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屈原能经常接近君王，出入宫庭，随时了解国家大事和高级机密，文学侍臣极有机会展露才华，进呈自己的政治见解。加上战国时期，各国之间交往频繁，在外事活动中，不论客方的使者和主方的官吏、君王，往往并不直接端出自己的意见或建议，而是继承西周和春秋时期赋诗讽谏的习惯，即主人和客人各选《诗经》中一首或几首能曲折表达自己意图的诗，令乐工演唱。这颇有点类似于猜谜游戏，如果对《诗经》不熟，或思想不敏锐，双方就无法沟通。春秋战国时期，点错了诗弄得对方莫名其妙和答错了诗搞得牛头不对马嘴的事，时有发生。
这种时候，文学侍臣的地位就十分重要了。可以想见，在这样一些场合，其卓越的见识和非凡的才华得到楚王的赏识，于是被任命为太子老师。在太子老师任上，屈原写了着名的咏物之诗《橘颂》。
大约公元前319年，年仅21岁的屈原，登上了楚国统治阶层的最高一层台阶，出任左徒。
关于这一时期，《史记·屈原列传》是这样记载的：
（屈原）为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
从司马迁的记载来看，屈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言善辩、深谙治国之道的栋梁之才。他的权力也极大。在内与怀王直接商议国事，决定政策，发出号令。对外代表国家接待宾客，应对诸侯，全权处理外交事务。而战国时期外交极其重要，它往往决定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完全是国之重臣。
这个时期楚怀王给予屈原高度的信任，屈原便正好在内政外交两方面同时施展才华，努力去实现他宏大的政治抱负。
屈原的理想可以概括为：美政。他曾在《离骚》的结尾感叹：“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美政是屈原一生奋斗的政治目标，也是贯串在诗中，统率他诗歌创作的灵魂。
美政理想的核心是民本思想，这是学者们较统一的看法。屈原在诗中每每要求君王了解民心向背，体察民生艰难，关心百姓痛苦，同享人民欢乐。民本思想也是儒家的重要思想，因此屈原的思想和儒家思想有某些共通之处，如都主张继承前代治国的成功经验，举贤授能，实行仁政。但屈原与儒家又有明显不同，他对儒家的“君君、臣臣”那一套从来是不屑于遵守的。譬如孔子对国之大臣，都不非议；屈原则不然，对当朝奸佞，明确指斥，痛加针砭，白纸黑字在诗中骂他们是小人、众女、萧艾、乌鸦等等。孔子对于国君之过，讳莫如深，甚至不惜代君受过。如鲁昭公娶吴国女子为妻，鲁吴两国同是姬姓，这是明显失礼的。别人有意问孔子，孔子还说是知礼，结果遭到大臣的讥讽。屈原可是不管那些迂腐之礼，对君王他“惜”、“伤”、“怨”，甚至指斥其“悔遁”、“不寤”。而屈原与儒家最根本的不同点，在于如何实现民本，即如何治国上。儒家主张“礼制”，而屈原主张“法治”。
乘骐骥以驰骋兮，
无辔衔而自载；
乘汜以下流兮，
无舟楫而自备；
背法度而心治兮，
辟与此其无异！
这是屈原绝命诗《惜往日》中的最后一部分，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法治思想。
屈原明确指出，靠“心治”而不靠法治，是楚国将要灭亡的最主要的原因。他认为，一个国家是贫穷还是富强，是兴旺还是将要灭亡，有无完备的法制是关键。
屈原主张“励耕战”、“明赏罚”、“举贤才”、“反蔽壅”、“禁朋党”，都是一些有效的法家政策。但屈原又不是纯粹的法家。屈原主张行德政，讲仁义道德，法家反对讲这些东西；屈原称尧舜，主张继承传统，法家反对法先王；屈原推崇前贤，以他们为榜样，法家鄙薄圣贤……，凡此种种，都说明屈原既非醇儒，亦非纯法，他在儒法两家中各取认为合适的部分，自成体系。说他是儒法结合，倒还较为接近。
评价历史人物是件很困难的事，像屈原这样的美政理想，也曾遭到一些非难。
有说思想保守，过时了的；有说不及秦法改革彻底的；有说属于乌托邦式的空想的……其实恰恰是这些非难脱离了战国时代和楚国社会的实际。商鞅变法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在于符合秦国僻处关中的特殊地理环境和连年争战的特殊形势。秦法苛酷的一面并不可取，当时就遭老百姓的痛恨，商鞅车裂，秦人不怜，就是明证。始皇统一天下后继续推行秦法，自以为奠定万世基业，不料二世而亡。
