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CBD概况与研究意义
CBD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英文缩写，通常译为中心商务区或中央商务区。CBD概念的产生始于20世纪20年代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
第一次大战以后，世界人口和各类型工商业越来越集中于城市，城市数量增加，规模也随之扩大，新技术与新产业的发展导致城市空间结构呈现出丰富与复杂的形态。在工业化成熟的国家，城市中心地带表现出特殊的功能作用，成为城市地理及功能核心区域，称为中心商务区，一般由零售商业、办公机构及娱乐场所等公共建筑构成。
在城市社会学提出CBD概念以后，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不断对它进行研究。由于各个国家在社会、经济和技术环境方面的背景不同，加之城市演化速度加快，CBD成为一个含义广泛、表现形式多样的城市地域。然而，无论CBD在不同社会环境下的特征如何变化，它在城市发展历程中的影响都是深远的，对处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中国无疑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社会经济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城市的变化尤其显出惊人的速度。随着我国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城市职能向流通中心转型，金融、商贸、综合服务在城市产业构成中比例上升，商业商贸设施向城市中心地区集聚，同时参与城市中心体系的调整与重组，各大城市CBD的集聚已初见雏形。目前2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有36个已经提出和正在实施CBD发展计划。国内CBD之所以成为建设热点，与城市自身发展和外部经济力量推动有着直接的联系：一方面，CBD是城市第三产业高度集聚引起城市结构发生相应变化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CBD开放型空间区域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融为一体，能为商贸金融产业创造高效的运行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必然战略选择。因此，CBD的建设必然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得到了来自地方政府的密切关注和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
新的建设高潮的出现引发了新的城市问题。国内CBD的超常规建设举措和发展规模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对CBD与城市规模等级、经济水平、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缺乏清晰的认识，盲目做大；二是对已存在的城市CBD雏形缺乏明确的了解，对CBD目前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潜力判断不明；三是CBD建设中存在着一些与城市整体结构、产业发展规律相悖的问题，如CBD区位选择、用地构成、运行机制等方面。上述实践中出现的种种误区和建设的盲目性，直接影响了CBD的有序发展。
目前，对CBD建设的量化研究，尤其是结合我国实际的量化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理论的滞后也制约了实践。因此，在新世纪中国城市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通过对CBD进行量化研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理论框架，不仅可以为筹备建设CBD的决策提供切实可行的参照，也可以为现有CBD的发展提供科学合理的指导，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国内CBD量化研究的空白。
0.2 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发展动态
20世纪20年代，美国城市地理学家伯吉斯(E.W.Burgess)，以芝加哥为蓝本概括出城市宏观空间结构为同心圆圈层模式。其将城市空间结构分为5个圈层，中心为城市地理和功能核心，称为中心商务区，简称CBD。继伯吉斯之后，CBD研究主要内容是围绕城市空间结构模式及其发展变化，逐渐修正和丰富CBD的区位及空间结构理论。1939年霍伊特(Homer Hoyt)运用地租分析用地结构及变化，发现城市土地使用构成为扇形而不是同心圆，并建立扇形城市空间的结构模型。1945年哈里斯和乌尔曼(C.D.Harris &； E.L.Ullman)提出多核城市中心理论，城市通过一组独立的核心协同发展，各核心在同一城市用地范围内保持自身特性，并分别独立成为特殊功能活动的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城市进入了新一轮发展期，CBD在原有基础上呈垂直发展，逐渐发展成为城市内建筑容量、交通、白天人口及地价的峰值地区。
许多西方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对CBD进行更具体深入的研究，其中较为着名的有乔治·W.哈特曼(George W.Hartmann)的《CBD：一项城市地理研究》(1950)、墨非与万斯(Reymond E.Murphy &； J.E.Vance)的《美国九城市对比研究》(1954)和《CBD的内部结构》(1955)、彼德·斯科特(PeterScott)的《澳大利亚的CBD》(1959)、D.海弗尔·戴维斯(D.Hafele Davis)的《CBD分析中的边界研究：开普敦CBD边界某些方面的解释》(1959)和《开普敦CBD的硬核：一种离散的尝试》(1960)、H.J.德比利(H.J.de Blij)的《Lou e011renco，Marques，Mocamhique的CBD与功能结构》(1962)、H.卡特与G.罗兰(H.Carter &； G.Rowland)的《加德夫CBD的形态研究》(1966)、大卫·沃德(David Ward)的《产业革命与波士顿CBD的出现》(1966)、克莱曼斯·李果(Clemence Ligocki)与李奥·E.祖姆(Leo E.Zonn)的《CBD的停车问题》(1984)、克里斯·汉里克森(Chris Hendrickson)的《美国CBD与交通运输趋势研究》(1985)、杰克·L.纳什(Jack L.Nasar)的《CBD环境量化研究》(1986)、杰森·阿尔法克(Gershon Alperovich)与琼菲·德特斯(Joseph Deutsch)的《人口密度的综合测算与CBD的区位》(1993)、詹姆斯·R.柯蒂斯(James R.Curtis)的《两个Laredos的CBD研究》(1993)、理查德·沃依斯(Richard Voisey)的《CBD的停车、转乘与工作研究》(1997)、大卫·A.亨歇尔(David Henschel)与简尼·金(JoniKing)的《悉尼CBD的停车需求和对供应、价格、位置的反映》(1999)等。这些论着从不同立场和学术角度分析了CBD的形态结构、规模边界、交通组织等问题，CBD的研究也由起初的与城市宏观结构的关系转向对CBD具体问题的分析与对比研究。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商业商贸设施向城市中心地区集聚，同时参与城市中心体系的调整与重组，各特大城市CBD的集聚已初见雏形。相关理论研究也随之逐渐增多，研究角度和研究内容呈现多样化，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城市经济学角度研究CBD建设中的发展规模与产业构成问题
这方面的主要成果有：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高峰的硕士论文《加快北京中央商务区建设研究》(蒋三庚指导，2002)、李雪妍着《关于北京CBD房地产开发的理性思考》(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2)、信达行调研部着《北京CBD写字楼市场分析》(市场分析，2001)、张建民与黄虹娟着《建立CBD——国际贸易环境创新的重大举措》(湖北大学学报，2002)、周岚着《论CBD的合理规模》(城市规划，1994)、庄棱与经一平着《上海浦东塑造ECBD商业新亮点》(上海商业，2002)、张伟与王田着《新经济环境下CBD的特征变化——重庆市CBD建设若干问题研究之一》(经济师，2002)、陆红军着《新经济时代的中央商务区——对北京CBD定位和发展思路的建议》(北京规划建设，2001)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