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相似的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两国政府都积极实施产业政策
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的产业政策注重支持经济转型，第三产业比重不断上升，主要依赖出口的增长转化为出口和内需扩大并重。1986年5月，日本政府发表了“面向21世纪产业社会长期设想”，提出以对外实现“国际水平分工”，对内实现“知识融合化”作为产业结构的新发展方向。为此推出三项具体措施：一是刺激国内需求，推进“内需扩大主导型”战略；二是鼓励对外投资；三是充实社会公共投资，提高国民福利水平。
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台了包括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计划在内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涉及钢铁、汽车、装备制造业、纺织、船舶、电子信息、石化、轻工、有色金属及物流业，出台了上百项政策措施和实施细则，力求扩大国内消费、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加快产业技术进步。
（八）相似的转型战略和举措：政府高度重视面临的外在压力和贸易顺差，强调扩大内需，缩小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等
1986年4月，为解决贸易和经常收支盈余扩大造成的对外摩擦、特别是为解决与美国的经济摩擦，日本政府采纳了着名智囊团提供的“前川报告”，其基本思想是“制定国家全面的政策目标，缩小经常性收支不平衡（盈余），以求达到与国际及其他国家的协调，并表示实现此目标的决心”，提出并强调了“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转型”、“扩大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导向。
中国的内需增长一直滞后于经济发展。经历金融危机后，为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扩大内需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已经提出，实现内需和外需有效互补，把增加居民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点。未来几年，扩内需、调结构将作为中央政府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核心政策加以实施。
第二节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与启示
一、什么是次贷危机
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Crisis）的全称为美国房地产市场上的次级按揭贷款危机。简单地说，美国的次贷危机是指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人大量违约现象而引起的信贷市场上的信用危机及以次级贷款为基础发行的证券大面积缩水而引发的资本市场上的次级债务危机。在美国，住房按揭贷款按照贷款人的信用和其他因素，一般可以分为三级：优级、中级和次级。而次贷无非就是次级按揭贷款，给那些信用度低、没有收入证明和还款能力证明等的人的住房按揭贷款。一般情况下，次级按揭贷款的利率比优级按揭贷款的利率高一些，放贷机构为了尽快地回笼资金，又把贷款打包发行债券，这些债券的利率比优贷的债券利率要高，因此受到了投资银行等机构的追捧。
放贷机构基于利息率低而房价不断上涨的现实状况而大量地放贷，因为即使收不回贷款，也可以把贷款人抵押的房子收回来再卖出去，而不受损失。但是，经济的发展并不是永远不变的，一旦利率走高，房价下降，那么贷款者抵押的房子便也随之贬值。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贷款者来说，利息上升，会使得还贷压力增大，原本信用不好的贷款者更容易出现违约现象。同时，房价下降，也使购房者难以将房屋出售或者进行抵押，从而无法偿还贷款。对于房贷机构来说，收不回贷款，只能去收房屋，而房屋或者卖不掉或者继续贬值，即使卖掉的也无法抵消房贷的损失，因而，房贷机构损失惨重。房贷机构发行的债券也会随之贬值并遭抛售。当类似的事件大规模出现时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危机。这就是次贷危机。
二、次贷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流动性过剩是次贷危机产生的宏观背景
次贷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况较好，广义货币与GDP之比不断上升，金融市场流动性较强。而次贷产品的高收益，尤其是次贷衍生品的设计，对市场流动性具有较大的吸引力。通过购买次贷衍生品，大量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对冲基金成为了次贷风险的分担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次贷市场的超常增长，同时也蕴藏了潜在风险。
（二）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是次贷危机发生的外部诱因
美联储在2000年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后，采取低利率政策以刺激经济。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美联储25次降息，长时期低利率政策推动了房贷需求和房价上涨。此后为了避免经济快速增长带来通货膨胀压力，美联储17次提高联邦基金利率，造成房贷借款人还贷压力增大，结果是使某些客户无力按时归还贷款利息。
（三）次贷借款人的经济状况不佳是次贷发生的根本原因
次贷借款主要对象是收入较低、不具备良好信用记录的借款者，这是次贷市场的先天缺陷。当经济环境发生变动时，借款人极可能集中发生拖欠行为，造成次贷市场的系统性风险。实际上，随着美国利率升高、房价下降，次贷借款人开始难以承受房贷负担。2008年2月，次贷60天违约率已达32.92%，随着2008年约2000亿美元的次贷利率面临重置，次贷损失也进一步扩大。
（四）美国的金融监管不力是次贷危机发生的重要原因
在美国，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依赖于市场约束和机构的自律，是一种自我监管体制，监管非常松散。例如，在向借款人贷款的过程中，金融机构把借款人的信用标准降低到一个非常低的水平，监管当局虽然注意到了，但是没有采取规范措施，加剧了危机的爆发；同时，在贷款被证券化的过程中缺少了对评级机构的监管，使得一些评级机构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给予复杂的金融衍生品过高的评级，有些甚至带有一定的欺骗性，隐瞒了大量的风险。此外，美国按揭贷款提供商的不审慎经营行为早已存在，但是美国监管当局没有及时地预警此次危机，危机出现后，监管当局一直淡化事态，行动迟缓延误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增大了处置危机的成本。这也是次贷危机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五）金融衍生品过度滥用是次贷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
