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仁”在康有为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曾概括说：先生之哲学，博爱派哲学也。先生之论理，以“仁”字为唯一之宗旨，以为世界之所以立，众生之所以出，家国之所以存，礼义之所以起，无一不本于仁，苟无爱力，则乾坤应时而灭矣。故先生之论政论学，皆发于不忍人之心。人人有不忍人之心，则其救国救天下也，故已而不能自已，其哲学之大本，盖在于是。
梁启超的这种评说和概括，可以说揭示了康有为哲学的特点。
三、康有为的社会政治理论
康有为的社会政治学说主要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对传统学说进行批判和挖掘，继而提出孔子托古改制说和大同说。在康有为的思想中，对传统的批判与对孔子思想的弘扬相结合，既有对中国古典传统的批判继承，又有对当时西方思想的吸取。
康有为认为社会要不断变化。他继承了近代以来龚自珍和魏源的“经世致用”传统，站在今文经学的立场上，将古文经学派所尊奉的儒家经典都宣布为伪书，而直接尊奉孔子。
他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将历来被视为学术正统的汉学和宋学崇奉的经典与学说宣布为“伪经”和“伪学”，提出了孔子托古改制说。
康有为认为孔子之所以作六经，是假托古代的事迹来宣传自己的改制思想。孔子伪造三代以上的“圣人”——尧、舜其实并无其人，只是孔子想借以提倡民主精神。孔子学说的精华与核心实际上是《春秋》中的“微言大义”，即民主主义，但自西汉以来却衰落了，汉学和宋代程朱理学成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工具。所以在康有为看来，只有把孔子学说的民主主义精髓发扬光大，中国才有希望。
康有为的学说观点，在当时是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有力打击。目的在于为他推行变法维新的政治路线作思想政治上的准备，这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他附会孔子作六经的目的是为了提倡民主主义，就显得十分牵强和荒谬。
在社会理想上，康有为认为社会既然必然改变，那么未来社会应是怎样的呢？他借用了《春秋公羊传》中“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三世”说，附会《礼记礼运》关于“小康”和“大同”的说法，认为未来社会应是“太平世”，即“大同”社会，他还专门着有《大同书》来阐述他的思想，为中国未来的发展设计了具体方案。
康有为认为人类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没有贫富贵贱等人与人的差别和压迫，即“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神之殊，无男女之异”，国家成为社会成员“公共同有之器”，不再是一家的私产，人人相亲相爱。他认为大同社会是打破了各种界限的。
第一曰去国界，合大地也；第二曰去级界，平民族也；第三曰去种界，同人类也；第四曰去形界，保独立也；第五曰去家界，为天民也；第六曰去产界，公生业也；第七曰去乱界，治太平也；第八曰去类界，爱众生也；第九曰去苦界，至极乐也。
总之，在这个社会中，没有任何国界、级界、种界、家界等，一切压迫和歧视都消除了。这样的社会，就是人人公平的大同社会。
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把人类社会看成充满着各种各样痛苦的社会。这一切均源于差别，只有消灭了差别的大同社会，人人才能得到幸福和满足。他所说的破除各种差别，不仅包含贫富差别，也包括种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以及一切人所受的压迫。这种思想带有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的成分，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封建制度压迫下渴望获得平等自由的愿望，显示出进步意义。但他所期望的大同社会，是通过教育和改良人种的方式来实现的。他所提出的人人相爱，脱离了现实物质基础，只能是一种改良主义和空想。在晚年，康有为的“大同”学说成为保皇党对抗民主共和国的理论武器。
第四节 谭嗣同的哲学思想
一、生平简介
谭嗣同（1864-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是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政治家、思想家，是当时最有影响的维新思想代表人物之一。
