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五千年宰相之谜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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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宋(5)

说来十分凑巧,在科考场上考官收毕试卷后,主考官又另外出了一题:“地满红香花连风,风连花香红满地。”求对上联。王安石心中一喜:这不是现成的吗,出口便道出:“天连碧树春滋雨,雨滋春树碧连天。”主考官闻言大喜,十分赞赏。不久,王安石回去与小姐完婚,正在举行婚礼时,传来王安石高中状元的消息。真是喜上加喜,王安石高兴极了,新自下厨烹制菜肴,款待前来贺喜的四亲八邻。众人无不欢喜,尤其那道“双喜字肉”,更是引起大家的兴趣,这道菜不仅味道好,而且在制作上也别出心裁,每块肉上刻着的双喜字就更有意义。众人越吃越爱吃,边吃边夸新郎精湛的烹饪技艺。后来,人们就常常把它作为喜庆宴席上的一道菜,为的是增添更浓的喜庆气氛。

司马光——反对变法,史学巨匠

司马光(1019-1086年),字君实,世称涑水先生,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仁宗宝元初(1038年)中进士甲科,除奉礼郎。仁宗末(1063年),迁天章阁待制兼知谏院。英宗时(1046-1067年),进龙图阁直学士。治平三年,以所撰《通志》八卷进献,英宗悦之,命置局秘阁续其书,神宗名之曰《资治通鉴》。王安石得政,行新法,以司马光为代表的旧党不断反对新法,迫使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哲宗即位,元佑初(1086年)拜尚忆左朴射兼门下侍郎,遂废新法,恢复旧制,是为“元佑更化”。年68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

司马光所着《资治通鉴》凡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取材除十七史外,尚有野史、文集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光自云编此书“遍阅旧史,旁及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全书年经事纬,史实系统完整。此外尚着有《稽古录》、《涑水纪闻》等,诗文有《司马文正公集》。

宋黄庭坚云:“温公正书不甚善,而隶法极端劲,似其为人,所谓左准绳,右规矩,声为律、身为度者,观其书可想见其风采。”近人马宗霍云:“司马温公性端重,《通鉴》书稿,作字方整,未尝为纵逸之态,故十九年始克成书。”

攻读典籍,谏官忠臣

司马光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贵胄之家,在品行端方、见识深远的严父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下成长。司马光6岁,父亲就教他读书,“朝诵之,夕思之”。7岁时,他和几个小孩一块玩,一个小伙伴攀上缸沿,不小心掉进满水的缸里,别人都吓跑了,司马光却能搬起石头把缸砸破,救出小伙伴。这和他勤于思考的习惯是分不开的。司马光诚实、聪明且懂事,使他父亲非常喜欢他。经常带他出游,在家和同僚交谈,也让他在身旁。司马光小小年纪,“凛然如成人”。张存在他11岁时,就答应把女儿许配给他。宋朝有一种恩荫制度,五六品以上大臣的子弟和后人都可以补官。司马光15岁时补了郊社斋郎,很快又改授为将作监主簿。20岁时,胸怀大志的司马光参加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金榜题名后,朝廷改授其奉礼郎、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之职,这是他仕宦生活的真正起点。

