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文学思想和他的哲学思想一样，在儒家道统基础上掺杂着道释思想，形成了三教合流的复杂体，而其主流则仍然是属于儒家体系的。这点我们可以从他《送孙正之序》中窥见一斑：时乎扬、墨已不然者，孟轲氏而已。时乎释、老已不然者，韩愈氏而已。如孟、韩者，可谓术素修而志素定也。……不以孟，韩之心为心者，果异众人乎？
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解释这篇序文云：“子固上欧阳学士第一书曰‘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于孟、荀、扬、韩四君子之书’。则介甫此序谓以孟、韩之心为心，两人终身学术，盖未之有易。”所以，我们认为王安石的哲学，文学思想的源流虽来自各家，但主流仍是儒家，不是没有根据的。王安石的诗歌和散文创作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为他的变法革新服务的。就是说，他要求文学为社会现实服务。因此他对“文以载道”说赋予新的内容：反对因循苟且，提倡进取的改革精神。他提出这一主张是为了反对当时文学创作上的反革新派的“浮艳文风”，以及严重脱离实际的所谓明心见性的理学家的重道轻文的文风。从王安石的文学创作实践来看，他的文学思想是与孔、孟、荀、墨诸家以及韩愈、柳宗元的文学见解一脉相承的，并且受到宋代柳开等古文学家和王禹等诗人的影响。柳开就认为写文章不仅要宣传道德仁义等封建伦理，而且更要为当前政教服务，发挥“以言化于人”的教育作用。
王安石在《上人书》中指出写诗做文应以实用为主；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他认为内容是决定形式的。然而如果完全否定形式上的“巧且华”，那也是片面的。他说，制器的本意原在于用，至于刻镂绘画，不过起着容饰和美观的作用。王安石还在《与祖择书》中一再重复了这一论点。他对文学的理解不是停留在概念上，而是付诸实践。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他所写的文章，不管议论文、叙事文或抒情文，无不是为其政治服务的。因此他的文章简劲峭拔，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战斗性很强，既不同于专事刻镂绘画的西昆体一派文章，也不同于脱离实际的理学家的语录体文章。在《答孙长倩书》中，他还批评了当时流行于科场中专门用作猎取功名利禄的时文。
王安石在《张刑部诗序》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对诗歌创作的看法。他对宋初西昆体诗派的颓靡诗风极为不满，他与石介作《怪说》的见解一样，痛诋杨亿、刘筠诸人的这种诗风。总之，王安石反对文学作品脱离社会现实，过分强调形式的错误倾向。
王安石还在《上邵学士书》中进一步阐明他的文学见解：“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他把“济用”看作是创作的目的，反对“语徙雕刻”，搬弄词藻和典故，如果写诗只追求形式，以刻镂绘画为能事，那就不能起到“有补于世”的作用。他是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职能的。当然，王安石的这些文学理论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变法改革的失败，到了他的晚年就再也没有坚持下去了。他罢官后隐居江宁蒋山的半山园，在最后十年中，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所创作的诗篇，脱离政治，脱离社会现实，陷入了刻镂绘画的形式主义的泥潭中，与自己早年的文学主张则大相径庭了。
王安石的文学思想，包括对散文创作和诗歌创作的一些看法，应该说都是植根于社会生活的。他很自觉地把文学的社会职能放在首位。他虽没有明确提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生活；但文学必须为变法改革服务这一点，却是非常明确的。他曾运用文学这一武器宣传变法，反对保守势力，抨击官僚地主的土地兼并的恶果；反映被盘剥、被压榨的广大农民的悲惨遭遇。从其创作方法来说，则是继承了杜甫诸人的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王安石曾选过一部《四家诗选》，把杜甫摆在首位，其次是韩愈、李白殿后。可见这部选集的重点是在杜、韩二人。当时便有人问王安石为什么把李白摆在最后？他的回答是：“李白诗歌，豪放飘逸，人固莫及，然其格止于此而已，不知变化。至于杜甫，则发敛抑扬，疾徐纵横，无施不可。盖其绪密而思深，非浅近者所能窥。斯其所以光掩前人而后无继也。”王安石在这里所阐述的见解与他青壮年时期的创作实践是相符合的。王安石不仅推崇杜甫的“忠君爱民”（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卷二），更崇尚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甚至说：“愿起公死从之游。”宋代不少大诗人如黄庭坚、苏轼、王安石等人，写诗都以杜甫为祖，其中王安石表现尤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