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先哲们则走上了天人关系的另一条相反的道路。特别是西方的文艺复兴后，出现了“人类中心论”，不把人类单纯地看作是有机自然的构成部分，强调人与自然是彼此独立的，天人关系是分离、不可调和的对立关系，人在自然中不是顺从、适应，而应控制、征服、驾驭自然而使自然为人类服务。西医学无疑也受到这一观念的洗礼。近代西医学的生物医学模式不太注重环境对人体的影响，因而在病因上，往往把复杂的自然外因简单化；治疗上强调通过消除外因来克服和战胜病邪。
手术疗法是天人分立关系在西医学实践的一个典范，人工化学药物的层出不穷，像一枚枚“魔弹”不断射向病魔，提倡在不断的对抗中去战胜疾病。
（四）求同与求异——价值取向的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求同存异、崇尚一统的价值观念折射到中医学，表现为“智者察同，愚者察异”的价值取向。构造中医学理论体系的类比法是一种求同的思维方式，天人合一的有机自然观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同一。中医学缓慢演进、一脉相承，至今仍承袭《内经》、《伤寒》时代的范式，发展几千年几乎没有严格意义的范式革命，其中原因固然多种，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经典着作的求同意识——教条和经典化；对古人实践的求同态度——不加批判地盲目接受，而标新立异、离经叛道则受到冷落与鞭挞。
追求个性、标新立异则是西方的价值传统。西医学从古希腊医学到现代医学，历经多次变革，从形式到内容发生了明显变化，其中内在动因之一就是求异的价值取向——敢于怀疑和批判的精神。如果没有维萨里、达·芬奇等人对盖伦的怀疑，就不可能有解剖生理学的诞生；没有哈维的批判精神，就不可能出现血液循环理论；没有解剖、分析这一求异的方法工具，就不会有实验医学的诞生。
（五）无形与有形——方法论的比较
中医学的方法论原则在《内经》时代就已确立。《灵枢·九针十二原》就有“粗守形、上守神”之重神轻形的方法论原则。此处之“形”是指人体有形之机体。“神”是人体的生命机能、阴阳变化之功用，是一种“无形”之范畴。“粗守形、上守神”强调的是医者认识人体及疾病不应仅从静态的形体考察，更应通过机体的动态功能来把握。于是“得意忘象”、“得神忘形”便成为医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获取科学事实方面，中医学选择的是一种“司外揣内”的功能观察法，即“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则知所疾矣”，这种观察法显然是渗透了元气论理论。
人由气组成，生命的本质在于气的生化运动，而不是形。这就决定了中医学不可能通过形态观察法去获取事实，而只能借助“内藏”之“外应”——色、音、脉等功能之象来揣猜病之所在。这种无形之功能观察法一方面给中医学临床提供了一套简洁而行之有效的手段，另一方面也给中医学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留下了至今西医学甚至现代科学难解之谜。如五脏非脏耶，经络之有无，命门之所在，三焦之有名无形等等。有人就是根据中医学五脏与实际解剖脏器不符、经络找不到解剖可视形态而否定中医学的科学性。其实，要寻找问题的答案，必须从中医学追求无形之方法论入手，一味地以西医学及现代科学方法来衡量，那只能是南辕北辙，无法解释中医学的。
西医学方法论则走上另一条道路。受原子论自然观的引导，西医学认为人体各组成部分皆有形之物。若想知道人体的生理病理状态，就只有通过解剖、化验、分析等还原手段。在寻找科学事实上，西医学采用的是解剖——形态观察法，沿着还原思路，打开人体“黑箱”，找到生理、病理具体有形之态及生化指标，就抓住了生理病理的本质。从器官病理学、组织病理学、细胞病理学直到现代分子病理学一系列医学进步，都是与这种形态观察法分不开的。具体治疗中，病因探寻方向是具有特殊致病作用的生物的与非生物的有形物质因子；治疗的基本途径是特异性地消除致病因素以纠正病理。
第二节 中西医学的交流与汇通
一、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
明末清初以来在我国医学界曾出现一股特殊的医学思潮——中西医学汇通思潮，这是在我国传统医学受到西方医学传入的影响而逐渐产生的。它旨在保存中医学，吸收西洋医学之长，融合中西医学，在我国医学发展史上有着一定的影响。
