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来，他的心时常在惶恐、寂寞、忧愁和痛苦中煎熬。他渐渐地开始憎恨这个家庭，憎恨这个制度。当五四运动爆发，全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新思想、新书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纷至沓来，“象火星一样点燃了他们的热情”。他毅然投入“家”外的学生运动：请愿、罢课、发传单和办《黎明周报》。
火热的斗争生活“新鲜而有趣”，给他带来了无穷的乐趣。不久，报纸的查封，祖父“不要放他出去”威严的禁令，又进一步地激发了他的好胜心，增强了与家庭和旧制度斗争的决心。他焦急万分：“外面的运动正闹得轰轰烈烈，我怎么能够安静地躲在家里不出去呢？”他呐喊：幸福“给人剥夺了”，“我要出去，我一定要出去，看他们把我怎样”。在另一些方面，被迫“做小”的婢女们的眼泪，大哥与梅表姐爱情的毁灭，梅表姐的悲惨命运，自己所爱的鸣凤的投河惨死，大嫂被逼在外难产而亡。他同情、伤心、悲愤、不满，流下了很多痛苦的眼泪。“一种渴望诉诸正义的感情”在他的体内践踏奔腾。他的“胸膛里好象炸裂似的”。他无法忍受了，决心与旧势力斗争到底。
终于有一天，他逃离了家庭，乘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可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出生在豪门首富家庭，很多感情需要得不到满足。情感方面存在着无法解脱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正因为如此，许多人情愿抛弃富足的物质生活，背叛家庭，去“走新的路”，寻找新的生活。
[人性百题]
怎样理解一个大学教授的心里话“我不再为个人活着”？
2007年，香港凤凰台记者采访中国一位知名大学教授。这位教授在讲到她现在的情况时说，“我不再为个人活着”。她爱上了中国古诗词，在大学里教授研究生，在国内外讲学。她非常热爱古诗词传播事业，决心为此奋斗终身。我以为，这位教授说的是真心话。她已为老年，此时她吃、用不愁，声名已有，确实不需要再为个人的物质生活和名誉活着。可她要为激情而活着。她的激情是为古诗词传播事业奋斗的激情，为古诗词传播事业奋斗是利他的；另一方面，激情的力量是强大的，在这种激情驱使下她不得不为之奋斗，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获得快乐，避免痛苦。
在此，顺便说一下，满腔激情的人与没有这种激情的人，对生活的态度、人生观、价值观是不同的。所以道德教育不能用激情者的言行来要求没有这种激情的人。激情产生于一定的环境，没有一定的环境就不可能有这种激情及相应的人生观、价值观。比如，上面说到的陈天华、林觉民、向警予等英雄人物，他们的英雄行为产生于国家危亡的大革命年代。在和平年代，不管如何教育，也不可能产生他们那样的激情。
显然，以上这些利他行为都是不图回报的，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利他也是在满足自身的情感需要。这里，他人的欢乐、利益和幸福虽然是行为者的目的（尽管有的是自然界的意图），而本质上是自身的爱、尊重、好胜、好奇、爱美、同情、正义等情感被激起时的快乐、痛苦的感受在支配自己的行为。
对此，我们应认定这样一个真理：做与不做能使人的情感跌宕起伏的事情，一定有情感需要在起作用。情感上跌宕起伏的过程必然伴随着生理上运作、变化的过程，而心理上和生理上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必然根源于人的机体需要。
应该相信，科学家、艺术家等在情感领域工作的人，一般都有强烈的情感需求，他们往往特别注重情感需求的满足。大凡科学家，尤其是伟大科学家都是十分热爱自己所从事的科学事业的。用马斯洛的话来说，他们是些“自我实现的人”。在他们那里，工作和娱乐之间通常的习惯上的分裂已完全被超越了。他们的工作就是娱乐，娱乐就是工作。
再说“帝企鹅”的孵化行为，它们表现出来的精神似乎比人类的母爱还要伟大，但从本质上看，它同人类一样，乃是神奇的自然界为了物种繁衍，在机体上安装的“爱子的需要”在起作用。既然是需要，机体内在就有一种力量驱使你这样做，做了愉快，不做痛苦。
