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郑州的第三天，我接到噩耗：记者闺密的父亲去世。我去火葬场送别。和她静静地坐在一起。我们静了很久，沉默了很久，我决定说些什么。
“火葬费多少钱？”脱口而出的居然是这句话。我自己都把自己吓了一跳。
“问这个干什么？”闺密幽幽地看着我，“有意义吗？”
我尴尬地笑笑——此刻，笑也是不对的。我发现现在的自己简直就是一个处处不对的人。是的，此时问她这个问题当然是无比的不合时宜。可我怎么会问出这么愚蠢的问题？仔细搜寻意识深处——原来，问话的前一秒，我想到的居然是和姐姐闲聊时她说的话：“……要按埋人的规矩，咱这里真是城市了。都得火葬。得交火葬费1，可贵呢。”
于是，张庄的桩桩件件顿时涌现眼前。——什么事都能想到张庄。我想，我真是得了张庄病了。情绪很快失控，难过将我淹没。我突然泪奔。
闺密马上也泪流满面。我们两个相拥而泣。——请原谅，我哭的，和你哭的，不是一回事。我暗暗地对闺密说。
但是，我哭的是怎么一回事呢？
葬礼结束，在载闺密回去的路上，我手机频响。我没有接。后来又是接二连三的短信，我让闺密帮我看，她读完之后告诉我：“你姐姐说，赵老师和他兄弟的房子今天也都开始拆了。问你咋办。”
回到家，吃过晚饭，我把孩子安顿给老公，然后叫上苗苗，驱车出城。走夜路，多一个人陪着就会好些。而且今天正好周五。
我打开CD，劈头就是邓丽君的《夜来香》。
“我爱这夜色茫茫，也爱那夜莺歌唱……”这一首香软艳曲，最让我惊诧的就是这句：我爱这夜色茫茫。它和整个歌曲的调子极为不搭，但是细细品来，却也浑然天成。而且，恰恰因了这句，这首歌才被垫上了厚沉的底色，如同黑重的缎子，其他词句的绚丽才因此被衬出了光芒。
一路上，我一直都放着这首歌。
张庄到了。路过赵老师家的时候，在车灯照耀下，我果然看见房子已经被拆了个七零八落。赵老师兄弟家的房子也是一片狼藉。真快啊。看来做什么都是破坏容易建立难。
到了姐姐家，赵老师夫妇正坐在那里。赵师母眼睛红肿，他们都沉默着。苗苗拿起我的电脑走到里间，很快，那边传来她打电子游戏的声音。
“怎么了？”我问，“怎么就拆了？”
“都怪你赵老师，都怪他去小卖部打牌！”赵师母埋怨。赵老师理亏地沉默。姐姐向我解释：昨天晚上，一个小头头模样的人带了几个青皮少年过来，让赵师母签字。那小头头照例宣讲了一堆大道理，赵师母以为是例行公事，就照例不理他们的茬儿。没想到那小头头忽地就怒吼起来，雷鸣电闪。赵师母壮起胆子，还是不理。随即有一个人拔出了刀子。
“扎谁？”我震惊。
“他自己。”
“为什么？”我彻底糊涂，“他爱扎自己就让他扎去！”
“你笨哪。我当时虽然被吓了个半死，可很快还是醒过劲儿了。他先扎他自己，就是为了扎你！到时候他好反咬一口，说钉子户无理取闹，妨碍他们正常工作……都是他们的人啊，你还能有个好儿？”赵师母道，“我吓得快尿裤子了，糊里糊涂就把字签了……那个领头的姓郎。他们叫他郎队长，真跟狼一样。”
我想起付师兄的话。这就是杀手锏了吧？
“你弟弟家呢？”
“也是一样。”赵老师郁郁道，“千算万算，没有算到这一招。”
我沉默。没算到是没算到，但即使算到了，比如我们现在，明知道他们很可能也会跟我们来这一招，又能怎么样呢？组织一帮敢死队员吗？也拿刀子往自己身上扎吗？去告诉媒体吗？——这可能会有短期效果，但是能让媒体天天都在你家里蹲守吗？
还真是杀手锏。以前也在新闻上看过，没想到他们还真会使出来。
