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月15日，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举行了一次史无前例的记者招待会，会上向全世界宣布：“宇称守恒定律”这个物理学的基本定律在弱相互作用中予以推翻！第二天，《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宇称不守恒”的新闻。吴健雄的实验引起了轰动，杨振宁和李政道的科学构想得到了证实，使科学家们为之困惑的“第一号谜”终于解开了！消息传到四面八方，世界各地物理学界一片沸腾，祝贺和询问的电文信件如雪片般飞来，高度评价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的贡献：“这是战后整个物理学界最令人惊奇而激动的事”，“是科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已被从根本上摧毁，我们不知道怎样再把碎片重新建立起来。”
有的科学家作了这样的比喻：过去几十年，全世界的原子物理学家们捧着“宇称守恒定律”，向宇宙奥秘之门冲击而不得进，杨振宁、李政道教授的新理论才使人们恍然大悟，那不过是画在墙上的一扇假门。现在，我们至少可以向真门进探了。著名物理学家奥本海默也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在给杨振宁的电文中说：终于找到了走出黑屋子的门！世界各国的报纸和杂志竞相刊载关于这个伟大发现的新闻。美国《新闻周刊》说：“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认为，这个发现是过去10个忙碌的年头中，物理学上最重要的一项发现！”
消息传到大洋彼岸的中国，物理学界更是一片欢腾，在北京专门举行了学术报告会，介绍杨振宁、李政道的成就，并向两位年轻的物理学家遥致敬意和祝贺。
“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这一理论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当初准备出高价和人打赌的泡利教授，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几乎休克，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并幽默地说：“幸亏没有人跟我打赌，假如有人打赌的话，我就要破产了，因为我没有这么多财产。现在这样，我只是损失了一点名誉，可是，我有足够多的名誉，损失一点不要紧。”
4．登上领奖台
1957年10月31日，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飞越大西洋传到了美国：瑞典皇家科学院宣布，本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李政道和杨振宁博士。诺贝尔物理学奖是国际公认的物理学最高奖。
美国物理学家们闻讯后，纷纷向两人表示祝贺。
杨振宁桌子上的电话铃不停地响着，还不断地有人送来贺信和鲜花。这一消息似乎来得太快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发表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引起了物理学界的重视，就得到这个科学界里最崇高的荣誉，这说明他们这一成果是多么令人瞩目。当荣誉和鲜花向两人涌来的时候，在静静的办公室里，杨振宁和李政道正在讨论他们关心的课题，他们身后的黑板上，写着密密麻麻的方程式。
1957年12月初，杨振宁偕夫人杜致礼前往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领奖。
12月10日，瑞典皇家科学院音乐大厅里张灯结彩，本年度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即将在这里举行。著名的科学家、作家、社会名流、外交使团的代表以及身穿燕尾服和晚礼服的瑞典贵族在这里聚集一堂，等待着激动人心的时刻，连瑞典国王、王后及王室人员也来了。庄严的时刻终于到了。
在诺贝尔委员会代表的陪同下，在热烈而庄重的气氛中，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登上了斯德哥尔摩诺贝尔领奖台，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人们纷纷向他们行注目礼。大厅里花团锦簇、香气袭人。瑞典皇家科学院的代表克莱因教授作了演说，他高度评价了杨振宁、李政道的成就。他说：“两位物理学家由于对宇称守恒定律作了精湛的研究，从而导致次原子粒子方面的重要发现，因而共同获得诺贝尔奖金……这两位获奖者所进行的研究，实际上推翻了30多年来被普遍认为是自然基本定律的所谓宇称守恒定律。”
他的讲话被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杨振宁、李政道和其他几位获奖者拘谨地把手放在膝盖上，面向听众，认真地听着台上主持人的每一句话。他们的夫人都穿着漂亮的礼服，坐在台下第一排，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自己的丈夫。这是多么令人骄傲的时刻啊！开始颁奖了，按照次序，瑞典国王把诺贝尔奖章和证书，发给得奖人。
杨振宁是第一个领奖的人。
杨振宁走到瑞典国王面前，恭敬地接过荣誉证书和奖章，国王轻声地向他表示祝贺。
杨振宁和其他获奖者一样，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诺贝尔奖章是用纯金制成的，图案设计精致美丽，含义深刻。正面图像中央，是一幅意味深长的浮雕画面：美丽的自然女神亭亭玉立，她右手怀抱着一个号角，号角里放满了丰硕的果实。科学家女神正轻轻地揭起蒙在自然女神头上的面纱。图像正中的下方刻有得奖人的名字。奖章的另一面是诺贝尔的侧面头像，环绕头像刻着他的英文名字。这天晚上，诺贝尔基金委员会和瑞典皇家科学院举行盛大晚宴。宴会开始前，按照惯例，获奖者都发表了礼节性的演讲。
杨振宁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作了如下热情洋溢的演讲：
