹，也还是有这一种因素在内。这样一直闹到解放以后，才把这种病根余毒拔除净尽。若非有了伟大的共产党，这些旧社会若干年来积累所造成的种种恶劣腐败的事体，谁也把它没办法，由此更可见到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
尚有一节，虽是关系个人，但也有叙述的必要。我父是清季云南提督，清廷予谥易名壮武。在《清史》及《山东通志》均有传（见《清史列传》卷六十三）。
我原名继泉，字溥斋，号渠园，继字是我家的排行。我在辛亥山东独立时，用的是夏溥斋，后来到日本讲学时，用的是夏泉，号渠园。当这时候日本东西京学术界都知道有个中国人夏泉先生，或称渠园先生。我自日本回国后，目击时局之混乱，较前更甚，感觉到无一片干净土能住。我的诗中有句云：“除却莲邦未可居。”这句话代表我当时的烦闷，也是对那时社会的一种讽刺。且我自幼小时即喜欢莲花。又喜读周莲溪的《爱莲说》，他说过莲花是“出污泥而不染，中空外直，香远益清”。我院中盆池内，每年都种莲花。我既姓夏，莲为夏季的好花，所以就用诗中的“莲居”两个字作为名字。
我生平不会骑墙，无论干什么事，都是一面倒。就是我研究学问的时候，也是专工一门。至于学佛以后，也是由一门深入，认识到万法归一。在解放后，更觉得在政治社会上，只有这一条路，一心拥护社会主义。我当时的诗中曾有两句，是“徘徊瞻顾总无聊，只有当前路一条”，可以证明我的心理，所以我就号“一翁”。至今京津的朋友，皆知我叫夏莲居、夏一翁；而山东故乡中，仍叫我为夏溥斋；在日本或者还叫我夏泉、夏渠园；去年我看见日本人新出版的一本书，其中还是写的夏渠园。也有许多人不知道夏溥斋、夏泉、夏渠园、夏莲居、夏一翁原来是一个人。
今天的七十八岁老病颓唐的夏莲居、夏一翁，即是五十年前参加革命独立运动被公推为全省联合会正会长的青年夏溥斋，也就是三十六年前被张宗昌认为宣传赤化下令通缉的夏溥斋，也是逃往日本讲学的夏渠园。这一个人在五十年前，名字上、思想上、形体上、行动上，时时刻刻在变化中，由现在回忆辛亥革命时年方二十七周岁的爱国志士，似乎是远胜于今日精力衰朽的老人，仔细看来，大大不然，那个时期的青年革命者的感情冲动，思想复杂，眼光短浅，见解不彻底，既便成功，也不过是一个改良保守派，决不会有根本的计划与改造社会的可能，又哪里想到有今日解放后种种的光辉灿烂震动全世界的成果呢！
我自幸以衰老之年，居然会亲眼看到这种历史上五千年来不可想象的成绩，同时经过学习，经过思考，经过反来复去的种种分析研究，由今溯古，以古证今，明确地认识到六亿人永久的幸福，全世界的永久和平与安宁，只有社会主义这一条光明道路。这是我十二万分肯定和自信的！不但我自己相信，即对我的儿孙、亲戚、朋友，也是用百计千方使他们完全相信，逢人就劝参加学习。有的人以为我是神经病，有的人以为我是改常，可是也都知道我向来不打顺风旗，不能把投机取巧的名义给我加上，只能说我是神经病罢了。这并不是我在今天空口漫谈，自从解放后，我作的好些诗歌、长联、琴砚篇等等，皆可以证明我的基本不可动摇的观点。
以上种种，拉杂写来，暂作结束。至于各方对山东独立种种不同的记载，如果我的精神能来得及的话，或再另作考证，也未可定。
（本文发表时署名夏溥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