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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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冬日记忆

一九七七年夏天,我在地方农场插队刚满三年。大学恢复招生考试的消息是我从队里的广播喇叭里听到的。在此之前,知青和知青家长中有过一些传言,只是大家都没有完全地放在心上。传言总是很多,而大学已经十多年没有考试招生,在我那个年纪的人的心里,“大学”基本上是一个很陌生很遥远的概念。

做中学老师的父亲给我寄来一些复习课本,嘱咐我不能放弃机会。我自然也明白此一搏对我的重要。我的出身不好,家里无权无势,插队表现又不够突出,如果不是高考,一辈子的前途可以看得清楚。

我的优势在于读书成绩好。我中学就读的那个城镇中学,历史悠久,学习风气很好,受文革冲击也小,因此初中高中我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的。高中三年,我的考试成绩差不多都是全校第一。毕业考试,六门功课我均分98.我父母对我能考上大学信心十足,我自己也觉得前途有望。在这样的期盼下,复习的动力很足,可以说拼上了全部力量。

因为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次考试,报名时采用了推荐和自报相结合的办法。但是人们已经普遍明白,这一回的推荐只是过程而已。记得那天队长召集全队职工开会举手通过我的推荐表,我一个人提心吊胆徘徊在会场门外,担忧着推荐会被否决,秋阳下竟是冷一阵热一阵哆嗦不止。

通过了推荐关,接着是预考。十多年积存的考生实在太多,需要有这一次淘汰。各个公社都开了考场,熙熙攘攘如同赶集。我去赶考的那天是初冬的一个凄风苦雨的天气,我穿着一双破旧的高筒胶靴,怀揣两支钢笔,两张做草稿用的破纸头,在又黏又滑的长江堤岸上跋涉好几里路,赶到了公社中心小学的考场。一屋子的大龄考生,被长年艰苦的体力活儿撑得膀粗腰圆,此刻只能缩肩驼背趴在窄矮的小学生课桌上,边答题,边哈手。凛冽的江风从破败的芦苇屋顶和残缺不齐的窗洞里尖叫着挤进来,给考场增添了悲壮而肃穆的气氛,那样的一幕我至今难忘。

预考好像是淘汰了一半人吧,正式考试的考场就放到了县城里,便于管理。也还是人多,城里几所中学安置不下,一部分人还是要坐到小学教室。做我考场的那所小学,几年前我曾在那里代过短时间的课,想起来也应该是一种缘分。

我父母都在外地教书,父亲那年被抽调到扬州地区参加语文阅卷。走前他写信嘱咐我,每日考试完毕,可将所答内容详尽记下,寄往扬州他的住处,他可请各科阅卷老师帮我估分。

在报考文科还是理科的问题上,父亲和我也有过斟酌。经历过文革运动的人,对于学文心有余悸,觉得理科更为稳妥。可是我那年已经二十二岁,学理科年龄似乎偏大,况且我在文学创作上已经小有成绩,录取文科更有优势。这样,我最终报考了文科。

考试进行了两天。文科一共考了这样四门:语文、数学、政治、史地。数学不分文理卷,题目有相当难度,考出来后很多人唉声叹气。后来才知道,得十几二十分的人占大多数。

考试的两天中,我的精神高度亢奋,完全不知道疲劳是什么滋味。早晨起床,与我相依为命的老外婆还睡着,我捅开炉火给自己热一碗稀粥,就着咸菜吃了,揣着钢笔和准考证匆匆赶往考场。两小时后交了卷子,几乎是飞奔着回家,不忙吃外婆做好的饭,先关进房中把刚才的答题回忆出来。人到关健时刻,潜能总能得到超常发挥。当我回忆考卷时,我的脑子便成了一台高清晰的复印机,连当天考卷上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处小心的涂抹都精确重现了。我依照回忆把答案复写一遍之后,塞进信封,贴好邮票,三两口扒下一碗饭,又匆匆出门,先去邮局投了信,再赶考场。下午和第二天,重复这一套程序。

考试过后第三天还是第四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他综合各科阅卷老师给我的估分,告诉我说,总分不低,录取是决无问题了。

必须说明,我当时填报的志愿相当保守,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录取南京师范学院,最不济,能进我们当地的师范学校也算差强人意,虽然我心中最向往的是北大中文系和复旦新闻系。当知青的人要求不高,能有学上,将来毕业了有一份工作,有一个城市户口,已经是最大的幸福。

我心情愉快地跟老外婆告别,回农场等录取通知。我对老外婆说:放心,不出一个月我就会回来。到了农场我决定不再下地干活。我随身带了父亲的一件旧毛衣,利用这段时间把毛衣拆洗了,加一股新线,给父亲织新毛衣。我想我必须在这一个月内将毛衣织完,因为我要离家上学了,我很快就是一个大学生了,再没有空闲帮父母做这些杂事了。我的知青同伴对此表示了惊讶和不屑,也许还有暗地里的嘲笑。他们肯定认为我这人太狂,甚至脑子有一些问题,我怎么可能保证自己能被录取?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附近生产队里已经传闻有知青接到通知了。我依旧端坐在宿舍里织毛衣,虽然心里多少有一点打鼓。有一天傍晚,我独自关门干活儿的时候,门外忽然喧哗起来,闹哄哄的人声脚步声自远而近,然后门被一群人冲开,他们满脸通红地举着一个牛皮纸的信封,高声喊叫:“北大!嘿,北大哎!”我一惊,站起来。毛衣针扎了我的手,很疼。我伸手去接我们会计手里的那个信封,手哆嗦得厉害,半天都撕不开结实的封口。此后我的一生中,再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激动。

三天之后,我把铺盖卷好,办好户口和粮油计划迁移的一应手续,离开农场,回到县城。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高考状元之类的说法,但是省报记者闻风而来,对我作了采访。我的高考作文也被神通广大的记者调了出来,全文刊登在省报上。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北大在录取我之前还特地打电话到县文教局,调查我的家庭成分之类。文革中极左的一套在当时仍然统治着人们的灵魂。好在当年的文教局长是个心地坦荡的君子,非但没有坏我的事,还尽量地为我美言了几句。

无巧不巧的是,我母亲同事的儿子朱晓进从另外一个县里也录取了北大,而且跟我同系同班。起程进京前,母亲的同事把朱晓进领到我家里,谆谆托咐说,晓进从未出过远门,此行要靠我一路照顾。如今的朱晓进已经是南师大的系主任,博导,学术成果累累,全国“百位名师”中的一个。我们说起当年的事情,总是乐不可支。

还有一件小事不可不提:我的高考作文,第一次在省报发表时,国家还没有恢复稿费制度,我分文未得。等我到北大报到之后,该作文又在《山西青年》第二次发表。那时候稿费制度已经恢复,我收到生平第一笔七块钱的稿费。我当即用这钱买了一个塑料文具盒,一本《新华字典》。如今文具盒早已不知去向,《新华字典》还珍藏在我的书橱中,成为我的个人历史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