陛下，殿下，女士们和先生们：首先，请允许我感谢诺贝尔基金会和瑞典科学院对我和我夫人的热情款待。我还要特别感谢Karlgren教授，他的引述和他引用的一段中文使我听了感到格外亲切。诺贝尔奖是1901年设置的，就在同年发生了另一件具有巨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后来对我个人的生活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有助于联系到我现在参加1957年诺贝尔盛会。承蒙诸位惠允，我将花几分钟讲一下这个事件。上世纪后半叶，在西方日益扩大的经济和文化影响的冲击下，中国面临一场激烈的论战。争论的焦点在于中国到底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然而，争论尚未得出结论，感情便代替了理智，在19世纪90年代，人们结伙办起了义和团，英文叫做Boxers，他们声称能以血肉之躯抵挡住现代武器的攻击。他们采取了盲目和不理智的举动反对在中国的西方人，并成为1900年欧洲多国和美国军队入侵北京的导火线。这就是义和团战争，一场野蛮杀戮和无耻掠夺的战争。归根结底，这个事件是由在遭受到外部日益加深的压迫和内部日趋衰落腐败的情况下，自尊的中国人民愤怒而无奈情感的爆发所引起的。从历史上看，这一事件也一劳永逸地平息了关于中国应该吸收多少西方文明的争论。那场战争于1901年结束，当时签订了一个条约。条约中有一款规定中国要向列强赔偿共约5亿盎司的白银，这在当时是笔惊人的数目。大约10年以后，作为典型的美国式的友善表示，美国决定把自己的那一份退还给中国，用这笔钱设立一个基金，由基金拨款筹建一所大学，就是清华大学，并为去美国深造的学生提供奖学金。我是这两项计划的直接受益者。我父亲任清华大学教授，我就生长在这幽僻的、学术空气浓厚的清华园里，愉快地度过了我宁静的童年。这是绝大多数我这一代中国人所不能享有的。
后来在这同一所大学里，我受了两年极好的研究生教育，而后又得到上述基金提供的奖学金，去美国继续深造。今天，当我站在这里和大家谈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深深地意识到，广义来说，我是既调和又抵触的中西方文化的产物。我愿意说，我以自己的中国血统和背景而感到骄傲，同样，我为能致力于作为人类文明一部分的，源出于西方的现代科学而感到自豪。我已献身于现代科学，并将竭诚工作，为之继续奋斗。第二天，即1957年12月11日，按照规定，获奖者作诺贝尔演讲，向人们介绍他们的获奖成果。
杨振宁演讲的题目是《物理学中的宇称守恒及其他对称定律》，李政道的演讲题目是《弱相互作用和宇称不守恒》。
在诺贝尔奖的历史上，第一次写下了两位年轻的华人的名字，这是一件令亿万炎黄子孙骄傲的事情。
5．岳父的贺信
在斯德哥尔摩的几天里，还有一件事令杨振宁激动万分。
有一天，杨振宁出乎意料地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这就是当年告诉他费米的下落，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的张文裕。张教授是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来参加这次授奖仪式的。
“您好，张教授！”
杨振宁热情地迎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张教授的手。张教授也激动地拉住了杨振宁的手，真诚地向他表示祝贺。
“振宁，你看，我还给你带来了一样东西。”
说着，张教授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封信，郑重地交给了杨振宁。
杨振宁迫不及待地把信打开，只见上面写着：
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民族的，你要注意政治。此致敬礼！杜聿明即草看了这封未曾见过面的岳父的来信，杨振宁激动得热泪盈眶。这封只有36个字的短信，杨振宁却觉得像有千斤重，特别是“民族”、“政治”两个词的含义，更是沉甸甸的，杨振宁陷入了沉思。原来，杜聿明送走女儿致礼后，听从蒋介石的调遣，匆匆赴东北参战，结果是节节败退，后又奉命调到华中守徐州。
在淮海战役中，这位徐州“剿总”副司令丢掉了手中的80万军队，自己也成了战俘。当杨振宁与杜致礼在美国共度蜜月时，杜聿明已成了战犯改造所的一名战犯。淮海战役之后，国民党大员们如惊弓之鸟，纷纷逃往台湾，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带着年迈的婆母和6个孩子也到了台湾，就这样，杜聿明一家被分隔在海峡两岸。台湾当局出于他们的目的，大造谣言：“杜聿明被共产党杀害了，我们要给他立烈士神位。”
听到这些消息，杜聿明的家人悲痛万分，他们没有想到，这时，杜聿明已在北京的功德林开始了新的生活。
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这位甲级战犯不仅治好了浑身的病痛，而且彻底转变了思想，开始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人。今天杨振宁看到的这封信，就是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下，杜聿明在功德林写的。
在这之前，杜聿明已经和女儿杜致礼取得了联系。
1956年的一天，一封经过北京、伦敦，最后才转到普林斯顿的信件送到了杨振宁的寓所。杜致礼一眼就认出了父亲那熟悉的笔迹，还未拆信，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落了下来。得到父亲的消息之后，杜致礼立即给在台湾的母亲曹秀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的老朋友与我通信了，他非常关心您。”
曹秀清从女儿这一语双关的话语中知道丈夫还活着，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从此，接到杜聿明信件的这一天便成了杨振宁家庭的纪念日，每到这一天，全家人就像过节一样进行隆重的纪念。此时此刻，夜已经很深了，宾馆里，杨振宁住室的灯光依然亮着。
杨振宁把张教授转来的岳父的信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走到窗前，注视着外面闪烁的万家灯火，他想了很多很多……当张文裕教授回到国内时，杜聿明收到了杨振宁的回信，在信中，杨振宁向岳父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说岳父的关怀使自己深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