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中国五千年帝王之谜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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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宋元篇(4)

邻舍家有个做银匠的,名叫龚美,要到京师去做生意,德妃便去找着龚美,要与他一起结伴同行。龚美不肯答应,德妃笑着说:“盘费不用忧虑,我有随身本领,到处都可以吃饭,决不拖累你;我们可以认作兄妹,沿路上有人查问,我自有话回答,必无意外之虞!”龚美没法推辞,只得答应了,携带她一同上路。

德妃到了路上,便打起花鼓,看的人见她生得花容玉貌,唱得珠喉婉转,花鼓又打得高下疾徐,别有节奏,格外多给银钱。起初德妃一个人打着唱着,后来龚美见打花鼓很可以赚钱,也制了一面小小的铜锣,居然成了男女合演的花鼓戏。一路之上,逢州过县,哄动了不少的人,收入的银钱,不但德妃吃用不完,连龚美也沾了不少的光。

不日到了京师,龚美仍去做银匠,德妃把沿路赚来的几个钱用完了,只得又去卖艺。京师比不得别的州郡,忽然来了个打花鼓的女子,大家都没有瞧过这玩艺儿,争着前来观看。内侍等遇闲暇,就相约去往听鼗,渐渐地轰动都城。此事渐渐地传入宋真宗耳内。真宗此时尚未被立为太子,年少好奇,便带了几个近侍,微服去看。此时德妃只15岁,真宗初见德妃的芳容,已目眩神迷,德妃也有意地目挑眉语暗暗传情,惹得真宗意马心猿,一刻也忍耐不住。回至邸中,立时令内监把她召入,作为侍女。德妃生性聪明,也乐得移篙近舵,真宗与她胶漆粘合,情投意合。

到得太宗晏驾,真宗即位,将德妃封为美人。不久又封为修仪,进位德妃。刘德妃性情极其灵变,在郭皇后面前,侍候得十分殷勤,就是于同列杨淑妃,也相处得很好,宫中尽皆称她贤德,真宗越发宠幸。

郭皇后连生三子,都生下不久早殇。杨淑妃生子也如此。真宗望子心切,选纳宰相沈伦孙女为才人。沈女的父亲曾任光禄卿,杨淑妃家世也有背景,只有德妃出身寒微。郭后驾崩,这三位妃子都有继位中宫的可能。德妃表面虽然谦和,内里却十分忌刻,只盼自己生一个皇子,皇后的位置就唾手可得了。但她始终不能怀孕。于是想出一个移花接木、李代桃僵的计策,暗令侍婢李氏侍候真宗。李氏生得容貌婉丽,性情柔和,原是杭州人,父亲李仁德在吴越王时曾任左班殿值。吴越归于宋朝,李仁德迁徙汴京的途中染疫身亡。继母携所生子改嫁,剩下李氏孤零零的无以为生,遂削发为尼。刘德妃偶至庵中礼佛,见李氏相貌娇美,举止从容,知是大家闺秀;与之谈论,又知书识字,应答得体,德妃因与自己同病相怜,就将李氏带出尼庵。

真宗召德妃入宫,李氏也跟进去做了侍婢。德妃因为自己没有生育,思来想去,只有李氏是亲手提拔起来的,而且性情柔顺,胆量很小,不怕她争娇夺宠,倘若生下一子,自己取来抚养,只要事情做得秘密,也就与亲生的一样了,因此命李氏伺寝。李氏的生死荣枯,都在德妃手里,自然从命而行。李氏娇媚动人,婉转柔顺,竟在当晚珠胎孕结。十月满足,生了一子,就是后来的仁宗。德妃从襁褓中把孩子抱去,作为亲生,她嘱咐左右,以后只说皇子是自己亲生,不得泄露出去,一面暗求真宗,册立为后。

真宗次日便与群臣商议。哪知大臣多以为不可,翰林学士李迪谏阻说:“刘妃出身寒微,不足母仪天下。”真宗立即变色。参知政事赵安仁奏道:“陛下欲立继后,莫如沈才人。才人出自相门,足孚众望。”真宗说:“后不可以僭先,且刘妃才德兼全,不愧母仪。朕意已决,卿勿多言。”群臣不敢再谏。真宗册刘氏为皇后,并封杨氏为淑妃,才人沈氏为修仪,李氏为婉仪。

刘后继位中宫,因自己母族无人,虽然有个龚美,改为刘姓,但还是人丁过少,挣不来面子。刘后的心事虽然不曾出口,早有人窥测了内情,传了出去,一时之间,就有成千上万姓刘的都来认作刘后的本家亲族。刘后竟是来者不拒,全部地加以恩赏,凡汴京城内姓刘的,顿时成了大族。