楚国地大物博，境内民族众多，若一味严刑峻法，不讲仁政，恐怕用不着等到秦来统一天下，楚人就先把自己的王朝推翻了。屈原并不是政治空想家，他有一定的从政治国经验，其民本思想是希望老百姓能安居乐业，免受敲榨勒索、颠沛流离之苦。他虔诚地希望国家强盛，有着卓越的政治眼光，这在外交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公元前318年春。屈原受怀王派遣出使齐国，商议结盟之事。
屈原在各国的大殿上娓娓陈述齐楚结盟的重要性。他并未否认和回避两国的冲突及不愉快的历史，甚至还承认现在仍有利益方面的矛盾。这种坦诚的态度使齐国君臣自觉层层心理设防成了多余的事。接着，屈原鸟瞰天下大势，集中剖析了秦的外交政策。他指出秦国几代君王的主攻方向是中原，而“善魏攻齐”的连横计谋是该国的外交主线，以齐一国之力难挡秦之强敌。只有与楚结成友好同盟，才能扼制秦的势力，打击他的气焰。为了两国的稳定与发展，楚国愿意尽释前嫌、捐弃宿怨，与中原各国戮力同心，共击强秦。
屈原第一次使齐，果不负众望，马到成功！
其后，公元前318年，楚、齐、魏、赵、韩、燕在楚都开会，顺利结成“合纵”联盟，公推楚怀王为六国“纵约长”。不久，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联合行动——发兵攻秦。虽然实际与秦交战的只有魏、赵、韩三国，并被秦打败。但秦国由此再也不敢轻易东侵，转而向西南发展。
正确的内政外交政策，使楚国如虎添翼。年轻的屈原准备高扬起这双翅，让楚国在神州大地腾起、翱翔。正当他进一步着手施展宏图时，一场灾祸突然降临到他头上。
四、风雨历程
楚国的内政在楚悼王时，比较混乱，甚至可以说是腐败。楚王虽是一国之主，但权力并不集中，贵族们常常独揽大权，自作主张，擅自行动，压制人材。吴起变法后，情况大有改善。从《惜往日》诗中可知，楚怀王曾委托屈原立法、执法，屈原认为，要使国家更为富强，必须进一步变法，使国之重权更加集中，做到有令即行，有禁则止。怀王便将修订法令的大事全权委托给屈原，这即是《惜往日》所说的“秘密事之载心兮”。就在屈原焚膏继晷、殚精竭虑修改宪令之时，发生了“夺稿事件”。
当时，有一位与屈原官居同列的上官大夫靳尚，大概是“右徒”一类。因楚人以左为尊，故两人虽官位一般高，但屈原在君王心中的地位，比靳尚重要得多。
偏偏上官又是个嫉妒心重、卑鄙龌龊的小人，他与一帮唯利是图的家伙和怀王的宠姬郑袖沆瀣一气，早就想对屈原下手，一直未能得逞。
一日，靳尚到屈原府上造访。他与屈原一边聊着普通的政事，一边四下窥伺。
聊着聊着，话题扯到学问上来了，因屈原所藏文献甚多，靳尚便提出到书房观赏一番。屈原为人向来心怀坦荡，毫无机心，既然同僚欣赏自己的藏书，不让人看是不礼貌的。当即慨然允诺，陪靳尚来到书房。谁知靳尚到书房来另有目的。一进书房，他的眼光立即盯在书桌边的几卷丝帛卷筒上，马上快步向前，将其中一卷打开——正是起草的宪令。这时，机敏的屈原顿然明白了，靳尚此次拜访，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便立即跟上前去，拿下帛卷，说明宪令在公布之前，乃国家最高机密，除了怀王，谁也不能看。并说作为国之重臣，这个规定靳尚理应知道——将靳尚礼貌而客气地“请”出了书房。
上官大夫悻悻地走了，屈原仍旧回到书房，埋头致力于宪令的拟改。屈原忽略了，靳尚此次拜访是有目的的行动。目的未达到，他便会实施计划的另一部分——进行恶毒的污蔑和中伤。屈原有远大的政治抱负，有正确的治国韬略，然而毕竟太年轻了，他缺乏高明的政治手腕，缺乏在腐败黑暗的官场中周旋的处世经验，缺乏对付阴险卑鄙的同僚的各种办法。屈原以为，有君王的赏识，他只要把全部心血献给国家就够了。但没有想到，他的抱负的实现也是全部建立在君王的赏识上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这是一个极薄弱的环节，多少改革家都“栽”在这上面。靳尚他们正是对准这脆弱的部位，射出了暗箭。
靳尚属于那种治国无能，挑拨离间却颇为在行的官僚。他向楚怀王抛出了一套精心准备的“谏词”：“大王，您把制定宪令的任务交给屈原，外面众人没有不知道的。”
怀王不觉心中一惊：这样机密的事，屈原怎么能泄漏出去呢？
靳尚继续向深处砸下去：“不仅如此，每项法令公布出来，他都要自我夸赞一番，洋洋自得地宣称：‘除了我谁能做得到！’”