西方文化，近代国人称之为“西学”或“西化”，而西学的传入则相应地称之为“西学东渐”或“西化东渐”。中西文化的交流尽管有着悠久的历史，但西方文化真正大规模的传入是在鸦片战争之后。鸦片战争的失败惊醒了在“天朝大国”中酣睡的国人，他们开始“睁眼看世界”，发现中国所面临的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与强盛的“外夷”相形之下，他们意识到了中国的积弱和贫穷。面对这种“千古变局”，谋求中国的富强成为关心国难的朝野人士的一致呼声，自强御侮、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当务之急。
无论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改革派，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抑或清朝官僚集团中的洋务派都一致主张效法西方，学习西方之长以实现自强御侮的目的，这便是西学东渐的契机。通过办企业、设译馆、译西书、立学堂、兴教育、遣留学等方式引入西学，经过近50年的努力，近代中国逐渐引进了西方发达的生产工艺、科学技术、教育体制、政治法律思想、军事方法等西方文化。特别是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大规模的出国留学，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掌握现代文化的新型人才，使得中国对西方文化变被动接受为主动接受，由单纯的引进逐步深入到了推广普及和应用，为西学在中国的根植奠定了基础。
二、中西医学的汇通
如果说改变中国近代文化历程的主要而直接的因素是西学的引进，那么改变中国近代医学历程的主要而直接的因素则是西医的传入。早在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来华，他们在以传教活动为主的过程中，也将天文、历法、数学及医学等方面的自然科学知识输入中国。传教士们往往利用医药在民间进行传教，正如美国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所言：“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医药是基督教的先锋，而基督教又是推销商品的先锋”。在这一时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带来的医学，是欧洲古典的以亚里士多德和盖伦旧说等为主体的学术体系，充满着欧洲中古教会医学气息，其理论和临床治疗学方面的总体水平，仍不能与中医学相抗衡，可以这样说，当时传入的西方医学，对中医学的影响还是比较小的。但这一时期里，中医学界内部接触西医学的人士中，一些能够接受西医学思想的人，开始注意到中西医学理论上的不同，他们承认西医学上的一些长处，如“脑主记忆”、神经、脊髓等中医学所缺乏的内容，特别是西医学解剖学方面的精确详实。他们从主体上肯定中医学，推崇中医学，而主张吸收西医学的长处。如方以智率先介绍西医学的脑、神经、脊髓等方面知识；汪昂对“脑主记忆”说的接受和阐发；王宏翰的融合西医学“四体液学说”和中医学“阴阳、脏腑学说”而提出的“太极元行说”、“命门元神说”等都从不同角度对中西医学汇通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和研究，正由于这些汇通先驱者们的大胆尝试，从而揭开了中西医学汇通的序幕。
鸦片战争后，大批西方传教士、商人、医生等纷至沓来。他们开洋行、办学校、建医院、立教堂、出书刊，西方医学在这一时期大量地传播开来。除了由中国人翻译西方医籍外，一些来华医生亦相继译述西医学书籍，如英国医生合信氏自1848年起，先后译着了《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等多种西医学书籍，并在广州设立医院。这些书籍，从总体水平上而论，较明末清初由传教士译着的以宣扬神学教义为主体，兼谈人体解剖、生理和神经等的西方着作大有进步，因此流行甚广，影响也大。由于西医学大规模的传入导致了中国医学的结构发生了改变，对中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冲击。中医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而形成中西医学二元医学体系并存的形势，客观上为中西医学汇通提供了较以前更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促进了中西医学汇通进一步的发展，使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陈定泰、朱沛文、唐宗海等，他们都认为中医学所长在“理”、“气”，即关于人体脏腑功能活动及其联系的认识，西医学所精在“形”，即关于形态结构的描述，都主张兼采西医来补充或阐发中医，参合中西医学。由于这一时期受“中体西用”文化思潮的影响，他们都推崇《内经》等中医学经典，信奉其理论，并以经典中医学理论作标准来衡量中西医学。概而言之，他们都是主张以中医学理论为本位参合中西医学，达到形理或形气兼备的理想目标。
