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城市雕塑的公共性
艺术品的公共性问题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话题。无论是“先锋派冶艺术脱离大众的孤芳自赏，还是后现代艺术以来艺术与大众之间无可奈何的失语状态，艺术与大众的隔阂由来已久。德国美学家德索在《美学与艺术理论》一书中写道：“人们常说，艺术一旦脱离了群众便会变质。但我认为，一旦把艺术献给了人民，那么艺术就给毁了。”从这一句话中就可以看出艺术与公众的对立关系。
虽然新艺术运动、包豪斯以及波普艺术为艺术走向大众作出了努力，但由于其自身的生命力及对商业社会的依赖关系，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的公共性几乎从未实现过。城市雕塑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行走在艺术与公共设施的边缘，其在作为公共设施的同时一样接受着艺术风潮的影响，但城市雕塑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艺术作品的区别之处在于城市雕塑与生俱来的公共性特质。
近年来，国内开展过多次涉及艺术的公共性问题的讨论。如2002年在山西灵石召开的“新视线，新媒体，当代艺术研讨会冶，2003年深圳美术馆学术论坛，2003年上海春季沙龙学术讨论会，2004年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公共艺术与城市文化论坛冶，2005年“江苏城市雕塑研讨会冶(南京大学)等。一些大型室外展出活动也将艺术的公共性纳入了重要的展示范畴：如2000年深圳雕塑院主办的大型公共艺术活动《深圳人的一天》，2000年青岛雕塑邀请展，2001年西湖雕塑节，2003年何香凝美术馆雕塑年度展，2005年长春国际雕塑节等。关注城市艺术的公共性特征已成为当今城市建设的主要话题之一。
黄专先生在《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的公共性》一文中指出中国当代雕塑的内部和外部都缺乏公共性的生成空间。其表现在三个方面：传统雕塑的权力象征不具备当代意义的公共性；“甲方集团冶通过经济运作使雕塑艺术成为“私人爱好冶；公共意识的缺乏导致对公共性认识的不够。于雷先生也指出：“计划经济时代盛行的单一化、单方向的空间展示机制至今仍然在城市空间中发挥作用，市民在空间中只被设定为公共展示的对象。这种被动性久而久之塑造了市民不加批判、单方向接受的公共生活习惯。他们依赖于直接从外部获取的对于公共意义的‘正确爷认识，而不愿通过个人的理性分析与公共讨论来形成共识。这样的习惯很难塑造出现代公共意识所要求的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同时，由于西方现代社会大众消费文化对沿海地区的冲击，我国局部发达地区的市民意识出现了可怕的历史倒退。文化工业所带来标准化、平均化和无个性是对公共意识的另一种侵害，它使那些还未树立起公共意识的市民又跌入大众社会的漩涡，成为‘跟风而动，一拥而上，危难当头，一哄而散爷，缺乏公共责任感的乌合之众。”
毋庸讳言，当今中国城市雕塑建设的公共性主要体现在公众对城市雕塑的被动接受上，公众型的公共空间意识还未能深入人心，公众对于城市雕塑的产生过程缺乏必要的参与，大型公共艺术品《深圳人的一天》在这一方面为全国的公共艺术创作带了个好头。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城市雕塑设计制作的过程中，长官意志及“甲方意志冶仍然是城市雕塑最后样式的决定性因素，让民众意识到城市雕塑的公共性，主动参与到城市雕塑的选题、设计乃至制作完成的全过程中，在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并且还需要决策部门、理论家及舆论媒体对公共性问题的统一认识、协调工作。
第三节公共性与管理原则
城市雕塑的公共性与管理原则问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困扰着我国城市雕塑的管理部门。一方面，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城市雕塑等公共艺术形式的参与；另一方面，国家意识往往被城市建设部门所曲解；更糟糕的是，由于经济利益的冲突与合谋，城市雕塑成为一小部分利欲熏心的决策者的工具，国家意志成为其霸占城市雕塑决策权的借口；再有就是城市雕塑的投资者(公/私)对资金的流向往往带有私利的色彩，向城市雕塑设计建设者提出种种要求，欲使城市雕塑成为“自己的孩子冶。当然，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光是在中国，在世界任何一种国家形态中，城市雕塑(公共艺术)的管理都是一个亟待解决的复杂问题。谁是决策者？谁是参与者？也许在新时期城市建设中更应该扩大对城市雕塑管理原则的讨论。
西方社会有着悠久的城市公共艺术建设的传统，他们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公共艺术的兴起与城市的大规模建设有关，西方社会公共艺术的开端也是以政府的鼎力支持开始的。
在美国，肯尼迪政府时期就曾向近半数的艺术项目投入资金。随后成立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鼓励杰出艺术家将其艺术品设置在公共地域，用以美化城市的环境，提升生活的品质。费城首开先河，后来出现了众所周知的百分比艺术计划，这一方法在全球得到了广泛的借鉴。但是，政府的百分比艺术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弊端，中央主导的模式在公共艺术的实施过程中会遭到民间艺术团体的抵制。同样在百分比艺术计划创立城市费城，就出现了以民间团体形式出现的费蒙公园艺术协会，其在公众参与艺术的促进方面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另一方面，西方公共艺术的巨大成就还来源于广泛的公共艺术宣传计划上。以美国为例，1982年加利福尼亚州首府沙加满都市通过电视新闻媒体、演讲活动等对为期6周的雕塑展进行广泛的宣传，使得公共艺术概念深入人心，并顺利通过需公民投票的百分比艺术计划；佛罗里达州达迪市1983年在修订百分比艺术计划时将公共艺术教育纳入学校的课程；而更有力的例子是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在指定百分比艺术计划时明确规定“从事公众艺术的艺术家有责任到各级学校，而且划拨0.25%的经费作为推广教育之用冶。正是由于政府搭台、民间推动、资金保证、广泛宣传这几方面的结合，西方现代公共艺术已经成为城市公共生活的重要内容，而优美的城市环境也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品质，极大地丰富了城市人口的精神生活。
在东方，积习已久的集权文化系统使得公共艺术领域相对落后。20世纪末随着经济建设的突飞猛进，亚洲四小龙在公共艺术建设领域率先崛起，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我国台湾的公共艺术建设建设管理情况为例，其从制度、管理、实施等各个方面都形成了行之有效的一整套方案。“台湾文化建设基金管理委员会冶主任委员陈郁秀指出：“1992年立法通过‘文化艺术奖助条例爷，其中规定共有建筑物及重大公共工程须依规定设置艺术品，启动了台湾近年来公共艺术的风潮，也为台湾几已陷入沉疴的恶质公共环境带来一线生机。”对比之下，大陆也有着完善的城市雕塑管理条例，但没有相应的奖助条例，或者说如欧美的“百分比冶计划。在这一方面有关决策需要决策部门及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的通力合作，采用法规的形式进行严格的管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法规的建设不能代替观念的贯彻，所以在公共艺术建设的宣传方面我们与宝岛台湾等地的差距还很大。陈郁秀指出了台湾公共艺术观念教育的成功经验：“惟徒有法规的规定，并不意谓全功已尽，文建会后继陆续推动了全国性的公共艺术的设置示范、实验，及透过演讲、座谈、研讨会、出版60余种专门书籍、设置网站等，来进行观念的宣导，并且辅导各级政府成立‘公共艺术审议委员会爷，加上艺术家的参与创作，学界着书论述，公共艺术的特有领域，已经俨然成型。”目前，台湾的公共艺术创作确实走向了一条民众与管理机构协调运作的道路，摆脱了意识形态决定形式的管理建设模式，这值得大陆城市雕塑管理部门很好地学习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