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五千年宰相之谜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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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唐(2)

唐高宗即位后,进封长孙无忌为太尉、检校中书令,知门下、尚书二省事。无忌坚决辞去知尚书省事,高宗同意了他的请求,仍令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无忌与褚遂良悉心辅政,以天下安危为己任,高宗也很尊重二人,拱手以听,“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永徽年间(公元650-公元655年),无忌为顾命大臣,位在百官之首,又兼为元舅,备受高宗尊宠和倚重。洛阳人李弘泰曾诬告长孙无忌谋反,高宗诏令立时处斩。

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由长孙无忌监修国史。唐高宗曾广开献书之路,以从中发现人才,予以提拔重用。但是上疏虽多,却都没有价值,不足采用,高宗心中不太高兴。无忌劝高宗说:“陛下即位,政化流行,条式律令,固无遗阙。言事者率其鄙见,妄希侥幸,至于裨俗益教,理当无足可取。然须开此路,犹冀时有谠言,如或杜绝,便恐下情不达。”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驸马都尉薛万彻遭贬后不满,遂与房遗爱、司徒荆王李元景谋反。事情败露后,长孙无忌奉命审理此案,查清了罪状,高宗诏令将遗爱、万彻等斩首,赐李元景及公主自尽。吴王李恪名望高,素为无忌所嫉恨,也因房遗爱诬与同谋而冤死。江夏王李道宗平时与无忌、褚遂良不和,因与房遗爱有来往而受株连,被流放于岭南。

尽管唐高宗在处理军国政事时非常尊重长孙无忌等人的意见,但在册立武则天为皇后的问题上却固执己见,并由此导致君臣关系由疏远而至最终破裂,从而决定了长孙无忌晚年的不幸遭遇。

大约在永徽二年,武则天由感业寺再次入宫。早在贞观年间,身为才人的武则天以她的妩媚打动了太子李治的心扉,据说两人关系暧昧。这次武则天入宫后很快拜为昭仪,备受高宗的宠爱,王皇后、萧淑妃也因而相继失宠,于是册立武昭仪为皇后的问题很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尽管高宗一心一意要立武则天为皇后,但却遭到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的激烈反对。

唐高宗心里明白,废立皇后一事能否得到朝臣的赞许,关键在于打通长孙无忌这一关节,于是他与武昭仪带着重礼亲自到无忌家里拜访。在酒酣耳热之际,高宗当面封无忌宠妃所生三子为五品朝散大夫,还赠送了十车金银珠宝与缯帛之物。之后,高宗流露了要废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意思。尽管无忌接受了厚礼与封赏,但却“对以他语,竟不顺旨”。高宗与武昭仪无计可施,只得怏怏而归。此后,武昭仪还让生母杨氏出面,到无忌府上“屡有祈请”,均遭到拒绝。礼部尚书许敬宗也多次相劝,也遭到长孙无忌的严厉斥责。

尽管长孙无忌与褚遂良等人执拗不从,但在李绩、许敬宗等朝臣的支持下,高宗仍然废掉了王皇后,并册立武昭仪为皇后。在这场废立皇后的政争中,支持者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加官晋爵,飞黄腾达,而反对者褚遂良、韩瑗等宰相相继被贬出京城。长孙无忌虽然以他那特殊身份未遭贬斥,但也是势单力薄,特别是面对着过去曾被他极力反对的武则天皇后,心里更有几分不安。

武皇后对长孙无忌怨恨不已。她刚被立为皇后,尚能克制自己,时间久了,地位稳固了,就开始了对长孙无忌的严厉报复,让新擢任中书令的许敬宗乘隙陷害他。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洛阳人李奉节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搞朋党,诏令许敬宗审理。许敬宗审讯急迫,韦季方自杀未遂,许敬宗则乘机诬奏韦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机谋反,今事觉,故自杀”。由于废立皇后问题舅甥之间的政治冲突,他已渐渐失去了高宗往日的尊宠。但高宗似不相信长孙无忌会谋反,只对许敬宗耸人听闻的诬奏感到惊讶和疑惑。于是自叹“我家不幸,亲戚中频有恶事”。许敬宗又摇唇鼓舌,煞有介事地说:“房遗爱乳臭儿,与女子谋反,岂能成事?且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臣恐无忌知事露,即为急计,攘袂一呼,啸命同恶,必为宗庙深忧。诚愿陛下断之,不日即收捕,准法破家。”素以仁厚见称的唐高宗仍半信半疑,不肯下手,命许敬宗再加审查。第二天,许敬宗上奏,诡称昨晚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共同谋反,还编造了谋反的口实,极力敦促高宗以法收捕。许敬宗见高宗怕留下杀舅父的恶名,迟迟下不了决心,又列举了汉文帝杀其舅父薄昭,至今天下仍称为“明主”一事,以消除其疑虑,还进一步说:“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无忌今人之奸雄,王莽、司马懿之流也;陛下少更迁,臣恐变生肘腋,悔无及矣!”唐高宗被许敬宗这些危言耸听弄得昏头昏脑,在他的一再劝说下,竟不召见长孙无忌,仅凭许敬宗的一面之词,即下诏剥夺他的官爵、封邑,流放于黔州(今四川彭水),并发兵立即遣送。他的家族也受株连,从弟渝州刺史长孙智仁,族弟长孙恩,儿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族子驸马都尉长孙铨、长孙祥等也诛贬相继。