20世纪以后，医学开始向现代医学过渡。随着现代医学教育的出现，特别是医科留学人数的增多，西医医院的建立和西医学报刊的宣传，西医学已在中国根植下来，并作为中国医学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发展，西医学已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开始动摇了中医学数千年来在中国的主体和主导地位。辛亥革命后，由于文化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日趋激烈，欧化之风日盛，势必影响到医学界，加上当时西医学势力渐强，一些人盲目崇拜西学，主张“全盘西化”，使否定和废止中医学的思潮很快蔓延开来，从而导致了1929年国民政府通过了余云岫等人提出的“废止中医案议”，名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其内容包括统一医士登录办法，限定中医登记年限至民国十九年底止，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药材之办法，禁止旧医学校，禁止新闻杂志介绍宣传旧医等，这实质上是彻底消灭中医学的做法。
中西医学论争已进入白热化程度。由于广大中医学界人士的强烈反对，这一法案未能实行。通过这次风波，一批中医学界有识之士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循蹈旧轨来保存中医学是不现实的，中医学要生存必须发展，要发展就必须改革创新，因此在这段时间涌现了大批中西医学汇通医家，如恽铁樵提出的改良中医学的主张、陆渊雷提出的“中医科学化”等，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中西医学汇通思潮的主要表现。
如果说早期汇通医家以西医学印证中医学，说明中医学要比西医学先进，那么后期汇通家则在承认西医学先进的基础上对中医学实施有目的的改革。
中西医学汇通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曾为医界很多人倡导或赞同，但在20年代后很快衰落，其原因在于人们开始认识到了中西医学之间在理论体系、文化基础、方法论等方面的根本差异，勉强的“沟通”难以服人，都属徒劳。
第三节 中西医学结合及其发展趋势
一、对中西医学结合的认识发展
在中国，人们得了病，自然会考虑“看中医，还是看西医”这一普通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中国存在着两种医学，可供人们随意选择。现代医学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医学，在医疗卫生界占主导地位。对待非主流医学（主要是传统医学），医界态度不一，一般采取“否定、容忍和平行”的三种方针。最严重的是“否定方针”，也称“排斥”或“垄断”方针，传统医者被当作无效行医的“江湖骗子”，不能合法行医，如实施“医疗行为”的传统医者，会有被捕入狱之危险，如法国、比利时等。其次是“容忍”方针，传统医者可以行医，当局眼开眼闭，因为强调病人有选择医疗的自由，治好治坏病人自己负责，但传统医学的发展仍得不到丝毫支持，如英国、德国等。所谓“平行”方针，也称“包含”方针，传统医者有了合法行医权，和现代医学可以各自发展，但不能交叉，不能应用现代医学技术，如听诊器、血压计、X光等，如印度、韩国等。新中国对两种医学采取了全新的第四种方针-“结合”方针：对中医不仅承认其有合法行医资格，还高度评价之，称为“伟大的宝库”。“结合”和“平行”不一样，中医学不但可以应用现代医疗设备，而且还积极组织西医学运用现代科学（现代医学）方法整理研究中医学，以取长补短，共同提高。
中西医学结合事业开创于20世纪50年代，蓬勃发展于60-70年代。中西医学结合，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药学成为建国后二三十年中整个医学工作的宗旨。它以中西医学相辅诊断疾病，中西药治疗疾病，用现代科学研究西医学辨病与中医学辨证相结合，开展中医药学的实验定量研究为基本内容。它延伸和发展了中西医学汇通学派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在学术思想、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同时，它给人们以方法论和科学发展观上的多重思考，提出了中医学发展的方向性问题，中西医学的特色和相容性问题等。中西医学结合研究已孕育了中医学多学科研究的萌芽，实际上，中医学由此真正步入现代研究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