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五千年宰相之谜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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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章 汉(7)

于定国少时从父学法,接受了于公的思想熏陶。于公死后,他继父任为县狱吏、郡决曹。由于他熟悉法律,治狱严谨,声誉渐高,补任廷尉史。因处理案件有才能,受到汉昭帝的器重,被调到京城,提升为侍御史、御史中丞。汉昭帝死后,昌邑王刘贺即位。刘贺是一个荒淫无道、不理朝政的昏君。于定国上书劝谏。刘贺只做了27天皇帝就被废掉。汉宣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领尚书事。霍光上奏汉宣帝,凡谏昌邑王的都应提升官职。因此,于定国也就升为光禄大夫平尚书事,受到特别重用。几年后,又升为水衡都尉、廷尉,位列九卿之一。西汉时,廷尉是掌管刑法的国家最高司法长官,凡郡国决狱有疑,皆由廷尉审核平决。在决狱断案中,于定国执法公正,量刑得当,有口皆碑。他做过县狱吏、郡决曹,对郡县情况十分熟悉,加上他明白文法,见多识广,因而办案明快,对一些疑难案件也是剖决如流。于定国善饮酒,多饮而不乱,堪称海量。寒冬腊月时,他总是先喝酒再审理案件。他喝了酒以后,不仅头脑依然很清醒,而且显得精神倍增。他一如当年于公,“决疑平法”影响极大。在决狱断案中,不管是当朝权贵,还是平民百姓,或是鳏寡孤独,只要案子有疑问,他都一视同仁,十分审慎地处理。他量刑时主张宽平,人们都感到他为廷尉,没有受冤屈之虑。他为廷尉十八年,朝野称颂,与汉文帝时的着名廷尉张释之齐名。当时有“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为不冤”的赞誉。

于定国身居高位,但为人谦虚好学。任廷尉后,坚持拜师学《春秋》,常常手捧经史,“北面备弟子礼”。对有真才实学的人,不分高贵卑贱,即“徒步往过”,也“皆与钧礼”,这是难能可贵的。

汉宣帝甘露二年(公元前52年),于定国做了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次年丞相黄霸死,于定国当了丞相,封西平侯。汉宣帝死后,太子刘爽即位,是为元帝,对于定国十分敬重。在处理国家政务中,于定国表现了较好的“民主”作风,“率常丞相议可”,他和御史大夫陈万年并位八年,“议论无所拂”,因而国家也较为安定。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于定国感到自己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适逢灾异,春霜夏寒,日青无光。于定国即以病辞官,汉元帝赐予安车驷马、黄金60斤还乡,72岁病卒,被谥曰“安侯”。

匡衡——精通儒学,抗疏建言

匡衡(生卒年不详),字稚圭,西汉着名经学大师,东海郡承县(今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王庄乡匡谈村)人。匡衡幼年好学,勤奋努力,据《西京杂记》载:“匡衡勤学而无烛,邻居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匡衡读书不但刻苦勤奋,而且对《诗经》见解独特,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匡衡任少傅数年,多次向皇帝上疏,陈述治国之道,并经常参与研究讨论国家大事,按照经典予以答对,言合法义,博得元帝信任。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为丞相,封乐安侯,辅佐皇帝,总理全国政务。在后几年里,匡衡与同僚间渐有离隙,被人弹劾,贬为庶民,返回故里,不几年,病死于家乡。

凿壁偷光

匡衡的父辈世代务农,家境贫寒,从来没出个读书人。匡衡小时候很聪明,特别喜欢读书,父母也希望儿子能读读写写,使匡家出个文化人。因家中贫穷,没钱拜师求学,匡衡只好替别人做工换取生活和学习的费用。有一年,他在村庄南山坡放猪的时候,看到山上有一块石碑,就手沾口水,仿照碑上的字,一笔一划学着写。不久,碑上的字他都能默写下来了。

这一年的端午节,匡衡的母亲拿出一个葫芦,说:“鼎儿(匡衡的乳名叫匡鼎),这葫芦是农家的吉祥物,咱穷人家,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宝葫芦保佑咱家平平安安。快挂上吧。”匡衡想到自己刚刚在碑上学会的字,就用木炭在葫芦上写了“吉祥”二字。这时,有三个富家公子去书馆读书,看到葫芦上的字,都很吃惊。他们不相信匡衡那么小的年龄就会写字,而且写得那么好。一个矮个公子说:“哼,连放猪娃都识字,这不是糟蹋孔圣人吗?”匡衡反问道:“为什么放猪娃就不能识字?”一个高个儿走上前对匡衡说:“你看这‘吉祥’二字写得多俗气啊,应该写‘福寿无疆’才对。你会写吗?”匡衡摇摇头说:“不会写。”瘦高个儿说:“我替你写吧。”说着他擦掉“吉祥”,用木炭写了四个字。写完后,三个人又说说笑笑地溜走了。这时,有识字的人告诉匡衡母子,原来那四个字写的是“槽头兴旺”。槽头,就是给牲口喂饲料的地方。匡母一听,气得晕倒在地。小匡衡急忙扶起母亲,说:“娘,从今往后,孩儿只要饿不死,就要学识字。”

匡衡不光给人家养猪,还要经常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只有中午歇晌的时候,才有工夫看一点书,所以一卷简册常常要十天半月才能读完。匡衡很着急,心里想:白天干活,没有时间看书,我可以多利用晚上的时间来看书。可是匡衡家境贫寒,连点灯的油钱也支付不起。怎么办呢?

