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五千年宰相之谜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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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2章 明(1)

胡惟庸——中国的丞相制度因其而改变

胡惟庸(?-1380年),安徽定远人。

1355年(龙凤元年)投朱元璋。历任主簿、知县、通判、佥事等。1373年(洪武六年)升右丞相,后进左丞相。洪武十三年以谋逆罪被杀。太祖穷追党羽,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被株连,牵连致死者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胡惟庸是明朝的开国谋臣之一,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升六部尚书、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直接对皇帝负责,定制不设丞相。

胡惟庸案之谜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初二,朱元璋从西华门摆驾出皇宫,要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正行走间,路上忽然有一个人迎着皇帝的车驾直冲了过来,拦住御驾车马,由于紧张,一下子说不出话来。朱元璋见他冲撞车驾,又不说话,极为愤怒。身边的卫士见这个人敢于如此冒犯圣驾,立即冲上去打。这个拦驾的人叫云奇,是西华门内使,一个宦官。云奇被打倒在地,胳膊都快给打断了,还拼命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察觉到,一定发生什么事了,云奇才敢于拼死拦驾陈诉。既然云奇在他前往胡惟庸家的路上拦驾,那么此事就可能与胡惟庸有关。西华门离胡惟庸家很近,朱元璋登上西华门城楼向胡惟庸的家眺望,只见胡惟庸家里有重重壮士,皆裹甲执兵,埋伏于屏壁间。难道是胡惟庸想要趁朱元璋临幸时造反谋逆吗?因为西华门与胡惟庸家近在咫尺,内使云奇发现了这一逆谋后,便紧急赶来向朱元璋报告。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这件事被详细地记载在了一些史书中。

原来,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报告说,他家的井里涌出了醴泉,这在当时被认为是祥瑞之事。因为朱元璋国家治理得好,上天要降一些祥瑞之事,以示表彰。胡惟庸说家有醴泉,要请朱元璋到自己家里来观看祥瑞,朱元璋就兴冲冲地来了。想不到,这竟然是一场阴谋。

朱元璋马上调发禁兵,逮捕胡惟庸,然后召见云奇。没想到此时云奇已经气绝,不能做进一步的证明。朱元璋下令追授云奇为内官监左少监。胡惟庸位高权重,为什么还要谋逆呢?据说,胡惟庸权力大了,逐渐骄恣不法,久而久之,野心败露,他担心受到惩戒,经常惶恐不安。这时,他远在定远的老家井里忽然长出了石笋,井水无缘无故涌起数尺,他家三代的坟墓上红光冲天。他以为这是天降的吉兆,预兆他将大贵。于是,他就有了非分之想。一次,他的儿子在大街上跑马踩死了人,惹怒了朱元璋,要将其治罪。胡惟庸感到,与其待罪接受处罚,不如先动手,以求一逞。于是,胡惟庸就串通了一些人,图谋造反。

后来,胡惟庸被处以极刑。朱元璋处死了胡惟庸,按说还可以选择另一个人做丞相,但朱元璋决定从此不再设立丞相。可见,在朱元璋看来,不是丞相的人选有问题,而是设立丞相这一制度有问题。长时期以来,胡惟庸案似乎铁证如山,没有人对其表示怀疑。

《明史·胡惟庸传》里清楚记载着:“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就是说,胡惟庸被处死的时候,他谋反的罪行还不清楚。胡惟庸的罪状像故事传说一样,逐步添枝加叶,越到后来越显得完整。他的罪状包括:谋刺徐达;毒死刘基;与李善长勾结往来谋逆;通倭(其实这一罪名是到了洪武十九年,即1386年时才发现的),甚至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勾结日本,欲借兵为助;通蒙古(称臣于元嗣君这一罪名,则是到了洪武二十三年,即1390年时才发现的),派遣元故臣封绩致书元嗣君称臣,并约为外应,等等。经过史家考证,胡惟庸的上述罪状多属捕风捉影之词。

胡惟庸的罪行一件一件被发现,已经是胡惟庸被处死很多年以后了,也就是说,当胡惟庸案发的时候,他并没有正式的罪名。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对胡惟庸罪状的真实性提出了疑问,比如:《明太祖实录》详细记载了胡惟庸案处理的情况,但没有关于胡家出醴泉而邀请朱元璋观看的事;云奇揭发胡惟庸,功劳很大,但《明太祖实录》中却没有记载。谈迁认为,这一连串的故事可能是虚构的,离奇的“云奇告变”,也是无稽之谈。

