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这一场大变故，曹家是败落了。不过，这败落也还不就是急转直下、直线发展的。他家虽然沾带了干系，究竟在雍正眼里看来，他们这种包衣下贱毕竟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其案由也毕竟是次要的，恐怕连“从犯”也够不上，所以在抄家的末尾，事态已见缓和；雍正之所以没有把曹家穷治到底，置之死地，其原因恐怕还是并不单纯的，曹寅在日，人缘最好，他家出了事，说好话的人多；像唐继祖，后来官至湖北按察，先是曾为御史，在办理旗人案件上颇肯进言，得以从宽，他是曹寅的门生，并且给《楝亭集》作过序跋，——这样的人都会想方设法暗中调护；就是在封建时代，舆论的力量也毕竟是一种力量，雍正懂得，在江南一带，曹寅一家代表着康熙，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自己夺位上台是不得人心的，如果穷治了曹家，对他的统治并不有利。所以留了一点“浩荡天恩”。“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他家在此后的几年，虽然战战兢兢，大概总还有办法维持下去。到雍正朝末期，那场风波的最紧张的阶段已经过去了，雍正九年（1731），傅鼐由谪地召还，复职衔，又“入宫侍起居”了；讷尔苏之子福彭（袭平郡王，乃是曹雪芹的表兄），也于次年任厢蓝旗满洲都统，又次年，并得在“军机处行走”，开始参与机要，继而又为“定边大将军”，出塞征讨准部。——准部之役自康熙末年至此，糜饷七千余万两，久而无功，不得不下令罢兵议和，傅鼐于和战各事屡有擘划，皆中肯綮，遂于雍正十二年以侍郎身份出使议和，和议成，晋三级，擢都统：凡此，都说明曹家的重要姻亲已经又逐渐得用，也可以说明曹家本身自然也比前一时期处境有所不同，似乎有可能熬到一个重得“出头”之日了。
雍正做皇帝做到第十三个年头的八月间，忽然“驾崩”（传说是被死仇的后人暗杀了），他的第四子弘历继位，是为乾隆帝。这个新皇帝上来之后，又给曹家带来了新的命运。
乾隆在未做皇帝以前、雍正十一年晋封为和硕宝亲王之前后，早已“综理军机、谘决大计”；雍正末期政策作风的微有改变，和他的参预政柄不无关系：他深知雍正惨刻太甚、实非长久之策，所以即位以后，锐意图治，将很多先朝的各种罪谳、功令加以翻案，目的是在收拾人心。他做了皇帝，就下令释放圈禁的宗室，分封胤的子孙，起用为雍正屈抑的前云贵总督杨名时，释傅尔丹、岳琪等被罪的着名将领于狱，释前罪人查嗣庭的亲属于遣戍看管；至于一般政治措施，也一反雍正时期的刻苛严酷的精神，以致有人说，这时节“止须将先帝（雍正）时事翻案，即是好条陈”。这话虽然大嚼无复馀味，惹翻了乾隆，可是也真正反映了乾隆刚一上来的那一短时期的事态实质。
新皇帝即位，照例要有“覃恩”，普遍的封赏和赦宥，示庆贺，买人心。因此在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曹雪芹的高祖曹振彦（曹世选之子）得诰封为资政大夫（二品的虚衔等级），原配欧阳氏、继配袁氏得封为夫人。由于这份诰命，我们得知曹雪芹的一位叔祖曹宜尚在，官职是护军参领兼佐领、加一级（是正白旗包衣第四参领兼第二旗鼓佐领）。“覃恩”诰封虽然只是一种官样刻板文章，但是也说明了此时曹家早已解除了政治犯的罪名，家里还有作参领（从三品）的家长或族长，祖宗里面除了曹玺本来是一品尚书的封赠外，又有了二品的高级封诰。曹雪芹的父亲曹，此时似乎也已作了内务府的员外郎。即以“亏空”旧案而言，那么同年从十月到十二月期间，内务府“宽免欠项”档案中亦已叠有曹寅、曹做织造时的多项亏欠列入宽免之内。可见，无论是政治罪还是财务罪，都已成为过去的事了。