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光的父亲病死晋州,他们从虢州到这里才几个月。在居丧的日子里,他用心读书作文,潜进无涯的学海来排遣悲伤和寂寞。庆历四年(1044年),司马光结束了五年的丁忧(守丧)闲居生活,签书武成军判官之职。第二年,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韦城。在韦城任职一年多,他“政声赫然,民称之”。处理公务之余,他攻读典籍,写了大量史论文章。庆历五年(1045年)冬,司马光改授大理评事补国子直讲,成了一名京官。一年后经父亲的好友庞籍举荐,司马光被授予馆阁校勘并同知太常礼院。司马光利用这个机会借阅了朝廷秘藏的丰富的图书秘籍。对《古文孝经》进行系统研究,撰成《古文孝经指解》一书。元佑五年,司马光又在庞籍荐举下,迁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这是专任史官之责,对研究历史更为有利了。司马光随庞籍任职河东路时,在宋夏议和之后,庞籍采纳司马光的建议带兵修堡,不料轻敌被西夏兵击溃。朝廷降罪下来,被谪知青州。司马光没有被治罪,回到京师,被改授太常博士、祠都员外郎直秘阁,判吏部南曹。嘉佑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几个月后,迁他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他在五年谏官(1061-1065年)任上,竭尽忠诚,朝廷内外大小事宜他都关心。真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恪尽了一个谏官的职责。司马光抓住关系封建国家盛衰的三要素——人君、官吏、军队,分为“陈三德”、“言御臣”、“言拣兵”三札子首先进上。司马光又谏言“五规”来补充他的“三言”。“三言”、“五规”是司马光的施政纲领,说的都是国家的根本问题。直言的司马光给仁宗留下了“忠臣”的印象。司马光在知谏院一年后,擢升为知制浩,掌管起草诏令之事。司马光奉诏就职,刚到职就辞职。他连上九状,终于达到目的,辞去了知制浩之职。这样,他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嘉佑八年(1063年),仁宗病卒,英宗赵曙即位。司马光的劝解疏导很有效验,皇帝和太后的矛盾趋于和缓。细心的司马光觉察到皇帝有“太后于我无恩”的想法,连进四封《言奉养上殿札子》,为调停母子关系,解除危机,共上十七封章奏,表现了他的耿耿忠心。司马光知道“国以民为本”,百姓不安居乐业,国家财富就无所出。这一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章奏里,其中以《论财利疏》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司马光还上《言遗赐札子》和《乞罢陕西义勇札子》谏言书,但后一谏言,连上六疏,仍无济于事。于是他灰心了,发起牢骚来了,连上五状请求辞职。治平二年十月六日,朝廷进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他利用这次擢升之机,又连上三状,力辞谏职,终于获得批准。

反对变法,洛阳修书

神宗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一场酝酿多年的改革终于以不可遏止之势向旧规积习发起了冲击。司马光和王安石不仅是同僚,而且是朋友,彼此互相敬重。两人性格上也有相似之处,都非常自信。司马光思想倾向沉稳持重,虑事缜密,但创新精神不足;王安石则活跃激进、勇于标新立异。这导致了他们后来的政见分歧。王安石坚决主张法治,而司马光则强调传统的“仁政”思想;在解决国家财政困难上,王安石主张由“善理财者”立理财之法,主张“开源”;司马光则主张以“节省冗贾”的办法减少开支,主张“节流”。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设置了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之司条例司”,与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同领其事。司马光是个谨慎的人,又敬重王安石的为人,佩服他的才华。他纵横史书,得出的结论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司马光的支持者大有人在,特别是那些元老重臣。

但神宗骑虎难下,继续支持王安石大力推行新法,司马光连书三封信,对王安石进行批评,王安石回了着名的《答司马谏议书》,对司马光的批评逐条加以驳斥。变法派和反对派已是水火不容了。

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为该路兵马都总管、安抚使、兼知永兴军衬事。同年,司马光改判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司御史,开始了全力以赴的修书生活。他想编一本简明扼要的通史,以便于人们用较短的时间就能掌握中国历史发展的梗概。他任皇帝侍从之臣后,认为皇上不可不以史为鉴,吸取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于是编《历年图》呈上。英宗十分欣赏,诏“龙图阁直学士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迹”。让司马光接续《通志》八卷编修,同意他成立书局,选择助手。英宗去世后,神宗也大力支持司马光修书,把书命名为《资治通鉴》,还亲自写了序文。

治平三年(1066年)四月十二日,编修《资治通鉴》的书面奏旨成立,地址设在崇文院。司马光主持了全书的义例,制定了编写步骤和方法。司马光在京师为官时,没有充足的修书时间,修书进度不快,五年还修不到全书的四分之一。到洛阳后,他修书的书局设在崇德寺,他自己买下土地辟为园林,取名“独乐园”。洛阳十五年,司马光就是在独乐园中过着修书生活。司马光给自己划定定额,限期完成。他把助手编纂的长编删削定稿。把庞杂的长编删繁就简,把抵牾的资料铨次考异,把风格各异的文字熔铸一体,把粗糙的句法锤炼润色。他把长编中历代史家文人以不同观点不同文字书法书写的史料,经过删削加工,使之成为一家之言。到元丰七年(1084年)十一月,一部编年体巨着《资治通鉴》全部修成。共二百九十四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同时,对选择修入《通鉴》中的歧异史料的理由,以及对各种异说的辩证、存疑和盘托出,作《通鉴考异》三十卷。为便于检寻,把《通鉴》每年涉及的重大事情,标目列举,作成《通鉴目录》三十卷。