或许高宗仍念舅甥之情,或念他有拥戴之功,特准许按一品标准供给饮食。

这年七月,唐高宗又命司空李绩、中书令许敬宗等五名宰相再次审理长孙无忌一案,许敬宗命大理正袁公瑜到黔州再鞫无忌谋反罪状。他一到黔州,则逼迫无忌投绳自杀身死,并籍没其家。身为三朝元老重臣的长孙无忌竟因执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一事,遭许敬宗诬构而被无辜地杀害了。

长孙无忌对唐皇朝建有功勋,又因死非其罪,到了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九月,一时醒悟的唐高宗特颁下诏令,追复他的官爵,并以他的曾孙长孙异袭爵为赵公;并准许归丧,陪葬昭陵。长孙无忌的冤案至此才得以昭雪。

该博经史,制律定礼

长孙无忌不仅是唐初佐命元勋,而且在文化典制方面也颇有建树。他虽然出身于鲜卑族,但由于他爱好读书,兼博经史,如饥似渴地吸收汉文化,因此他对中国古代的律法、礼仪、史学比较精通,在为唐代制定律法、礼仪及修史等方面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首先,在唐律的修定上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唐武德年间,唐高祖命裴寂等撰定的《武德律》,大略以隋《开皇律》为准。唐太宗即位后,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复定旧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唐高宗即位后,再次命长孙无忌与李绩等人撰定律令格式。律、令、格、式是唐代律令的四种形式。据《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的记载,长孙无忌参加撰定的律令有:与中书令房玄龄等人撰定了贞观《式》30卷,凡律五百条,令一千五百四十六条,格七百条。与司空李绩撰定永徽《留本司行格》18卷,是“以尚书省诸曹为目,其常务留本司者”。又删定《散颁格》7卷。《散颁格》是颁行天下的律令。特别是由长孙无忌主持撰定的《唐律疏议》。据史籍载:“(永徽)三年诏曰:‘律学未有定疏,每年所举明法遂无准凭,宜广召解律人条义疏奏闻,仍使中书门下监定。’于是太尉赵国公无忌,……参撰律疏,成三十卷。明年十月奏之,颁于天下。”《唐律疏议》最初编撰的目的是为律文提供“定疏”,它对五百零二条律文逐条逐句进行诠解和疏释,并以问答形式,辨异析疑,大大丰富了律文的内容。同时,由于该书又是官修诏颁,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所以它不仅是唐律的注释书,也同样具有法律效能,成为唐代国家的重要法典。在撰定《唐律疏议》时,长孙无忌强调刑法的轻重、宽猛要适宜,他曾在《进律疏表》中指出:“轻重之失序,则系之以存亡;宽猛乖方,则阶之以得丧。泣辜慎罚,文命所以会昌;斫胫剖心,独夫可荡覆。”他认识到,严刑峻法并不能起到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因此,他“崇宽简以弘风,树仁惠以裁化”。这比隋皇朝残暴的法制统治思想无疑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长孙无忌熟谙儒家的礼仪。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由他与房玄龄主持撰成《大唐仪礼》100卷,其中《吉礼》60篇,《宾礼》4篇,《军礼》20篇,《嘉礼》42篇,《凶礼》6篇,《国恤》5篇,总130篇。显庆三年(公元658年),他又主持撰定《永徽五礼》130卷,削掉了《国恤》,定为299篇。时时处处以礼仪行事。在他辅政期间,对违背或不符合礼仪的做法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永徽二年(公元651年),以唐太宗配明堂,而礼司却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长孙无忌与礼官议论此事,以为“自三代以来,历汉、魏、晋、宋,无父子同配于明堂者”。遂上表,建议遵照礼仪行事。高宗依从了他的奏议,乃以高祖配于圆丘,太宗配于明堂。显庆元年(公元656年)九月,他鉴于武德年间所撰《衣服令》,规定天子祭祀天地“服大裘冕,无旒”一事,认为自周以来,俱用衮冕,按《周礼》,“衮与大裘,事乃有异”,不合礼仪,“请遵历代实诸祭并用衮冕”。他还认为,皇帝为诸臣及五服亲举哀,按照礼仪要着素服。而如今“令乃云白帢,礼令乖舛,须归一涂”,因此奏请改用素服,“以会礼文”。高宗都一一依从了他的奏议。