谭嗣同于1865年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其父谭继洵曾任湖北巡抚。他12岁丧母，由父妾所养，养成桀骜不驯、豪侠仗义的性格。他涉猎群书，研究了张载、王夫之、黄宗羲的哲学着作，深深推崇王夫之学说，也研究了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历史、地理、政治和基督教神学着作，企图寻找治世之道。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谭嗣同到北京通过梁启超而了解康有为的学说，回湖南后组织了学会，开始热心追术西方文化，积极提倡新学。
1896年，遵父命到南京就候补知府，但感到十分苦恼困辱，因而跟从杨文会学起了佛教，受到佛教的很大影响。1896年回到湖南，和梁启超、黄遵宪等一起办时务学堂、南学会、《湘报》等，积极开展维新运动。
1898年谭嗣同到北京参加康有为主持的新政，政变失败被捕下狱。1898年9月28日，留下“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而最终同时与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康广仁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谭嗣同的思想从王夫之的“日新”思想出发，抨击封建专制及其纲常名教，反对“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提出“革去故、鼎取新”，体现出冲决封建网罗的斗争精神。他继承王夫之“道不离器”的观点，认为“道必依于器而后有实用”，并借用当时物理学名词“以太”表示世界本原，将世界各种现象的关联、变化和结合，看成是“以太”的作用。他还将“以太”之“用”称为“仁”，认为“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走向了佛教唯心主义。谭嗣同着有《谭嗣同全集》，哲学着作主要有《思篇》、《报贝元征书》、《仁学》、《以太说》、《论全体学》等。
二、批判封建专制及纲常名教
谭嗣同在《仁学》这部着作中，激烈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和纲常名教，发出了冲决封建网罗的号召。
他从当时中国受列强入侵的现实出发，谴责清政府残酷镇压农民起义而不思变法的保守做法，进而批判了中国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的独裁政体。他认为当时中国社会正处在由“据乱世”向“升平世”过渡的时代，当时的任务就是打倒君主统治。他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
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而事犹不办，事不办而易其人，亦天下之通义也。
这就是说，如果君主不善，不能为百姓做事，就应该将他换掉、废掉。他回顾中国历史，批评说：二千年来之政，秦正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乡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谭嗣同认为，秦政的强权政治如同“大盗”，荀学倡导的忠信仁义儒学道德观念，只不过是“乡愿”，二者相互利用勾结压迫人民。
他批判封建的纲常名教，认为名教既非“天命”，又非“天理”，是上者压制下者的工具。他说：俗学陋行，动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国宪而不敢议。嗟乎！以名为教，则其教已为实之宾，而决非实也。又况名者，由人创造，上以制其下，而下不能不奉之，则数千年来，三纲五伦之惨祸烈毒，由是酷焉矣。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父以名压子，夫以名困妻，兄弟朋友各挟一名以相抗拒，而仁尚有少存焉得乎？然而仁之乱于名也，亦其势自然也。
在谭嗣同看来，“仁”之所丧失、混乱，完全是由于所谓的“名”。他还说：三纲之慑人，足以破其胆而杀其灵魂。
不惟关其口，使不敢冒言，乃并锢其心，使不敢涉想。愚黔首之术，故莫以繁其名为尚焉。
可见，封建纲常名教对人思想禁锢、压抑之甚，使人谨小慎微，丧失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
在对封建道德纲常批判的同时，谭嗣同发出了冲决封建网罗的呐喊与号召。他说：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然其能冲决，亦自无网罗；真无网罗，乃可言冲决。
“冲决网罗”就是打破一切传统的思想及束缚，这正是谭嗣同作《仁学》的目的，也是他提倡维新的思想所在。
谭嗣同对封建纲常名教的批判，打击了传统的君权、族权、夫权，冲击了封建道德，在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派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中，产生了极大的积极影响。
三、建立“仁学”的哲学体系