匡衡的邻居家里很富有,一到晚上好几间屋子都点起蜡烛,把屋子照得通亮。匡衡有一天鼓足勇气,对邻居说:“我晚上想读书,可买不起蜡烛,能否借用你们家的一寸之地呢?”邻居一向瞧不起比他们家穷的人,就恶毒地挖苦说:“既然穷得买不起蜡烛,还读什么书呢!”匡衡听后非常气愤,不过他更下定决心,一定要把书读好。

有一天晚上,匡衡正躺在床上背白天读过的书。背着背着,突然看到东边的墙壁上透过来一线亮光。他霍地站起来,走到墙壁边一看,啊!原来从壁缝里透过来的是邻居的烛光。于是,匡衡想了一个办法:他拿了一把小刀,把墙缝挖大了一些。这样,透过来的光亮也大了一些,他就凑着透进来的一丝烛光,读起书来。尽管光线幽暗,他还是为自己的发现欣喜若狂了。过了几天,乘邻居不在家的时候,匡衡借来一副锤錾,在裂开的墙壁上凿开了一个手指大的小洞,光线完全照射了过来,匡衡终于能看清楚简册上的字了。“凿壁偷光”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

从此,匡衡白天用柴草把洞口堵上,晚上,便掏出洞里的柴草,借光读书。夏天,村里的人都在屋外乘凉,而匡衡则闷在屋里借光读书。汗流浃背,蚊叮虫咬,他全然不顾。冬天,寒风刺骨,他冻得手足发麻,仍然坚持不懈。时间长了,他读的书越来越多,并且都默记在心。读书使他明白了,一个人活在世上,要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国家和老百姓多做贡献。越读书,他越感到自己所掌握的知识远远不够,他想看更多的书。

匡衡家附近有个大户人家,有很多藏书。一天,匡衡卷着铺盖出现在大户人家门前。他对主人说:“请您收留我,我给您家里白干活不要报酬,只是让我阅读您家的全部书籍就可以了。”主人被他的精神所感动,答应了他借书的要求。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十几年的勤学苦读,匡衡不仅诵读了大量文献典籍,文才超群,而且为人正直,在齐鲁一带,大有名气。当时的读书人中流传着这么几句口碑:“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意思是说,不要谈论《诗经》了,匡衡要来了;匡衡讲说《诗经》,逗得人哄堂大笑了。可见他声誉很高。当时,许多读书人都拜他为师,跟他学习。而关于他的“凿壁偷光”的故事也广为流传,成为美谈。

身居高位

匡衡成年以后,参加了朝廷开设的甲科考试。这种考试当时叫“对策”,即皇上就军国大事提出若干问题,要各郡县推荐有才学的人一一回答。东海郡推荐了匡衡。遗憾的是,匡衡对答的文章不切合题意,被录取为乙科之士,授了个太常掌故官职(专门掌管礼乐制度的官职)。

匡衡在京任职期间,又结识了不少名人学者,他们谈古论今,对诗作赋,相处甚为融洽。此时,在京师做大官的鲁南人确实不少。他们是太子太傅疏广,疏广的侄儿、太子少傅疏受,谏议大夫、丞相司直萧望之等等。他们之中,有的是博学多识的经学家,为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有的是朝廷重臣,显赫一时。匡衡分别拜访了他们。当时,太子太傅(辅导太子的官)疏广和侄子、太子少傅(也是辅导太子的官)疏受都很欣赏匡衡的才华,但是当疏广的亲戚希望疏广能在宣帝面前举荐这位同乡的时候,却被疏广婉言拒绝。疏广说:“宫廷渐危,外戚专权,贤良忠贞,朝不保夕。我已经老迈,不日即乞骸还乡,匡衡虽有才华,然不便进言……”不久,疏广便对疏受说:“我们官也当了,名声也有了,这个时节再不引退,怕有后悔之事。我们父子还是辞职还乡,以享天年,如何?”疏受叩头曰:“听长辈的。”于是两人一道辞官。回乡那天,有数百辆车送二人于长安东门外,路人见状皆叹曰:“贤哉二大夫!”