长孙无忌历仕三朝,做宰相三十多年,有文武之才,为唐初有名的政治家。他身为贵戚,权重而不专,对唐皇室忠心耿耿,尽智尽力,为唐朝的典章制度的制定作出了贡献。正如史家所评论的那样:“无忌戚里右族,英冠人杰,定立储闱,力安社稷,勋庸茂着,始终不逾。”

魏征——以直谏扬名天下的大唐名相

魏征(公元580-公元643年)是唐朝初期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魏州曲城(今河北省大名县东)人。隋朝末年参加瓦岗军。后来随同李密投奔唐朝,做辅佐太子的官。那时候,他几次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因此,李世民恨透了他。玄武门事变以后,李世民派人找来魏征,沉着脸质问他:“你为什么要在我们兄弟之间挑拨是非?”在场大臣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只见魏征神色自如,不慌不忙地说:“可惜先太子没有听我的话,否则他不会落得今天这样的结果。”大臣们听了更加紧张,没想到李世民倒转怒为喜。他器重魏征的正直,不但不处分他,还任命他做了谏议大夫(负责向朝廷提意见的官员)。

李建成、李元吉死后不久,他们手下的人唯恐受到株连,人人自危。为安定人心,李世民宣布大赦:凡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前与故太子和齐王有关系的人一律无罪,如有人再告发,就要反坐,受到惩罚。但人们还是不放心。李世民派魏征到河北一带进行安抚,途中碰到州县官员押送两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魏征不避嫌疑,同副使商量后命令将他们释放了,李世民夸奖他做事能以国家为重。

有一年,唐太宗李世民派人征兵。有人建议,不满18岁的男子,只要个头大,也可以应征,唐太宗同意了。但魏征将诏书扣住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征还是不发。唐太宗大发雷霆,训斥魏征为何扣发他的诏书,魏征不慌不忙地说:“我听说,把湖水弄干捉鱼,虽能捉到鱼,但到明年就无鱼可捉了;把树林烧光捉野兽,也会捉到野兽,但到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如果把那些身体强壮,但不满18岁的男子征来当兵,以后还从哪里征兵呢?国家的租税杂役又由谁来承担呢?陛下的诏书上清楚地写着征召18岁以上的男子当兵,现在不到18岁的也应征,这岂不是说话不讲信用吗?”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好半天才说:“我过去总以为你固执,不通情达理,今天听你议论国家大事,才知道我的过错很大啊!”他立即下诏,免征不到18岁的男子,并提升魏征担任太子太师的职务。

贞观中期以后,朝廷大臣都尽力歌颂太平盛世,魏征却给太宗上了一道奏章,指出他十个方面的缺点,希望他警惕,保持贞观初年的好作风。唐太宗把这个奏章写在屏风上,早晚阅读,引为借鉴。他对魏征说:“我现在知道我的过错了,我愿意改正,否则我还有何脸面和你相见呢?”由于魏征处处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对皇帝的批评毫不客气,唐太宗对他既尊敬又害怕。一天,唐太宗正在逗弄一只小鹞子,看见魏征走来,怕魏征责怪,急忙将鹞藏在怀中。魏征装作没看见,向唐太宗奏事,故意拖延时间,等他离开时鹞已死在太宗怀中了。

魏征死后,唐太宗为表彰他的功绩,寄托自己的哀思,准备举行盛大的葬礼,但魏征的妻子不同意。太宗决定:尊重魏征的意愿,葬礼从简。结果,魏征就像一般读书人死去一样,只有一辆白木车子和一副白布帷帐为他送葬。

魏征与“梨膏糖”

唐初的政治家魏征是个孝子。其母亲患气喘病,多年求医无果,魏征心里十分不安。唐太宗李世民知道此事后,即派御医前往诊病。御医处以川贝、杏仁、陈皮、法夏为主的中药方剂,可老夫人喝了一小口,就嫌苦不肯再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