晚明学者钱谦益说:“云奇之事,国史野史,一无可考。”史家潘柽章更认为云奇之事为“凿空说鬼,有识者所不道”。胡惟庸如果要谋反,他在家里埋伏刀兵,能让人在城墙上轻易看见吗?几百年以后,也就是到了现代,明史学家吴晗写了一篇着名的文章叫《胡惟庸党案考》,把胡惟庸的案子从头到尾缕析了一遍,最后证明,胡惟庸案是一个冤案。

《明史》上说,他多年受到朱元璋的宠爱,自己独揽丞相大权,有的时候,发生了一些事情也不向皇帝报告,还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当时有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送给他的金银财宝不计其数。朱元璋最恨的就是胡惟庸的专权,因为他专权,即使他没有罪,也要把他杀掉。丞相的权力太大,杀了胡惟庸,如果再立一个丞相,仍然不免要与皇帝分享权力。于是,朱元璋干脆一劳永逸地取消丞相制度,就不会再有丞相与皇帝分权了。可见,胡惟庸之罪在于擅权僭侈,而这正是最不能为朱元璋所容忍的。

胡惟庸本是定远人,在朱元璋起兵后投奔了朱元璋。胡惟庸从元帅府的奏差,宁国县的主簿、知县,逐渐爬到了左丞相的高位。朱元璋对胡惟庸的专权早就怀恨在心,早已在胡案爆发之前,就悄悄采取了行动。

洪武十一年(1378年),朱元璋下令限制中书省的权力,命令以后臣下上奏书,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就是凡是送给皇帝的奏章,都要同时送给中书省丞相一份。)作为皇帝,朱元璋希望大权独揽,掌控生杀予夺,决定一切,怎么能允许这个权力被丞相分割呢?至于洪武十三年(1380年)他除掉胡惟庸,废除丞相制度,不过是洪武十一年不许“关白”中书省的措施的延续。在丞相被撤销以后,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六部与皇帝之间,没有了丞相这一中间管理层,朱元璋实现了大权独揽。

明朝是朱家的天下,朱元璋要把它传给子孙,他不仅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丞相分割,而且不允许子孙的权力被丞相分割。因此,他把撤销丞相制度这件事写到《祖训》里头,规定说子孙后世永远不许立丞相,如果有人建议立丞相,必须严惩。

所以,胡惟庸的案子既是一个冤案,又不是冤案。

说它是冤案,是因为在将胡惟庸处死时,他还没有罪名,后来所指的罪行都没有实证,所以说他是冤枉的。他死后,才说他谋反,说他勾结蒙古人,说他勾结倭寇,罪名越加越多。这些罪证一件件揭发出来时,已经到了朱元璋的晚年。

说它不是冤案,是因为他死于专权,他影响到了皇帝的集权,就该死,所以说皇帝没有冤枉他。

在胡惟庸案中被牵连的李善长死后第二年,虞部郎中(负责山林绿化的官员)王国用就上书为他鸣冤,说李善长的地位已经很高了,即使帮助胡惟庸篡位成功,地位也不会更高,李善长不会为此冒这么大的风险。李善长这样有大功的人得到如此下场,将会令天下人寒心。

据说,王国用的这封信是学士解缙代为起草的,虽然批评尖锐直白,但入情入理,无可辩驳。朱元璋读了如此冒犯的话,心知理亏,竟然不予追究,足见李善长死得有多冤枉。

胡惟庸一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人达一万五千之众,其中有很多公侯。此案还牵连到辅佐朱元璋有大功的韩国公李善长。因当时李善长跟胡惟庸的关系不错,李善长弟弟的儿子是胡惟庸的侄女婿,他们是亲戚。而胡惟庸又是李善长推举的,所以应该惩治李善长。朱元璋说,李善长跟我这么多年,忠心耿耿,不能处死。但是,令人不解的是,胡惟庸案发十年以后,有人又告发说李善长早就知道胡惟庸要谋反而不揭发,因此他就是“胡党”。于是,朱元璋就把李善长抓来杀了,李善长一家七十多口都被处死。李善长从朱元璋刚起兵的时候就跟随他,在他的左右给他出谋划策,并供给军饷。但朱元璋在集权问题上从不手软,终将李善长处死,这就是所谓的“胡惟庸案”。杀了李善长后,胡惟庸案才宣告结束,此案的后果是废除了丞相制度。

丞相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延续将近两千年之久,中书省撤销以后,中国的丞相制度从此取消。明朝从此不再有丞相,清朝承袭明朝制度,依然没有设宰相。大家耳熟能详的“宰相”刘罗锅,实际也不是宰相,只有宰相之名,而无宰相之实。真的追究起来,这些大臣是连宰相的名也没有的——所谓宰相,不过是内阁大学士或首席大学士。在明清习惯上把所有的大学士都叫宰相,那只是沿袭以前的说法。

