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五千年宰相之谜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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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章 宋(3)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越是没有吃,肚子越是大。范仲淹一日三顿粥,把肚皮搪得大得吓坏人,一顿能吃13碗;即使吃了13碗,也一会就饿了。每到冬夜,肚皮就随着他的读书声“咕咕咕”地叫起来。后来,他想了个办法,把粥盛在盘里冻结,然后像豆腐似的把粥划成一块一块,肚子饿了,就拿一块吃吃。他把这一块一块的方粥取了个美名,叫“白云糕”。他的同窗好友石梅卿知道了,深受感动,亲自备了好酒好菜去看望他。他说:“这酒菜我不能吃。”石梅卿问他为什么,他说:“这酒菜不差于砒霜,你这是在害我。”石梅卿越发不明白了,说:“我是诚心来帮助你的,怎说是害你呢?”范仲淹说:“我现在已吃惯了这种‘白云糕’,日子还算过得去。如果我今天吃了你这好酒好菜,那明天再吃‘白云糕’,舌头就要不听使唤了,那时,我不就要感到苦恼了吗?一感到生活苦恼,就要分散精力,无心读书。你想,这不是反害了我吗?”

石梅卿听了范仲淹这一番话,又惊叹又佩服,回去之后,叫人用糯米粉仿照范仲淹的“白云糕”做了方糕,天天送去,一直到范仲淹中举。

据说,现在苏州、常熟一带市上供应的“白印糕”,就是由此传下来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当年范仲淹贬到邓州后,身体很不好,这时,他接到昔日好友宗谅从岳州(今湖南岳阳)的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遭到贬黜的朋友们,便一口答应了宗谅的请求,就在邓州的花洲书院里挥毫撰写了着名的《岳阳楼记》。范仲淹用洗练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个人得失,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到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败,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在死后入殓时,连件新衣服都没有。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替人家办好事,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的行动和思想,赢得身前身后几代人的敬仰。邓州和庆州的百姓,与归附宋朝的人民,都画了他的肖像,给他立生祠,来纪念他,他噩耗传到各地,人们深为叹息,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斋戒了三天才散去。历代仁人志士也纷纷以范仲淹这位北宋名臣为楷模,学习和效法。而今天,范仲淹的精神和思想仍闪耀着奋发向上的思想光辉,对后人有着启发和教育意义。

《岳阳楼记》是否为“闭门造车”?

以《岳阳楼记》名传千古的范仲淹其实并没有来过岳阳,此文只是应岳州知府滕子京之邀请在饶州写成的。

范与滕为宋仁宗祥符年间同榜进士,好朋友,又同因为人正直而遭诬贬,范罢参知政事,知邓州;滕由左司谏贬为岳州知府。滕子京上任为百姓办了许多好事,“政通人和,百废俱兴”,其中一项就是重修面对洞庭湖的岳州西城楼。落成之时想起“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范仲淹,写了一封“求记书”,知他未到过岳阳,附上一幅《洞庭秋晚图》作为写作参考。才高八斗的范希文果然不负所望,一挥而就,写成一篇气势阔大、恣肆淋漓,情景交融的雄文,并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名句,成为千古绝唱。

那么,能否说《岳阳楼记》是“闭门造车”呢?

少年范仲淹曾在这里读书。史载,范仲淹的父亲曾在澧县东邻的安乡县做官。安乡和岳阳隔洞庭湖相望。在澧县、安乡生活过几年的范仲淹自然对洞庭湖十分熟悉,感悟颇多,所以写起《岳阳楼记》驾轻就熟,一气呵成。“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这般形象而又具体的精彩文字,若无仔细观察,亲历体验,是绝对无法想像、编造出来的。

韩琦——名齐范富、才兼周姚的北宋宰相

韩琦(1008-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将。韩琦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天圣五年(1027年),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入直集贤院、监左藏库。景佑元年(1034年)九月,迁开封府推官。二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三年八月,拜右司谏。

韩公威名震西贼

韩琦立业之时,正值北宋王朝四面楚歌之际。金、辽、西夏、大理皆是北宋之敌,全都觊觎北宋的繁华都市和万里良田。

1038年,西北部的元昊自称大夏皇帝,公然对抗北宋,并立即开始了对宋朝领土的攻占。在此之前,北宋对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一直采取妥协绥抚的政策,然而面对骄横无忌的夏人,北宋无路可退,被迫迎战。

面对西夏的强大攻势,北宋在军事战略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和韩琦同在军前效力的范仲淹力主和议,反对向西夏贸然进攻,主张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而韩琦则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下,认为“贼元昊倾国入寇,不过四五万,老弱妇女,举足而行,吾逐路重兵自守,势分必弱,故遇敌不支。若大军并出,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时任陕西统兵总帅夏竦难以定夺,令副使韩琦、判官尹洙到汴京奏请,仁宗皇帝决定采用韩琦的对攻方略,制衡西夏。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支民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韩”即韩琦,“范”即范仲淹。韩琦和范仲淹在这段时间合力御敌,深得将士信赖,当时人称“韩范”。他们率领宋军挺进西北地区,与西夏军队作战,打了不少胜仗。韩琦善于分析敌情,合理用兵,让士兵实行轮休,保证了部队持久的战斗力,较好地遏制住了西夏的进攻。为了解决朝廷的冗兵之费,韩琦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战时配发武器,成为士兵,闲时退伍为农,稼穑耕种。

