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娜·薇伊认为，爱是一种放弃，这就给医生以极大的道德空间，如何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创造性为病人，同时放弃个人的利益；耶稣的爱与医生的爱、医学的爱与基督教的爱是同一种爱。在这个无物为真、万物皆变的世界上，惟有爱可以永恒地穿透一切。医学的行为和宗教的行为迥然有别，惟有爱可以将其永恒地联结在一起：医学对生命的关爱是通过对疾病侵害之下的人的肉体病痛的诊治来体现的；宗教对生命的关爱是通过对生活重压之下的人的灵魂堕落的拯救而彰显的。医学对生命的关爱注重人躯体和精神此生有限的健康，宗教对生命的关爱注重人的灵魂无限的永恒。个体的生命存在只有一个一元化的肉身——人的生理意义上的机体，但却有一个二元化的生活——入世的生活和出世的生活。肉身的病痛和灵魂的痛苦、入世的诱惑和出世的艰难，需要医学和宗教联袂，共同完成拯救人的使命。
而医学发展的历史也正是医学和宗教携手救人的记录。
医学和宗教的精神交融自医学诞生之日起。宗教对于人生意义、生命的终极问题、人的信仰以及利他主义的神学论断，几乎作用和育成了人、医学和秩序。我们的世界和人类本身，无论精神和肉体、苦难与欢乐、价值与行为无一不打上宗教的烙印。基督教的“约翰启示”作为接受上帝审判，进入神的永生王国的最高理想，是近代西方医学的最重要的精神基础。西医文化的舍己、对病人的尊重、生命神圣、平等、公正、公益、有利与不伤害主要来自于基督教伦理学。在西方，在医学文化领域，认真开拓的第一批人士几乎都是基督教学者，如费雷彻、史怀哲、拉姆塞、恩格尔哈特等。另一方面，世界许多着名的基督教改革家也越来越关注医学伦理学和后医学文化语境中生命技术所引发的道德、法律问题和其他文化问题，如汉斯昆、德日进等人。基督教文化的生命技术伦理学内涵深湛博大，西方神学家学术触角遍及生命问题的各个领域：人类的生物学命运和生态保护问题、基因工程、生殖技术、同性恋、生殖控制、安乐死等等，掀起了世界范围的生命文化运动。
2.医学与各宗教的关联马克思说：“宗教是世界的总的理论。”医学作为发展最早、体系和内容最庞杂的文化现象，与各宗教无不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以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和中国的道教为例。
（1）基督教。医院的产生、西医文化的位格定型和基督教有育成关系。公元4世纪在欧洲罗马建立的第一所医院就是修道院格局的教会医院；中国的所谓西方医学就是基督教会医学，中国的第一所西医院也是美国传教士伯驾（Parker）于1835年在广州设立的博济教会医院。但医学与基督教联系绝非仅仅如此，这与宗教和医学的目的一致有关。作为一名犹太教徒，神子耶稣有两大使命：传教和治病。他认为：疾病乃人的罪性或精神因素所致，这要看对上帝的信仰，信仰可以产生力量和奇迹，可以医治百病与起死回生，他坚信，“在信之人凡事皆能”。他告诫人们：“信”不仅是解除疾病的手段，也是实现天国的手段。耶稣在迦百农等地“治疗”了许多精神病、麻风、瘫痪、盲人、血漏等病人，用圣者的威严和医生的爱，善待每一个生命，这种形象早已成为圣经文化与西医文化的位格。其神圣的启悟和道德的自觉曾为中国医生树立了榜样，构成了中国近代特殊的基督教化医生的伦理人格，即中国近代医学的基督精神。晚清以后来自英美诸差会的部分传教士，肩负“救身”“救人”双重使命来华行医，办医院、办教育；“传教医师”成了近代中国医学界特殊文化现象。在西方文化移入中国早期，借医传道曾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据1887年统计。总共有15O名传教医师来华，其中许多兼有神学和医学学位。1838年2月21日，传教士在广州宣布成立“中国医务传道会”。
西方史学家认为这是第一个将医学与传道结合为一体的社团。从此，他们把传教和医疗合二为一。教会医院和教会医学院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德高望重的医学巨子，他们所接受的基督教文化影响传习给中国近代医务界，其对于汉语文化圈的西方医学体系的构筑价值不可低估。中国近代科学与宗教的结合，是从医学开始。