朱元璋杀了胡惟庸以后,改变了中国将近两千年的丞相制度。没有了丞相,皇帝直接统辖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控制了一切生杀大权。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朱元璋敕谕廷臣说:“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杨荣——四朝元老、仁宣盛世的台阁重臣

杨荣(1371-1440年),字勉仁,建瓯丰乐人,明朝政治家、理学家,中国着名宰相之一。历四朝元老,官居相位20年,为明朝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杨荣是建文二年(1400年)进士,任翰林编修。壬午之变,明成祖朱棣登基,很赏识杨荣的才干,因而选入内阁,是当时内阁成员中最年轻的,后累迁文渊阁大学士、太常卿、工部尚书、,尚书大学士,正统年间追封太师。永乐十八年(1420年),杨荣任文渊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力主迁都,促成明王朝将国都由南京迁往北京,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的规模就是那时奠定的基础。为扩大中国版图,明成祖5次北征、西征,都由杨荣陪同。永乐二十二年夏,明成祖途中病故,杨荣一面严锁消息,一面派人赶紧进京做好治丧和继承皇位的工作,果断处理和避免了一场危机。宣宗继位不久,汉王举兵叛乱,群臣无策,杨荣陪皇帝“御驾亲征”,平息叛乱,维护了国家统一。仁宗、宣宗时,杨荣和杨士奇、杨溥一起辅政,史称“三杨辅政”,此期为“仁宣盛世”,与杨荣辅政分不开。

杨荣好诗文,和杨士奇、杨溥等多有唱和。由于“三杨”是台阁重臣,他们的诗风便直接影响了从永乐到万历年间的诗歌创作,时称“台阁体”。

三杨辅政之一的明代重臣

三杨因居地、郡望不同,时人称杨溥为“南杨”,杨士奇为“西杨”,杨荣为“东杨”。三人皆于建文时入翰林院,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四朝。洪熙元年(1425年)宣宗嗣位,杨溥入内阁与杨荣、杨士奇等共典机务,宣德九年(1434年)迁礼部尚书,值内阁如故。杨荣于永乐十八年(1420年)晋文渊阁大学士,仁宗时晋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宣德时汉王反,主张皇帝御驾亲征,五年(1430年)进少傅。杨士奇在仁宗即位后晋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后兼兵部尚书。三杨中杨士奇受知于仁宗、宣宗、英宗三朝,在文渊阁任事四十年,任职时间之长为有明一代之最,论事存大体,请免赋薪、减官田、理冤滞、汰工役、抚逃民、察墨吏,民皆大悦,善识人,所荐皆名士。杨荣警敏通达,善观察形势,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且周习地理、边防,时人比其为唐之贤相姚崇。英宗即位初年,三杨共佐朝政,多所扶正,如练士卒、严边防、罢侦事校尉、慎刑狱、严核百司等。三杨入内阁时日很长,共掌朝政,辅佐三朝,海内清平,对“仁宣之治”功莫大焉。

杨荣于建文元年(1399年)参与福建乡试中第一。次年礼部会试中第三,殿试中二甲第二赐进士出身,授翰林编修。建文四年(1400年)成祖初进应天。杨荣马前迎谒:“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成祖警悟,立即趋驾谒陵,杨荣自此受知。

成祖初建内阁,杨荣与解缙等入阁参与机务。其后进右谕德,右庶子,侍诸皇孙读书文华殿。历任翰林学士。仁宗即位,进太常卿、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正统三年(1438年)进光禄大夫,柱国少师兼尚书大学士。

成祖注重边政,杨荣以通晓边务为成祖所倚重,永乐五年受命往甘肃规划军务,所经四川形势,城堡险易,军民休戚,道路远近等,都细心考察,回奏于英武殿,成祖深表满意。同年,成祖命右都监何福为甘肃总兵,永乐七年,何福奏脱脱不花等请降。杨荣奉命邀同何福受降。封瓦剌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资议王,把尔索马为安乐王。六月,给事中郭骥出使瓦剌,被本雅失里杀害。七月命何福进讨,福败战死。成祖亲征,杨荣将中军御膳所余粮补给,并下令中军,凡借出者,还累倍偿,军粮得以解决。

永乐十年,甘肃守将西宁侯宋琥极称叛寇老的罕逃去蒙古,将为边患。成祖命守陕西丰城侯李彬率师进击,仍命杨荣前往经略。这时,李彬正在计议进兵策略。杨荣还奏戎狄时叛时服,不需动用大军进攻,且隆冬不宜用兵。有罪不过数人,不致造成大患。成祖准奏,敕令李彬不出兵。不久,叛者都来归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