疏广和疏受不肯引荐匡衡,有种种原因,其中就有保护匡衡的意思。当时,朝廷里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大将军霍光刚刚去世,以汉宣帝为代表的皇权势力与气焰嚣张的霍家势力正势不两立,朝廷里关系十分复杂,确实如疏广所言“贤良忠贞,朝不保夕”。后来,果然霍家集团铤而走险,举行了叛乱,要侥幸推翻汉宣帝,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但叛乱在严阵以待的汉宣帝面前很快瓦解了。据说,在镇压叛乱中,受到牵连而灭族的霍家集团就有千家、近十万人之多。当初,如果疏广、疏受向把持朝廷权力的霍家集团引荐匡衡,恐怕平叛中匡衡也要受到牵连。

匡衡没有人引荐,从长远看也并非坏事。数年以后,匡衡被调往离京城很远的平原郡(今山东平原南)担任文学官职(在州郡设置的教官)。在京师的许多学者闻讯后都上书推荐匡衡,说他精通经学,当世无双,应该让他回京师任文学一职,不应该留在远方。很多后辈学生还都要跟随匡衡去平原郡。

宣帝看到上书以后,把这件事交给了太子刘奭的师傅萧望之和少府梁丘贺处理,让他们负责对匡衡进行考察。萧望之在西汉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公元前51年,汉宣帝为功臣们画像表扬的十一人中,萧望之即赫然在内。他官至御史大夫,是朝廷三公之一,且通《诗经》、《论语》、《礼记》。梁丘贺则是着名的《易经》大师。匡衡在京时,曾多次请教过萧望之。萧望之对匡衡印象颇佳。这次萧望之把匡衡招来,两人叙过乡谊以后,即与少府梁丘贺一起对匡衡的才学进行了测试。匡衡解答了《诗经》各篇的主旨,他的解释深刻而全面,使萧望之和梁丘贺十分赞赏。于是,萧望之上奏皇帝说:“匡衡的经学水平精深、纯熟,有儒学的师法和大家风范,他的文章也值得一读。”

尽管汉宣帝对今文经学的各学派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然而他并不十分喜欢儒术,也不太重用儒士,他推崇的是儒法并用,听说匡衡经学学问很深,就把匡衡的事搁置起来了。皇太子刘奭曾劝宣帝说:“陛下持刑太重,宜用儒生。”宣帝听后,怒形于色,认为汉朝历来杂用霸王二道,刘奭偏好纯儒,将会败坏汉室。从而担心刘奭不能承担皇位重任,曾一度有意要更换太子,但又不愿意背弃自己已故的患难之妻、刘奭的生母许皇后,便叹息道:“乱我家者必太子也。”所以,仍旧叫匡衡回平原郡当他的教官。

萧望之见匡衡的事情没有了动静,便把匡衡的对答文章拿给自己的学生皇太子看。皇太子刘奭看后,暗自佩服匡衡的学问和才能,不过,父皇在,他没有说话的地方,只好请萧望之转告匡衡,先屈就此职,等待时机再说。

公元前49年12月,43岁的汉宣帝驾崩,好儒的皇太子刘奭(公元前75-公元前33年)即位,是为元帝。同时,大司马车骑将军史高凭借皇帝亲属的身份任尚书,掌管尚书署的事务。前将军萧望之作他的副手,同元帝的另一位师傅周堪三人一起辅佐朝政。汉元帝很看重萧望之,即位之初,接连数次宴见萧望之,研究国事,讨论朝政。当时,萧望之向朝廷推荐了一批德才兼备的儒生,均得到了任用。

元帝为了发展儒学,重用儒生,上任后便指令京师太学的博士弟子取消定员限制,凡能通一经的民间儒生均免除兵役、徭役。后因用度不足,博士弟子定员千人,即使这样也比宣帝末年的名额增长了5倍。元帝在位期间重用的大臣,多为汉代知名的经学大师,师傅萧望之以《齐诗》着称,周堪以《尚书》闻名,御史大夫贡禹精明《公羊春秋》,匡衡则是当时公认的《诗》学泰斗。

萧望之再次向元帝推荐了匡衡。不过,最先重用匡衡的还不是元帝,而是史高。

外戚史高是一位行事圆滑老到的人,其学识和威信远不如萧望之,很是苦恼。一天,长安令杨兴劝史高说:“将军凭借亲戚的身份辅佐朝政,地位显贵而重要,天下没有第二个人能超过您,然而众人议论的美誉并没有集中在将军您的身上,这是为什么呢?平原郡的匡衡文学才能很高,经学水平无与伦比,但是因为朝廷里没有门路,被派往很远的地方,将军若能将他召到幕府,学士们就会欣然归附于您的仁德。先和匡衡一起讨论事情,观察他的水平、特长,然后向朝廷推荐,他一定会成为有治国本领的人。将军用这种方法显示给众人,一定会声名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