情感这个东西是很奇特的，当你没有触及它的时候，它是平静的，而当你一旦不停地去触及它，它会愈演愈烈。而一旦“烈”了，就难以平息，突然冷却是痛苦的。这种情形在生活中也是常见的。人在打牌、作画、游戏到了来劲的时候，就是平时人们常说的“感情上来了”、“在兴头上”的时候。此时，让他突然停下来接电话或去做事，他会烦躁、生气，甚至会骂人的。
19世纪中叶，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反对沙皇政府，被判服苦役4年。其间，不许其写作。他非常痛苦。在给哥哥的信中，他说：“如果不许我写作，那我就会死亡。我可以在牢里关上15年，但求手里能握起一枝笔。”
在有些人看来，一些科学家、革命家之所以热爱科学、热爱革命，是由于树立了造福人类的崇高思想。他们不懂得：道德可能使人们下决心去学习一门科学，但决不能使人直接产生对这门科学的热爱。科学家对科学的迷恋，一定是出于对科学本身的爱，而这种爱来自人自身的情感需要。对于革命家来说，确实会把“革命成功”、“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作为奋斗目标的。但这只是他们坚持真理、追求理想所要实现的目标，是追求真理、追求理想的一部分，是他们为激情奋斗的一种表现，而不是他们自身直接具有的或通过教育直接产生的需求。他们如果没有好奇、正义、好胜、同情等情感需要，那么就不可能有这个目标。总之，不图回报的利他根源于自身的情感需要。
记住，情感被激发有时会产生热衷于某事物或事业的长时间的激情，这是我们应把握的极其重要的情感的特点，把握了这个特点，就能把握很大一部分利他行为的根源。
六、情感爆发而利他
最后，在行为动因的迷宫内，还隐藏着一个最难解开的难题，即舍生忘死的英雄行为的根本动因。这可谓是最大的难题。几千年来，“人不为己”论者在此挂上了沉重的铁锁，“自爱”论者在此也望而却步。人们常常发问：这些英雄连生命都不顾，他们的行为还会与自身需要有关吗？
应该看到，情感还有个特点，就是爆发性。心理研究表明，人的情感需要的强烈程度是可变的，在连续的刺激下，情感会越来越强，甚至爆发。两个人吵（打）架会越吵越凶，怒不可遏，以致杀人。在激烈的足球比赛中，人的情感如烈火燃烧，怒吼、争吵、有意冲撞、打人或报复的事时有发生。
[人性百题]
什么是“激情犯罪”？
2005年10月25日《北京晚报》报道，一位经常审理命案的刑事法官，对屡屡发生的“激情犯罪”（因一时感情冲动而杀人）作出分析：三分之二的命案都是激情犯罪，比如情杀、酒后杀人、想教训一下对方结果失手杀人。这些犯罪只是瞬时心理失衡而导致犯罪。研究显示，人进入激情状态后，大脑机能几乎完全被情绪所控制，主观意识仅指向与自己情绪体验相关的事物，理智程度不同地丧失，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也不能预见到行为的后果。
应该相信，战场上的情况更是如此。此时，将士们的勇气主要并不是来自道义，而是来自被激起的现实的汹涌澎湃的情感。
[人性百题]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真有王成“向我开炮”那样的英雄吗？
在中国，电影《英雄儿女》是家喻户晓的，片中那个高呼“向我开炮”手握爆破筒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王成，更是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王成的形象并非虚构，他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场上英雄事迹的再现。影片中“向我开炮”的事迹，取材于1953年的一篇题为《向我开炮》的通讯，此文记载的是志愿军23军的于树昌和蒋庆泉的事迹。
1953年4月，在第三次攻打“三八”线附近的石岘洞北山战役中，23军67师201团步话兵蒋庆泉面对几乎攻到面前的敌人，向指挥所连连呼叫“向我的碉堡开炮”。23军《战地报》记者洪炉听说这一情况，立即找到当时在指挥所与蒋庆泉直接通话的两名战士陆洪坤、谷德泰，随后完成了一篇战地通讯《顽强的声音——记步话机员蒋庆泉》。结果蒋庆泉没有死，炸昏以后成美军俘虏。按照规定，凡被俘者不予宣传。通讯没有发表，但蒋庆泉那句“向我开炮”的惊天呼喊在军中迅速流传。另一场战役是，1953年6月29日晚，于树昌所在部队23军73师218团，为了配合金城主攻方向作战，对无名高地之敌进行反击。战斗中，步话机员于树昌看到冲过来的敌人，喊出了：“敌人上了我的地堡顶，开炮！向我开炮！为了胜利，向我开炮！”随后，于树昌砸碎了步话机，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壮烈牺牲。根据这两人的事迹，洪炉和时任67师宣传干事的田镜波写出了《向我开炮》一文。上世纪60年代，这篇报道被《英雄儿女》的编剧毛烽和导演武兆堤发现，又结合了英雄杨根思抱着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情节，塑造出了王成的英雄形象。