刘后心性聪明,留心时事,本来知书识字,此时又旁览经史,每当真宗退朝,展阅章奏时,刘后也陪着坐在一旁,得以预闻,一经过目,就不遗忘。真宗有时不能记忆,或是有些狐疑的地方,向刘后询问,她竟能原原本本地回答,且能援古证今,滔滔不绝,替真宗解决疑事,真宗凡事都和刘后商酌而行,因此刘后渐渐开始干预外政了。天禧四年,真宗久病居宫中,事多决于后。一次真宗环顾群臣说:“朕目中为何久不见寇准?”群臣方知以前的谕旨,都非真宗的意思,都是刘后与丁谓等勾结起来内外弄权。

真宗晏驾后,仁宗即位。尊刘后为皇太后;杨淑妃为皇太妃。有大臣请求仿照东汉故例,刘后与皇帝五日一朝,刘后坐于皇帝的右首垂帘听政。仁宗即位数年,事无大小,悉由刘后裁决。

一天刘后问鲁宗道:“唐武则天如何?”鲁宗道说:“武后为唐室罪人。”刘后问:“何以为唐室罪人?”宗道说:“幽嗣主,改国号,几危社稷,故为罪人。”刘后默不做声。内侍方仲弓请立刘氏七庙。刘后以此事问辅臣,鲁宗道奏道:“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刘氏立七庙,将何以处皇上?”刘后才打消了这个念头。

仁宗二十多岁时,刘后还是临朝听政。秘阁校理范仲淹,因皇帝年长,疏请刘后还政。刘后反将范仲淹降官贬到通州。翰林学士宋绶奏请军国大事由皇上禀请刘后裁夺,其余让皇帝自己决定。此言大忤刘后之意,刘后遂贬宋绶出任应天府。

仁宗生母李氏患病,十分沉重。可怜李氏,枉生了仁宗,混在先朝宫娥里面,一声也不敢言语,看着刘后的荣耀,心里未免气愤!所以疾病一天重似一天,直至临终时,才有人奏知刘后,方进封宸妃。册宝送来,已是不省人事,当晚就死了。

刘后以为抱养仁宗的事,外廷无人知道,使命照宫人例殡殓李氏,移棺出外。吕夷简入奏说:“臣闻得有宫嫔病殁,如何不闻内旨治丧?”刘后听了,勃然变色,知道语出有因,碍着仁宗在旁,不便追问,即便立起,引了仁宗入内。不到一刻,重又出外,立在珠帘下,召夷简问:“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吕夷简说:“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刘后将脸一沉道:“卿要离间我母子么?”夷简不慌不忙地奏道:“刘后不顾念李氏,臣不敢多言。若欲使刘氏久安,宸妃葬礼,万难从轻。”刘后心性本来灵敏,听了不禁点头,遂命重殓宸妃。吕夷简又对内侍罗崇勋说:“宸妃当以皇后礼服殓,用水银实棺,以后别说我吕夷简没有提醒你。”罗崇勋不明所以,只得到刘后跟前将吕夷简的话逐一奏闻。她低着头想了一会儿,便命依了吕夷简,用后服盛殓。

次年春季,刘后欲穿天子的兖冕入祭太庙。之后临朝办事,也穿起兖冕,冠前后垂珠翠十旒。许多善于趋奉的小人都疑心刘后要自己做皇帝。小臣方仲弓上书,请依武后故事,立刘氏庙,三司使程琳画了一幅《武后临朝图》给刘后以讨好。哪知刘后掷在地上:“吾不做此负祖宗事。”

刘后忽感寒疾,病得十分沉重。仁宗征召天下名医,诣京诊治,始终无效。刘后逾月而崩,葬于永定陵西北,时年65岁。终太后逝,仁宗不知自己为李宸妃所生。旁人都畏惧刘后,没有敢说的。

刘后临死之时,口不能言,还用手牵扯衣服,好像有所嘱托。仁宗看了不免怀疑。参政薛奎说:“太后想是穿了兖冕,不便见先帝于地下。”仁宗恍然大悟,遂用后服殡殓。

元俨对仁宗说:“治天下莫如孝,皇上临御十余年,连本生母还没有知道。这也是我辈臣子不能尽职之过。”

仁宗愈加惊疑,急问元俨原委。

元俨说:“陛下是李宸妃所生。刘杨二后,不过代育。”

仁宗不待说毕,便狠狠地说:“皇叔何不早言?”