史学巨匠,废除新法

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七日,神宗卒,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第二年改元佑。由哲宗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这位太后一直反对王安石变法,而且特别器重司马光。于是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令他到京师朝见。司马光到京师后,马上被授予门下侍郎之职。司马光向太后进言,把因反对变法而遭贬黜的官员招回朝中任要职,加强自己的力量。元佑元年(1086年)闰二月,司马光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病情也好转。拜相后,司马光不顾苏东坡的意见,迅速将免役法、青苗法废除,政治上也和西夏讲和了。司马光回朝执政后,一切作为都是反王安石之道而行之,将王安石的变法完全否定了,而且否定的步子非常急促。九月一日,司马光因操劳过度而辞世,后追封温国公。作为一个学者,司马光对学问的研究终生不懈。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为期8个月的日子里,仍辑录《国语》等六书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分三百一十二日。又在原来所修的《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基础上,增补、总辑而成《稽古录》,全书二十卷,是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同时,他还负责《资治通鉴》的最后校定工作。他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史学家,但作为一名宰相,数月间,尽废新法,罢黜新党,显然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不相称的。这也是北宋名臣司马光的一大遗憾。

司马光的“警枕”

司马光小时候记忆力较差,别人读一篇短文,三遍五遍便背熟了,差一些的,十遍也就差不多了,可司马光非二十、三十遍不可。别人背熟后,休息或出外游玩去了,可他只得留下继续读,直到背熟为止。时间久了,他便养成一个读书习惯,那就是比别人多读几遍,背得比别人熟一点,读时比别人多思考一些。所以即使读到半夜,他还是手不释卷。

十多岁的年轻人,到晚上特别喜欢睡。司马光也不例外,有时白天读书太疲倦了,一到晚上,眼睛张不开,或者昏昏糊糊往床上一倒下去,便呼呼大睡,直到天亮才醒。这样几天下来,他感到晚上时间全睡去了,非常可惜,于是便想出一个妙法,即把平时睡的枕头搁在一边,用一段圆木代替枕头。他想只要睡到半夜,一个翻身,枕头滚走,头部跌落下来就马上惊醒,又可以继续读书了。采取这一办法后,果然有效,再也没有出现睡过头的事了。时间长了,他和圆木枕头有了感情,亲切地把这种枕头叫“警枕”。

司马光一生勤奋好学,从不懈怠,终于成为宋代着名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

司马光的强词夺理

有年元宵节,司马夫人向司马光提出:“今晚我想出外观灯去。”——宋代,“一年明月打头圆”的元宵节是个大节日,特别在京城,汴河两岸家家张灯结彩,大相国寺前,百兽舞、五禽戏,锣鼓喧天,人头攒动。在其他节日中,女子是不好抛头露面去轧闹的,唯元宵节是夜间灯会,女子也可以去看看热闹,所以有“士女同游,车马塞路”之记述。——司马夫人的要求按理说并不过分。

可是司马光是个大男子主义者,对夫人缺少一点体恤之情,说:“家里不是有各式各样的灯吗,何必到外面去看?”夫人听了,几乎被噎住了。的确,相府里的灯流光溢彩、琳琅满目,比民间的灯辉煌多了,但家中有外面热闹吗?于是夫人胆怯怯地说:“到外面兼可看看人。”

司马光将手中的笔往书桌上重重一掷,文稿被洒满了墨污,抬头吼道:“我是鬼吗?”夫人吓坏了,含泪悄悄退入内房。

司马夫人想看的是有说有笑的、轻松愉快的、在节日街头的男男女女。司马光的确不是鬼而是人,然是一个正襟危坐、不苟言笑的政治大人物,凭心而言,做夫人的早觉全无可观了。司马光可能也觉察到夫人内心的隐秘,故而,怒不择言,乱了逻辑。从他内心来讲,做妻子的只能看丈夫,不能看别人;做女人的只可幽居家中,哪里热闹往哪里跑还成什么体统?司马光自认有理,但有话不能好好说,却吼出一句:“我是鬼吗?”

原本是个喜洋洋、闹盈盈的元宵佳节,现被司马光搅弄得满门晦气,举家失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