利玛窦创立的传教与行医并重的医学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基督教医学色彩。孙中山先生曾以基督徒身份由美国纲纪慎会喜嘉理牧师荐举学医，后师从传教医生康得黎，中山先生1882年由喜嘉理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起，就走上了医人救国之路，认为“医亦救人之术也”，并在1897年满怀救世之情，在伦敦蒙难后，翻译了美国医生柯士宾所着《红十字会救伤第一法》，还在《序》中强调义务道德的重要性。从情感世界到心路历程，中山先生有厚重丰富的平等、博爱、济世的十字架精神，这一精神就融会了基督教和医学人本主义的双重信仰。
（2）佛教。佛教宗派纷呈，它们在修持上各有特点，但其佛教的基本教义是一致的。佛教认为，人生“无常”，“苦海无边”，而“苦”的根本原因不在生存环境，而在于人们不了解原来物质世界的形形色色并不恒久可靠，因而过于贪恋现世界的生活。要想真正摆脱“无常”之苦，惟有彻底认识到“四大（地、水、火、风）皆空”，即现世界的万事万物皆为因缘所生，空无实性，从对一切世俗欲念的执着中解脱出来。
还必须“自净其意”，进行修炼。修炼的主要方法是禅定，指心绪宁静专注，排除各类物欲和杂念，依照佛理进行思虑观想，直至心空念寂、彻悟空性。由于佛教修习与气功养炼在做法上有相重合之处，因此，虽然其目的在于脱离尘世的“无常”之苦，但是客观上他们的心与身却发生了修炼气功的养生功效，心理和生理的健康水平都随之有所提高。佛教经典中有关医疗方面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如《佛医经》、《医喻经》、《疗病痔经》、《治禅病秘要经》、《齿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咒时气病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只律》等，都有谈及医药的问题。《佛医经》中说，成为医生应该具备的条件有四：“一，先识病；二，次知病因；三，应病与药；四，令病痊愈，永不复发”。作为一位良医，不仅需要精良纯熟的医术，更应具有悲天悯人的医德。佛教医学认为，致病的原因不外乎下列二种：四大不调（指的是地、水、火、风）是外在因素，贪、瞋、痴三毒更是引发各种疾病的主要原因。
（3）伊斯兰教。穆罕默德说过学问有两类：一类是教义学，一类是医学。在伊斯兰教文化的养育下，伊斯兰教医学是古代世界水平最高的医学体系之一。穆斯林医生首先知道经过发酵的含有糖和淀粉的物质可用蒸馏的方法取得酒精，这一科学方法的使用，先于欧洲300年。中世纪的穆斯林已知道消毒。1000多年前，穆斯林医生已在外科手术中使用麻醉剂。他们最先使用水银化合物治疗皮肤病。
较早用动物（如猴子）进行解剖或作药物试验。穆斯林的药物也着称于世，他们能制造出很多药品，如车前子散、天竺黄散、生沉散、大黄并子方、龙涎香、蔷薇水等，以及采用大蒜、大黄、酸角、肉桂、豆蔻、油、芙蓉、茉莉、菠菜等植物、蔬菜治病。公元11世纪，艾布·富哈尼·比鲁民编着了《制药》一书，系统地分析了各种药物的成分和配制程序。穆斯林医生还研究了一些化学物质的性质及其药效，发现了一些迄今仍充斥在药房和化学实验室里的药剂和化学物质。例如，他们发现了硝酸、镏金水、锑、砷、锌、磷、铵、铋和一些重要的矿盐，以及酒精、硝石等。他们为此目的而制造了过滤器、蒸馏器、蒸发器、沉淀器、结晶器等一系列至今仍在使用的器械。
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的化合物广泛地使用在药品上。闻名于世的医学家拉齐是穆斯林医学家中着作最多的人物。他担任过巴格达综合性医院的院长。拉齐作为医学家，着述甚丰，写了200多部书，其中《曼苏尔医书》与《医学集成》堪称不朽的名着。《曼苏尔医书》包括10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医学上的一个专题。这部书受到西方医学界的推崇，被译成拉丁文，直到公元17世纪它一直是欧洲各国科学院的主要教科书。有些学者认为拉齐在医学上有很多个世界第一：第一个发明串线法，用动物肠子制线，缝合伤口后，肠线能被身体吸收；第一个明确叙述天花与麻疹的症状及两者的区别；第一个发现地理的经纬度不同，同一药物对病人的治疗效果不同；第一个主张在病人服用新药前，先在动物身上做试验；第一个注意疾病的遗传。阿拉伯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医学家阿维森纳一生大胆实践，潜心钻研，广征博求，于公元980-1037年完成熔古希腊医学、印度医学、中国医学、阿拉伯医学与哲学于一炉的巨着——《医典》，成为现代医学和阿拉伯医学的奠基人。