谭嗣同一方面打破旧思想、旧传统，另一方面也建设新的思想体系。他以“仁”为基点，借助于西方自然科学的“以太”概念，杂糅佛学的一些思想因素，建立了融合中学与西学、科学与宗教、唯心与唯物为一体的“仁学”哲学体系。他说：凡为仁学者，于佛书当通华严与心宗、相宗之书；于西书当通《新约》及算学、格致、社会学之书；于中国当通《易》、《春秋公羊传》、《论语》、《礼论》、《孟子》、《庄子》、《墨子》、《史记》及陶渊明、周茂叔、张横渠、陆子、王阴明、王船山、黄梨洲之书。
可见，谭嗣同力图糅合各种学说纳入到“仁学”体系之中，同时也必然使他的思想具有矛盾性。他在解释“仁”的含义时，借用了“以太”、“电”等概念。他说：仁，从二，从人，相偶之义也。元，从二从心。儿，古人字，是亦仁也，无，亦仁也。故言仁者不可不知元，而其功用可极于无。
又说：仁以通为第一义。以太也，电也，心力也，皆指出所以通之具。
谭嗣同从27个方面论述了“仁”的含义和功用。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把“仁”视为万物之根本，诸多具体事物都是“仁”的表现和作用。他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
智慧生于心。
不生不死，仁之体。
谭嗣同所说的“仁”，就是物理学中的“以太”，它充满宇宙，只此一物，所以是“一而已，无对待之间”。“以太”虽充满宇宙，却看不见，听不见，闻不着，所以是“寂然不动”。一切事物、一切现象由它产生，产生的方法是“通”。正如谭嗣同所说：仁不仁之辩，于其通与塞；通塞之本，惟其仁不仁。通者，如电线四达，无远弗届，异域如一身也；故《易》首言元，即继言亨。元，仁也；亨，通也；苟仁自通不元，亦惟通而仁之量乃可完，由是自利利他而永以贞固。
“以太”虽然不生不灭，原质不增不减，但一切个别事物，无时不在生灭、变化之中，所以宇宙间只有变易，没有存亡，这就是“微生灭”。谭嗣同指出：求之过去，生灭无始。求之未来，生灭无终。求之现在，生灭息息。生与灭相授之际，微之又微，至于无可微。密之又密，至于无可密。夫是以融化为一，而成乎不生不灭。
成乎不生不灭，而所以成之微生灭，固不容掩焉矣。
这就是宇宙间一切事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变易是求久不断的。这种思想体现了“一切皆变”的辩证法思想。
谭嗣同用物质的“以太”概念来解释精神道德观念的“仁”，将二者等同起来，就为他滑向唯心主义打开了一个缺口。所以他才说“仁为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还将“以太”与佛教唯识论的“相分”等同起来，从而使原本是物质性的“以太”变成了主观意识所变幻出来的一种虚假现象（相分）。最终完全否定客观物质世界的真实性，滑向了精神意识第一性的唯心主义，认为“一切惟心所造”。
谭嗣同哲学思想的包容和内在矛盾性，恰好反映了中国近代哲学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力图由传统向近代转化的特点，具有对旧传统的批判性和建立新体系而具有的不完善性和过渡性。
第五节 梁启超的哲学思想
一、生平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领袖，近代思想家，着名学者。
梁启超从小饱读诗书，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1年赴京会试，落第后在广州万木草堂从学于康有为。1895年再次赴北京参加会试，追随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并参与建立“强学会”。
1896年，赴上海与黄遵宪等筹办《时务报》，任主编，发表《变法通议》，编辑《西政丛书》。次年在长沙时务学堂任主讲，积极鼓吹和宣扬维新思想。1898年参与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1902年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坚持立宪保皇，受到民主革命的批判。他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学说，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很大影响。辛亥革命后，以立宪党为基础组成进步党，出任袁世凯政府司法总长。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梁启超公开反对，离京至广西与蔡锷一同发动护国运动。1918年至1920年，他前往欧洲各国游历，撰写了《欧游心影录》。“五四”时期，反对“打倒孔家店”口号。1925年，到清华大学主持国学院，为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1929年病逝于北京。梁启超的着作主要收集在《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饮冰室诗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