这真是恶毒至极！靳尚对屈原的这一反诬，为怀王以后疏远屈原提供一个公开的、冠冕堂皇的理由——连国家最高机密都可以到处宣扬的人，谁还敢用他！
凡为君王者，最忌臣下自矜其能，目无王上。因为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预示着自己将来可能被推翻。屈原与怀王同姓，这一方面最可信赖，另一方面又最危险，而这种担心作君王的是不会说出去的。靳尚一枝毒箭，可谓正中靶心。
楚怀王果然被激怒了，从此疏远了屈原，制定宪令之事当然也被搁了下来——一次变法就这样夭折了。
当屈原意识到自己确确实实已经被楚王疏远，变法已经失败，才知道中了靳尚一伙的暗箭。可以想见，他曾一次次请求怀王接见，也一次次呈上奏章，但是已经太晚了，以郑袖，靳尚为代表的旧贵族重又得势，他们内外勾结，把持朝政。
也许怀王听信谗言根本不接见屈原，也许屈原的奏章根本到不了怀王手里，总之是他很难再与怀王共商国事，怀王对他的看法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由极端信任突变为极端怀疑。
这时，摆在屈原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转变过去的立场，投进旧贵族也就是亲秦派的怀抱，求他们在怀王面前重为自己说好话。这样，他依然可以得宠，依然可保高官厚禄，只是个人得利国家遭殃。另一条是坚持操守，坚持正确的主张，毫不妥协，等待楚王的理解，把国家的车轮从歧途中拉回来。这是一条艰难的在当时几乎是走不通的路。屈原选择了后一条路，为了抒发情志、宣泄愤懑、表明心曲，他写了《惜诵》：
惜诵以致愍兮，
发愤以抒情。
所非忠而言之兮，
指苍天以为证。
令五帝以折中兮，
威六神与向服；
俾山川以备御兮，
命咎繇使听直。
与《橘颂》相比，此诗的风格发生了显着的变化。情感由外放转为内蕴，由开郎转为深沉，由乐观豪迈转为郁闷愤恨。语言形式的变化更为明显。《橘颂》仍承继《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一般两个节奏点，整齐划一；《惜诵》的句式则四、五、六、七言不等，以三节奏为主，间有二言、四言，参差错落，富于变化，形成独具特色的“楚辞体”，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吾宜先君而后身兮，
羌众人之所仇也。
专惟君而无他兮，
又众兆之所雠也。
壹心而不豫兮，
羌不可保也。
疾亲君而无他兮，
有招祸之道也。
屈原一心为国、变法图强，反倒被谗见疏，遭到种种打击和迫害。在这种“退静默而莫余知兮，进呼号又莫闻”的困境中，他只有借助诗歌来表白自己的忠心，让苍天作证，请五帝对质；只有在诗中埋怨楚王忠奸不辩；也只有通过诗行鞭挞忠而见疑、信而被谤的社会现实。自然，屈原也看到屈氏家族出身与王室嫡系的差异，看到自己不善于献媚邀宠的“癖性”：
思君其莫我忠兮，
忽忘身之贱贫。
事君而不贰兮，
迷不知宠之门。
陷于极度痛苦中的屈原，也曾想到过出走。诗中描写屈原曾做梦登天，游魂在路途受阻，他请附在占梦者身上的厉神解梦，厉神指示他说：“你有志登天，可惜没有渡船。”并且告诫他：君王可以思念，但不可依靠，谗言可畏，连金都能熔化掉。被滚热的羹汤烫过的人，吃冷的葱蒜酱料也要先吹口气，你应当接受教训，改变一下志向。厉神还举晋献公的太子申生忠厚孝顺，反被其父逼死；大禹之父刚直犯上，被舜处死的历史教训，警告屈原。在厉神的警告下，屈原又从梦中回到现实世界：
吾闻作忠以造怨兮，
忽谓之过言。
九折臂而成医兮，
吾至今乃知其信然。
弋机而在上兮，
罗张而在下。
设张辟以娱君兮，
愿侧身而无所。
欲徊以干傺兮，
恐重患而离尤。
欲高飞而远集兮，
君罔谓女何之。
欲横奔而失路兮，
盖坚志而不忍。
背膺以交痛兮，
心郁结而纡轸。
无论是在睡梦中，还是在现实里，屈原的心灵都处在极度的痛苦中。他人的劝告（诗中的厉神实际是一些好心人的代表），短暂的彷徨，最终都被他坚强的意志所战胜。在诗的结尾，他表示将坚持操守、保持美德，决不与靳尚、郑袖之类同流合污。为了不被这沉重污浊的空气窒息，又不引起君王的怀疑，屈原暂时离开了郢都。
屈原被疏，昭阳下台，亲秦派重新得势……楚国的诸般变化，秦惠王打听得清清楚楚。以前秦国无隙可乘，不敢轻举妄动，现在可是好机会来了，于是马上派张仪出使楚国。
公元前313年，楚怀王十六年，张仪来到了楚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