元俨说:“先帝在日,刘后已是用事。至陛下登基,内蒙外蔽。刘后又讳莫如深,不准宫廷泄露机关。臣早思举发,唯恐一经出口,臣遭谴责,固不足惜,且与圣躬及宸妃有碍。臣十年来杜门养晦,不预请谒,正欲为今日一明此事。谅举朝大臣,意亦相同。只可怜宸妃诞生陛下,终身莫诉。就是当日身死,也有人说是刘后暗中谋害。”

仁宗听到这里,忍不住泪水流淌,大声号痛,亟往宸妃殡所,亲视遗骸。

李宸妃被尊为太后,谥曰章懿。仁宗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又亲自抚李宸妃的棺木恸哭。他嫌棺木不好,另外备了楠木梓宫,开棺观看,见李宸妃身上全是皇后冠服,棺中贮水银,而容如生。仁宗心中才略略宽慰,回到宫内,私自叹息说:“人言究不可尽信。”因此待刘氏恩礼如故。

公平地说,刘后临朝十一年,政令严明,恩威并用。内外赐予,也有节制。漕使刘绰自京西还都,奏称在庾储粟,有羡余粮千斛,乞付三司。刘后说:“卿识王曾、张知白、吕夷简、鲁宗道么?他四人曾进献羡余么?”刘悼怀惭而退,到了晚年,宦官始从中弄权,所有被服兖冕等事,皆是他们怂恿出来的。刘后称制凡十一年,仁宗即位,刘后谕辅臣说:“皇帝听断之暇,宣诏名儒讲习经史,以辅其德。”不可谓妇人之见。刘后虽垂帘听政,但不以权力害天下,所作所为可圈可点。唯有割断李宸妃与仁宗的母子之情实属不近人情。幸好刘后生前以皇后礼制葬李宸妃算是明智之举,否则刘氏家族可能被戮无疑了。后世有狸猫换太子之说,全系捕风捉影,不可尽信。

1063年,两宋诸帝中享国最长的皇帝赵祯病死。

宋英宗赵曙

帝王档案

赵曙:1064年-1067年在位,太宗曾孙,仁宗堂侄,濮安懿王赵允让第十三子,仁宗养子,性格固执。在位4年,由于身体羸弱,无力执政,两宫矛盾重重,但执着孝道,君臣不和,政治守旧,积弊难除,患得患失,壮志付诸流水。病死,终年36岁,死后葬于永厚陵(今河南巩县西南)。谥号体乾应历隆功盛德宪文肃武睿圣宣孝皇帝,庙号英宗。

“濮议”论战之谜

英宗同他名义上的父亲仁宗一样,也是一位很想有所作为的帝王,但他近乎偏执地恪守孝道,使得他即位之初便与曹太后矛盾重重。亲政不久,更是演出了一场震惊朝野的追赠生父名分的闹剧。

英宗亲政仅半个月,宰相韩琦等人就向英宗提议请求有关部门讨论英宗生父的名分问题。当时仁宗逝世已有14个月,英宗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再议,也就是待到满24个月再说,这显然是英宗为了减少追封的阻力而做出的姿态。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九日,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18个月的论战,这就是北宋史上有名的“濮议”。

以王珪为首的两制认为,濮王于仁宗为兄,英宗应称其为皇伯,而以韩琦、欧阳修为首的宰执们则认为,英宗应称其为皇考,他们还请求英宗将两种方案都提交百官讨论。英宗和宰执们原以为,大臣中一定会有人迎合他们的意图,谁知情况恰恰相反,百官对此反应极其强烈,大多赞同两制官员的提案。一时间,议论纷纷。就在这时,太后闻讯,亲自起草了诏书,严厉指责韩琦等人,认为不当称濮王为皇考。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决定暂缓讨论此事,等太后回心转意再说。

这样,经过长时间的争论,英宗和韩琦等人逐渐意识到,要想取得这场论战的胜利,曹太后的态度是关键,只有争取太后改变态度,釜底抽薪,才能给两制和百官以致命一击。治平三年,中书大臣共同议事于垂拱殿,当时韩琦正在家中祭祀,英宗特意将其召来商议,当时即议定濮王称皇考,由欧阳修亲笔写了两份诏书,交给了皇上一份。到中午时分,太后派了一名宦官,将一份封好的文书送至中书,韩琦、欧阳修等人打开文书,相视而笑。这份文书正是欧阳修起草的诏书,不过是多了太后的签押。曹太后一直与养子英宗不和,这一次竟不顾朝廷礼仪和群臣的反对,尊英宗的生父为皇考,确实令人费解。于是,便有了诸多传言。有人说,这一关键性的诏书乃是曹太后前日酒后误签,次日,太后酒醒,方知诏书内容,但后悔已经晚了。另一传说则称,太后手诏的出台,是大臣韩琦、欧阳修等人交结太后身边的宦官最终说服了太后。但无论如何,白纸黑字,太后是不能抵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