再看另一面，同年的十一月，福彭即作了协办，总理事务，次年即乾隆改元（1736），傅鼐署兵部尚书，授刑部尚书并兼兵部尚书；福彭为正白旗满洲都统；又次年，傅鼐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正蓝旗满洲都统……：两个人都是乾隆加以重用的人物，而福彭正是该管曹家的最高长官，他既和曹家是至亲，要说他对曹家的困境一无所助，那恐怕是极反常情的不太可能的异事。此外，我个人还认为，曹家前此可能有一个女儿被选入宫中（包衣少女必须送选，妃嫔中多有包衣人），作了宝亲王的某种等级的妾侍之类，宝亲王成为乾隆皇帝以后，曹家也就挨上了“皇亲国戚”的边儿，《红楼梦》里写“元春”“皇妃”归省的情节，大约就是受了这件事的启发而用艺术加工和夸张的手法写成的。
所有这一切，都给我们提供了线索，使我们看得出，曹家的败落并不是从雍正六年就直线发展下来的，他家在新皇帝嗣位的政局下又曾稍稍“中兴”，至少达到了恢复“小康”局面的地位。那时曹雪芹大约正是十三岁左右。
曹雪芹在“小康”复苏的家庭中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就告了结束。曹家又经历了另一场变故。由曹雪芹后来的处境来看，这场变故似乎更突然，更巨大，使他家破败得更彻底。
从这变故的规模就可以看到其性质的严重；而可以导致这样严重性质的变故的，不外乎还是政治干系。这一点，如果从曹家上一阶段所经历的种种事故的那一条“来龙去脉”来推看，就显得格外分明。最可注意的是有一条资料说《红楼梦》作者“某人”，此某人“登贤书〔中举〕，数年，家籍没，后遂逃禅。”这条记载说明曹家这次抄家是雪芹中举以后数年的事，这显然不是从高鹗续书八十回后的伪造情节中附会而来的，而雪芹中举，就算是照“生于1715”的假设来推（我是不赞同1715生年说的），那么他到雍正五年1727冬底，也不过才“十三岁”，十三岁或更小的孩子，“登贤书”是不可能的，这就证明了中举以后数年的籍没，是他家再次遭到巨变无疑了。
然后，再就乾隆初年的各种情形来观察，那么唯有乾隆四年（1739）十月里所发生的那一次大事故——这事故牵及许多的亲王、贝勒、贝子、公的革免和罪谴——特别令人注目。从事故的性质和发生的时间来说，都是最大可能与曹家的再次遭殃有关联的。
原来满洲统治者的内部矛盾非常大，皇室中对皇位的争夺特别激烈，从在关外时就是如此，而以发展至康、雍之际为达到了顶点。康熙原立的太子胤，虽因种种短处和劣迹，致遭废弃，但其真正缘故是他们诸弟兄对他的诽谤、诬陷、激惹、谋害而把他毁了的。这些弟兄，都想做皇帝，所以就都是胤的死对头，而就中以胤的手段为最阴柔、也最厉害。胤得胜以后，成为雍正皇帝，雍正二年冬天胤就结束了生命——其致命情形当然是不可问的。雍正的儿子弘历又成了乾隆皇帝，而胤的儿子弘皙反成了亲王：这样，堂兄弟也就成了世仇。虽然乾隆即位之后立即放松对宗室的种种压迫、凌辱，以图缓和皇室内部争斗危机，但是祸源既非一般情由，仇根也扎得深而且固，就绝不是区区手段所能缓和得了的；加以乾隆此时才二十多岁，上来又表现得较为宽大平和，于是世仇看到有隙可乘，因此就要俟机而动。到乾隆四年，以弘皙为首的“逆谋”案件便发作了。