（4）道教。道教经典《太平经》阐述了顺应天道、遵从阴阳五行以及济困救难、消灾却祸等内容；同时还有关于修身治政、疗疾养生、长寿成仙、占验灾异等思想。
在道教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尽管其教义和修炼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教派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健身长生、治病消灾、劝善修德是共同的内容。道教医学的理论基础包括天人合一、天人相通、天人相应的思想，认为人体系统与自然宇宙系统是一个统一整体，在构成系统上是相似的；对人体性命的修炼养护应根据宇宙运行的规律来进行；并认为元气是万物之本始、性命之根源，治病在于扶持正气，排除病气，使人生理机能趋于协调与平衡；在形神统一观指导下，形神双修，性命双修。道教医学的中心部分，如本草、针灸、汤液等与现代中医学大致相同。
而其导引、调息、内丹、辟谷、内视、房中术等是道教医学中最具特色的部分。而道教医学中的符、占卜、咒语、法水、斋醮、祭祀、祈祷等与道教文化分不开，具有心理疗法的功能。由于道教以长生和治病为教旨，历代兼通医术的道教名士层出不穷，同时在道教史和中国医学史这两个领域中都享有盛誉的道教医家也不乏其人。其中董奉、葛洪、陶弘景、杨上善、王冰、孙思邈、王怀隐、马志、崔嘉彦、刘完素、赵宜真等人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如隋唐时代的着名大医药学家孙思邈，同时又是杰出的道教学者，善谈老庄，兼好释典，精于道术，为中国少有的寿星，后世尊称他为“药王”，宋徽宗时追封为“妙应真人”。他的着述颇丰，主要有《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摄生论》《存神炼气铭》《保生铭》《摄养枕中方》《福寿论》等多种。他在研究医家养生学术的同时，吸取了道教、佛教修炼心性的一些思想和方法，主张养生以养性为主，养性即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道教医学是一种宗教医学，是宗教与科学互动的产物。它是道教徒围绕其宗教信仰、教义和目的，为了解决生与死这类宗教基本问题，在与传统医学相互交融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医学体系，也是一门带有鲜明道教色彩的中华传统医学流派。中医有许多脍炙人口的典故如“杏林春暖”、“悬壶济世”等，都与道教医家有关。
（二）当代生命科学与宗教
宗教作为最古老的人类文化体系，和人类的思想进程一起，经历了悠久、曲折的漫长历史。虽然其间有过神人相隔、宗教和科学对峙的历史划痕，但爱的大纛使宗教成为最有活力的文化圣殿。
1.关注生命伦理问题
当代生命科学的发展所带来的生命伦理问题，引起了基督教神学家和其他宗教界学者的关注，包括生与死、疾病、肉身的状态、生命技术、精神生命和人的理性生命的当代危机。作为20世纪的文化原子弹的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破例专门讨论了生物学命运和生态保护问题，会后在神学界开展了一系列重要的学术活动，神学家们参与、主持、组织各种生命伦理学和医学文化机构的研究工作，他们对生态、基因工程、生殖技术、性与同性恋、安乐死、精神控制等的激烈争论，引发了世界范围的生命伦理文化运动。许多神学家认为，类似基因还原论、基因决定论、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新优生学、克隆人和干细胞技术等问题几乎就是神学问题。此间，很多基督教神学家的工作是卓有成果的。作为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他们卓尔不群和超凡脱俗的研究应始发于他们深厚的哲学和神学功力与对医学文化的深刻理解，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对道德的追求使他们有别于眼下世界上任何一个生命伦理学研究者；他们以尖锐的洞察力和无情的穿透力涤荡了西方乃至世界生命伦理文化界与人文医学界的虚荣、宦化、聒噪、肤浅、腐败与无聊，为建设健康、精致、质朴、透悟真理的学风做了真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