“其实他们也没少花钱，我问了，那些个拆房的民工，一天工资都一百。拆现浇的更贵，现浇的全是钢筋和水泥，不好拆，他们说敲一天敲得胳膊疼，工钱不是按天算的，是按平方算的，一平方一百。就像咱的房，全是现浇结构，拆掉160平米，那就得一万六呢。”姐夫拍着脑袋道，“我真想不通。你说，他们能把钱花到这上头，怎么就不能赔给咱们呢？”
“听说前些时来了几拨记者，打发他们也没少花钱。”赵师母道。
我和姐姐、姐夫对视一眼。
“记者？记者还得找大记者，那些小记者，根本就不打食儿！当年我在一个县里当老师，那个县里集资建化肥厂，让每个老师集资500块，还给了借劵呢，还说利息是每年20%。后来我和几个老师一起调走了，想着不在那里上班了，想叫县里把钱退了，县里不退，说只有全县老师的钱退了，才给我们这些要走的老师退，我们就去起诉，县法院不受理——法律途径根本走不通！我们也去上访，一到火车站就给拦回来了。最后我们就想到了找记者。”赵老师喝了口水，“当时我们就认定，小记者不行，得找大记者，找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我们联系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今日说法……反正一堆，想着碰着哪个是哪个吧，他们都说两周内给我们答复，要是得不到任何答复就找别的门路，到第十天的时候，二频道有个记者来了。是个啥栏目？我忘了。时间太长了。反正跟法有关。那天，我刚回到学校，有个老师就找到我，偷偷告诉我：央视记者来了，住在东方宾馆，不让告诉任何人，说县里一知道就采访不了了。他们刚刚偷偷去宾馆反映了一下情况。我没有去宾馆。我是在学校里说的，记者来拍学校的时候，叫我说，我想，说就说吧，反正也快要走了，说了也咋不了我。我就说了，在一棵树下说的。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两个记者在附近的学校待了四天，采访了可多人。后来去拍县政府，摄像记者先下来，在县政府门口拍，刚拍了没几下，出来一堆人，围着他们喝问：干啥呢？乱拍啥呢？！这时候，拿话筒的记者就下车了，不吭一声地把话筒往外一拿，那些人一看见CCTV几个字，顿时一哄而散，那个干净啊，好像谁拿了一个大扫帚在扫他们一样。接着呢，你看吧，这两个记者威风凛凛地走进政府大楼，走进哪个办公室，哪个办公室的人就都跑了出去，像躲瘟神一样。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桌的玻璃板底下看到了领导们的电话号码，就开始打，开始采访，领导们那个害怕啊，那个尴尬啊……哈哈哈。后来一个宣传部领导过来见了他们，上头才算认准了方向。从那之后，县里领导每天早上去东方宾馆接他们去采访，采访完了晚上把他们送回来，这么折腾了一周时间，两个记者来跟我们老师们聊，说他们能做主，让县里赶快把钱给我们。说县里也不容易，利息就算了。我们商量了一下，也都同意了。记者们走的时候，说半个月之内县里会把钱给我们，不然他们就会曝他们的光。后来，果然，一星期，县里就把钱给我们了。那种大记者才算厉害，才算是无冕之王！省里的这些小记者，喂一点儿都喂饱了，哪还顾得上叫！”
又是沉默。当然是这样。当然可以把钱给记者，给民工，但就是不能算到拆迁赔偿的账上。付师兄的话在耳边响起：这是原则问题。
电子游戏声嘟嘟作响。
“就你们一家了，你们啊，也有个心理准备。胳膊拧不过大腿，是拧不过。怎么能拧过呢？”赵师母道。到后来，她的话更像是喃喃自语，“他们白天不来，晚上来。他们认准了，白天你还能去外头躲，晚上你没地方躲，只能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