现在所能知道的情况是：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雍正之弟，乾隆之叔）与弘皙、弘、弘昌、弘等结党营私，往来诡秘”，请将庄亲王允禄及弘皙、弘俱革去王爵、永远圈禁、馀人亦都革爵。乾隆说：此事“朕上年即已闻之”，并认为允禄庸材，不足成事，唯弘皙乃康熙废太子胤之子，父子皆曾圈禁，现仍不知悔改，“行止不端，浮躁乖张，于朕前毫无敬谨之意，惟以诌媚庄亲王为事，且胸中自以为旧日东宫之嫡子，居心甚不可问！”遂加监管，不许出城。到十二月，又经人首告弘皙与安泰交结，听信邪术（好像是跳神、扶乩之类），竟询问“祖师”以下列问题：“准噶尔（蒙古）能否到京？”“天下太平与否？”“皇上寿算如何？”“将来我还升腾与否？”这显然是“心怀异志”“大逆不道”。稍后的“上谕”又露出这样事实：“从前阿其那、塞思黑，居心大逆，干犯国法，然尚未如弘皙之擅敢仿照国制设立会计、掌仪等司：是弘皙罪恶较之阿其那辈尤为重大！”这就说明，弘皙竟然设立了自己的“内务府”了，俨然是“小规模”的宫廷，完全准备“登极”了！
根据当时人的记载，到乾隆五年，庄亲王之子乘皇帝秋猎外出的机会，竟有“密谋”，因为乾隆出巡警戒不是极端严密。这大约就是要行刺的计划了。
此案结果，弘皙“从宽”免死，“见（现）于东果园（景山）永远圈禁，是亦与身死无异。”这话不假，不过当时的残忍高墙圈禁制度，实在比快些死了还要受罪。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子，中间就是交给平郡王福彭和公（爵）讷亲二人审讯的，而最后阶段，却改由康亲王和巴尔图等议奏，不再提平郡王之名；尤其令人疑惑的，前此活动频繁、已然得以参预议政的福彭，从此就很难再见名字（例如乾隆六年三月于鄂善一案，“着和亲王、怡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秉公查审”，列举诸预政大臣名字，其中就独独不见平郡王了）；直到乾隆六年十二月，宽免了允禄和弘二人的责罚，转年十二月，仲永檀（即前此参劾鄂善贪贿的）案内，这才又见到“着庄亲王、履亲王、和亲王、平郡王，大学士张廷玉、徐本，尚书讷亲、来保、哈达哈，审明具奏”之文。
以上的迹象，说明了平郡王在这个事件中惹了乱子、担了干系，从乾隆四年冬天到七年冬天，三年之间，销声匿迹，虽然史无明文，其为受到责谴可以推见。这种案件实际上都要牵涉极广，亲戚、仆奴、党羽，都在穷治之列。曹雪芹家大约就是直接或间接地被卷入了这一漩涡之中。此事发作的前一年，傅鼐已经因为误举参领明山、失察家人两事，落职入狱，病卒于家。此事发作的后一年，被废的老平郡王讷尔苏亦卒。这不但是我上文所说的“六亲同运”的又一次再演，而且当时人所评议于傅鼐的“宽于接下太杂”，正可作他“失察家人”、因此沾带了当时的朋党政治干系的好注脚。无独有偶的是，平郡王福彭也恰巧在弘皙案事发审治的同一天，曾因失察他自己的包衣大（管家头儿）、披甲人等外出生事而自请议处（这件事在清代内阁“别样档”正是在弘皙案的下面紧接记录的）。像曹家这种身份的人家，处境关系极为复杂，亲戚、家人之类的事，是最容易惹引祸端的原因。
虽然由于文献缺乏，我们对曹家再次惨遭彻底毁败的直接的、确切的案由一时无法列举，因而不能不用间接而曲折迂回的办法来窥测，但曹家最后一次的巨变显然是和这类案子里的下层人物、边沿关系有了株连，其他原因，是否还有，尚待深入研讨。
曹雪芹家，从雍正末年，经过乾隆改元一段时间，大约维持了为期五年左右的小康局面，到此遂再次、也是最后的宣告彻底败落。
鲁迅先生说过两句话：“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清朝末年的鲁迅本人是如此，并因此对当时的封建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开始发生了憎恶感。乾隆时代的曹雪芹，也正是从此而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并对那种种面目以及产生那种种面目的社会发生了憎恶感，脑海里荡起了许多疑问的浪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