韩琦任元帅时,有大量的事情需要处理,经常要秉烛工作。一天夜里,韩琦写信,让一士兵在一旁端蜡烛,士兵犯困,不小心蜡烛烧到韩琦的胡子。韩琦随手用袖子将火扑灭,继续写信。不一会,韩琦抬头看那士兵,发现已经换人了。韩琦担心士兵的长官责骂那名士兵,就急忙叫道:“刚才那名士兵呢?是我让他挑灯芯才烧到胡子的。幸好没有烧到信,不关他的事。”这件事成为军营中的佳话。还有一次,韩琦用重金买来一只玉杯,爱不释手。有一天,一部将前来拜访他,结果在酒宴上这位部将不小心将玉杯摔破,部将急忙跪在地上请罪,韩琦笑着说:“一只杯子没有事,你又不是故意的!”韩琦的大度征服了所有在场的人,也树立了其在军中的地位。

相三朝立二帝

韩琦一生,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相,位高权重,政绩显赫。

1058年6月,宋仁宗拜韩琦为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自此,韩琦开始了其十年的宰相生涯。上任伊始,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立储。立储,就是立太子,历来是朝廷的大事。宋仁宗晚年时,身体一直不好,又因连续失去褒、豫、鄂三王,心中十分伤痛,处理朝政渐渐已是勉为其难,加之境外之敌各个虎视眈眈,朝廷可谓是内忧外患。不少大臣反复上奏,恳请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

韩琦审时度势,终于觅得良机。趁宋仁宗心平气和之时,上书奏请:“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此后又以汉成帝即位25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一事举例劝说,言真意切,据理相劝,终使宋仁宗应允。六年之后,宋仁宗驾崩。在韩琦等大臣的襄助下,宋英宗顺利继位。

执政之后,宋英宗身体就一直不好。1066年12月,宋英宗病重。韩琦作为宰相,又要考虑新皇登基之事。面对复杂的局势,韩琦沉着冷静处理事宜,史书记载:“英宗初晏驾,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复手动。曾公亮愕然,亟告韩琦,欲止勿召。琦拒之,曰:‘先帝复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其达权知机如此。”在他的努力下,宋神宗顺利接替了皇位。

早在韩琦从西夏战场回到都城之后,他就积极参与范仲淹主张的新政,提出了改革朝政的十大措施,以解决朝廷政治腐败、官员素质低下、民不聊生等问题。韩琦认为朝廷应该依据政绩用人,减少“恩荫”的人数,轻徭薄赋,发展农业。但随着新政失败,韩琦也被贬到地方,先后在扬州、郓州和相州等地做官,前后长达11年。

在地方任职时,他依然尽心尽职,“夫郡县之为政,有期而更也。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后继之,推其心以公而相照,则国家之事无不济也”。韩琦以此来勉励自己,这也是韩琦的真实写照。

虽然自己曾积极实施新政,但“王安石变法”却遭到了韩琦的强烈反对。王安石原是韩琦在扬州时的幕僚,韩琦对他知之甚深,认为王安石变法的构想并无大错,但此人急功近利,易于冲动,刚愎自用,在用人问题上也失于谨慎。早在变法之初,吕惠卿等小人就已被他提到了重要的位置上。韩琦对这种局面忧心忡忡,并公然表明自己不赞成王安石变法。

韩琦相三朝,立二帝,一生执政为公,为宋王朝的稳固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三朝宰相的72墓

韩琦在年事已高、疾病缠身时,就为自己身后事做了安排,相传为了防止盗墓贼日后盗掘自己的墓葬,他在河北和河南两省共设有72个墓地,用来迷惑盗墓贼。

韩琦真的有72墓吗?如果有72墓,都在什么地方?

皇甫屯村民传说的韩琦有72墓也只是传说,在文字记载中,也查不到有这方面的资料。韩琦有72墓之所和历史记载中的韩琦家里的情况也不相符,再说一个宰相有72墓也不合常理。

在历史上,韩琦算得上是一个清官,在《安阳集》中,对于韩氏家族的家产情况有过较为详细的描写。

韩琦虽然在朝做官长达50多年,并且高居宰相之位。但他并没有多少家产。在死后埋葬时,家里并没有多少钱,也没有什么珍贵的东西。皇帝在得知情况后,向韩琦赏赐了一些金银和布帛,并决定下葬的费用全部由官府出,韩琦才得以下葬。

关于韩琦墓,一些历史资料表明韩琦下葬的费用确实来源于官府。韩琦之所以做官50余年,家里却没有余钱,是因为他对钱的态度。他认为钱是身外之物,和瓦砾和秕糠没有什么区别,于是他经常接济安阳老家的父老乡亲。

安阳市北蒙办事处皇甫屯村西的大墓究竟是不是韩琦的墓葬?

韩琦的墓在安阳是无可置疑的。在封建社会,叶落归根的思想根深蒂固,在官宦之家,这种思想更为强烈。在宋代的生产水平和社会发展状况下,官僚往往拥有一些田产,并且田产多数在祖籍地,韩氏家族也不例外,韩琦在安阳找到祖坟后,就在祖坟旁购置了田地,并雇了本族的人守墓,对于守墓人,韩琦并没有给他们工钱,而是用墓地旁的田租充抵看守墓地的费用。

韩琦墓在宋朝后的几个朝代,都有人看守,现在安阳市的一些韩姓人就是看墓人的后代。皇甫屯村村民说,论起韩琦墓的历史,比皇甫屯村的历史都长,听说,考古人员当时在寻找韩琦墓时,所比照的历史资料上还没有皇甫屯这个地名。

三朝宰相的墓里埋葬着什么样的宝物?

原来的韩琦墓和现在平坦的台地完全不同。当时从村西到目前台地西的大片田地分布着13个大大小小的土包,那些土包都是韩氏家族的墓冢,据说除有韩琦的墓之外,韩琦两个儿子的墓也在这里。

当时墓地上的草生长得很茂盛,期间还有盘根错节的荆葛。韩琦墓地是很多皇甫屯村孩子们幼年时玩耍的好去处,他们经常和伙伴们做分班打仗的游戏,这里就是他们最好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