传统商业银行发放贷款通过贷前审查、抵押担保等方式控制风险，不能完全规避的风险用风险准备金和自有资本承担。现代银行通过资产证券化形成以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的抵押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MBS）、资产支持证券（AssetBacked Securitization，ABS）等系列产品，将贷款风险转移给投资者，贷款占用资本得到释放，放贷能力明显提高。在全球流动性过剩背景下，众多机构投资者追求投资收益保证了对证券化产品的需求。历史上较低的违约记录和相对较高的收益率使得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对MBS和ABS等固定收益证券有较高需求，促使银行不断拓展贷款规模，创设更多MBS和ABS，加速债务担保凭证（Collateralized Debt Obligation，CDO）等衍生产品发展。由于CDO存在风险，美国金融界又创造出了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Swap，CDS）这种金融衍生品，即将CDO存在的风险转嫁到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方面。为了加速CDO等金融衍生品的流转速度，美国金融界又出现了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SPV），特殊目的公司的作用是特定资产不需要发生真实转移，只需界定资产范围和特定信用事件，再由银行向互换对手（通常是SPV）支付费用，一旦特定资产发生信用风险，损失由SPV承担。SPV通常发行一系列优先、夹层和次级证券，若没有违约发生，证券持有人获得银行支付的费用作为收益，否则损失首先由CDO次级证券方承担，超过部分则由更高级CDO证券持有方承担。
总之，美国金融界通过一系列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工具，从表面上看是降低了房地产贷款的违约风险，实际上是放大了房地产泡沫。当大量房地产贷款者不能按时还本付息，次贷危机就爆发了。
三、次贷危机的启示
次贷危机已经发生，但关键是我们要从这次危机中吸取教训，避免再次发生同样的事情。那么，从这次危机中我们能得到哪些启示呢？
1.稳健推行资产证券化
金融衍生工具是把双刃剑，它一方面有助于分散风险，另一方面在风险发生的条件下又会加速风险的传播。次贷危机的爆发和在全球的蔓延警示人们，尽管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有助于分散金融体系风险，但良好的信用体系仍是金融市场稳定运行的基础之一。次贷危机也让人们看到，在全球经济、金融体系联动性不断增强的背景下，风险在金融市场各个子系统之间及国际金融市场之间的传导效应已经大大增强。我国在推进包括资产证券化在内的各种金融工具的创新工作时，一定要吸取教训，不能急功近利，要根据我国具体国情稳健推进包括资产证券化在内的各种金融工具的发展。
2.加强政府对金融的监管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牵一发而动全身。西方国家的金融业经历了一个由自由到管制再到放松管制的过程。不可否认，管制本身也会产生成本，并且还会引起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但这次危机表明，至少对金融业而言，不管制的成本可能更高。我国的金融监管尽管正在逐步得到加强，但仍然比较薄弱，监管法规、监管组织、监管手段和方式、监管人员数量和素质还不适应金融业的发展。美国的金融危机给了我们一次充分反思的机会，在以后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必须从健全监管法规、严格监管制度、改进监管方式、强化监管手段、完善监管体制等方面，全面提高金融监管水平。
第三节中国房地产的一些思考
一、国内一线城市的房地产现状
在日本房地产泡沫化高峰时期，仅首都东京的土地总市值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
如果说在中国，有什么比钱还值钱，那一定是土地。在一段时间内，在中国的一个区域土地市场必然会产生一个价格最高者，即“地王”，而“地王”市场的狂热程度则是另一种对中国经济极为重要的预示。2010年，首都北京的土地市场在制造了一个又一个“地王”之后，其土地总收入也史无前例地达到1641亿元人民币，高居全国第一，而成交的土地面积为2061万平方米。以此计算，北京市土地的平均价格接近8000元/平方米。北京市的国土面积为16410.54平方公里，即164.1亿平方米。假如能将北京市土地全部变卖，将这两个数据相乘，可以得出当前北京土地总市值已经高达130万亿元人民币。而据统计，2010年美国GDP总量约为14.6万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95万亿元，这意味着用北京的地价，“买下”美国的所有产品和劳务可谓绰绰有余。
根据有关预测，中国GDP大概到2030年才有可能超过美国。现在，假如把北京土地卖掉，就已经超过了美国GDP总量。这一“买卖”最大的讽刺是，按照现有的地价水平，不需要经济转型、结构调整，只要不调控房地产价格，让房地产继续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中国GDP超过美国估计很快就能实现了，仅靠房地产就能让中国经济坐上全球头把交椅。而如果卖掉北京和上海土地，就可“买下”5个最发达国家。尽管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买卖”，但这些“买卖”所传递的信号让人震惊，让人不得不去重新打量中国楼市泡沫化程度。
二、中国房地产泡沫的严重程度
（一）泡沫和房地产泡沫
经济学家多纳德早在1976年的《经济学词典》中就为“泡沫”下了如下定义：它是一种在不可靠基础上的投机性冒险，很少或没有成功的机会。该定义告诉我们，投机导致泡沫的产生。《经济学与商业辞典》（1979）定义“泡沫”为任何形式的过度投机。该定义和多纳德的定义都强调投机。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在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的“泡沫”词条中写道：“泡沫可以不太严格地定义为：一种资产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急剧上涨，初始的价格上涨使人们产生价格会进一步上涨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者——这些人一般是以买卖资产牟利的投机者，其实对资产的使用及其盈利能力并不感兴趣。随着价格的上涨，常常是预期的逆转和价格的暴跌，由此通常导致金融危机。”房地产泡沫是泡沫的一种，是以房地产为载体的泡沫经济，是指由于房地产投机引起的房地产价格与价值严重背离，市场价格脱离了实际使用者所能承受的范围。
（二）衡量房地产泡沫的指标
衡量房地产有无泡沫的指标很多，国际上通用的指标包括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占GDP的比重、房价收入比。其他的指标还有商品房空置率、实际房价与理论房价之比、房地产贷款比例与增长率、租售比率等。这里重点介绍四种衡量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