多少年来，老作家洪炉一直在寻找活着的“王成”蒋庆泉。21世纪初他在网上写了一篇《呼唤“王成”：你在哪里？》的文章，2008年9月陆洪坤（蒋的上线台）通过这篇文章找到了蒋庆泉。不久，洪炉、陆洪坤和蒋庆泉相聚。
原来，蒋庆泉于战争结束后不久回到了家乡——辽宁省锦州市大岭村，从此一直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这里。近几年，由于洪炉和陆洪坤这两位当年的亲历者站出来为蒋庆泉“王成般的英雄事迹”作证，多家媒体跟踪报道了此事。
有一天，蒋庆泉和陆洪坤一起回忆了那段在心中深埋了50多年的历史。在朝鲜战场上，每一块阵地都被反复争夺，“人肉堆成山”。1953年4月18日，蒋庆泉和陆洪坤所在的23军67师201团5连接到攻占石岘洞北山的命令。出发前，连长便开始指定若他死后谁来指挥，一直从排长指定到了年岁最小的一位班长。攻山战斗中，165人组成的加强连，已经只剩下十几名战士，连长阵亡，排长阵亡，班长阵亡。蒋庆泉看着战友一个接一个地扑通扑通地倒下去，一个拦着蒋庆泉不让他出碉堡的战士，头被打碎了，胸口也喷着血。此时此刻，蒋庆泉热血沸腾。陆洪坤至今仍记得，当年步话机中蒋庆泉的嘶吼声，最后他不喊暗语了，直接喊“向我碉堡顶上开炮”。陆洪坤问，那你怎么办，他说你别废话，向我开炮，向我开炮！然而由于我方弹药供给出现了问题，蒋庆泉并未等到他要的炮火，他负伤被俘。
可想而知，在紧张激烈的战场上，战友的牺牲、敌人的凶残、战情的紧急、浓烈的战争气氛等等会强烈地刺激人的好胜心、好奇心、复仇心、自尊心、正义感等情感，以致爆发，如通常所说“打红了眼”。此时，他们激情满腔，根本没有死亡的恐惧，心中最强烈的控制一切的欲望是杀敌、报仇、胜利。据当年第十五军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史》记载：“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
生命对任何人都是最重要的，但这并不是说人对生命的欲望，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最强烈。肉体的疼痛是人们经常感知的，而且是现实的，而谁体验过死亡的痛苦呢？因此，人们在情感燃烧的时候，将生命置之度外并不奇怪。
有人说，革命者的英雄行为完全是由崇高思想决定的，而与自身需要无关。应该看到，人求生的机制表现为对死亡的恐惧，任何有意放弃自己生命的行为，一般来说都有个感情蕴育过程，而不是简单的、突然发生的。献身不是受了教育就能“时刻准备着”的，而是情感爆发后的由情感引发的行为。试想，如果把一个革命者直接送到敌人阵前，他没有置身于激烈的战场，没有感情的激发过程，他会立即做出舍命斗敌的壮举吗？
如果说革命者的英雄行为出于崇高思想而与战场情况无关，那么按同一比例，激烈战场上不怕牺牲的人与在长期牢狱生活中意志坚强、不怕牺牲的人应该是一样多。可这在实际生活中是绝不可能的，前者比后者多得多。这是因为，在激烈的战场上，人虽有生存、享乐等需要，但被强烈的情感控制的大脑没有可能去考虑这些；而在狱中则不同，一方面他们年复一年的忍受着孤独、没有自由以及肉体受折磨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充分的理智，平静地去考虑死的可怕、生的幸福、爱情的甜蜜、老人和子女的期盼等等。再说，人在战场上的激情往往比牢狱中的激情更强烈，更不怕死。
至于英雄行为与个人道德觉悟的关系。前面我们说过，这种人在长期的道德教育和环境影响下，道德成了自尊的警示牌，情感已被激发，并有了满腔的激情。因而，这种人的正义感、荣誉感、同情心等情感比一般人强烈。正因为如此，这些人一触即发。
再说，不怕牺牲的情况，人世间是普遍存在的，并不为革命者所独有。我们经常可以从电影、小说和历史书籍中看到。这当中有农民、无产阶级、地主、资产阶级、甚至还有一些反动人物。二战时期，日军大肆宣传武士道精神，极大地激发了人的好胜、自尊、仇恨等情感，致使很多青年产生“为国捐躯，以死为荣”的信念。正因为如此，在1945年日军同美军的战斗中，几千日本青年士兵报名驾驶“死亡飞机”，同美军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