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汉族，1963年10月生，现供职于湖南一高校。在《青年文学》《散文》等省以上报刊发表作品3000多篇，作品被《读者》《杂文选刊》《书摘》等文摘报刊大量转载。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名家名篇精短散文》，进入央视“子午书简”和《读者》主办的“读者的挚爱诗文音乐朗诵会”，入选大学教材、中学语文阅读教材和全国普通话教材。《杂文选刊》2005年1月设“游宇明新作小辑”予以重点推介，该刊2010年10月推出游宇明个人专访。著有个人散文集3部、散文合集4部。
晚清官员口中的“国情”
说到旧时某些官员对改革的态度，鲁迅先生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断，那就是：搬一把椅子都会流血。鲁迅经历过晚清和民国，他的沉重总结里饱含着对当时现实的深刻体察。
在19世纪，电报无疑是最快捷的信息传播手段之一，想要经营电报得先架电线，但某些清朝官员居然把电线、电报视为“奇技淫巧”。1875年9月，工科给事中陈彝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坚决反对架设电线，他断定电线可以“用于外国，不可用于中国”，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酥，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陈彝反对架设电报线，是因为他觉得架设电报线不符合国情。
用“不合国情”作挡箭牌反对变革的，绝对不只是一个陈彝。鸦片战争后，清国陷入积贫积弱的泥潭，北洋大臣李鸿章、淮军将领刘铭传等人主张修建铁路以富国强民。听他们说得多了，清廷也有修铁路的意向。此时，一些顽固派官员急得象被人烙了胸脯，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他们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大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修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
最值得一议的还是晚清实际上最大的官员慈禧太后对“国情”的刻意维护。1898年4月23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不足四个月的时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新政谕诏，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然而，光绪帝的改革措施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矛盾也日趋激化。8月6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追杀维新志士，自己重新训政。政变当天，她命令一些重臣跪于案右、光绪帝跪于案左，训斥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乃竟敢听信叛逆盅惑，变乱典型。”“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帝辩解说：“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暴跳如雷：“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慈禧所谓的要重祖宗，实际上就是要尊重“国情”。
所谓国情，就是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不讲国情，一切照搬外国，事情绝对无法办好。举个例子，美国等国家的公文、报刊、书籍大都是用英文印刷的，如果我们为了与国际接轨，在华夏大地也这么做，我们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就会瘫痪。然而，世界上许多东西是没有国情之分的，中国出产的食品，英国人吃得津津有味；美国人生产的电脑软件，中国人用得不亦乐乎。动辙以“国情”为借口，墨守成规，不事变革，我们只会离世界现代文明越来越远。
官员以“国情”作为论据，顽固坚持老的一套，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受传统观念影响，对世事无知，不了解新事物的意义，陈彝等人即是如此；一是内心里知道变革的意义，也明白只有变革才有出路，但为了一己之私，偏要把新事物扼杀在萌芽中，慈禧当属此类。第一种情形并不可怕，多创造些机会让官员接触实际就能解决问题，真正可怕的是第二种情形，因为此类官员唯一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你让他（她）了解再多的实际情况也没用。慈禧太后当年曾在某场合不经意间说过：“康梁想变法，为什么不找我呢？”可见慈禧太后关于“戊戌变法”不重“祖宗”的说法完全是扯淡，真实原因是康梁推动光绪帝变法，使慈禧感觉到了大权旁落的危险。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十字路上，面对要求变革的声音，一些人总喜欢找“不合国情”之类的理由予以搪塞，对于种种“国情论”，我们不妨掰开表皮瞧瞧里面的东西。
雍正的“淡泊名利”
帝王普遍喜欢“演戏”，皇位是最高权力和最丰厚物质享受的代名词，没有人不向往，为了夺取或保持皇位，帝王总要耍出各种花招，蒙蔽他人，然后闷声大发财。在古代帝王中，雍正（爱新觉罗·胤禛）算是一个演艺高超的政治特级演员。
在康熙身体尚好，对宫廷有足够的操纵力时，雍正执意要塑造的是“淡泊名利”的个人形象。他曾写过“都道五湖烟水好，何如蓑笠钓汀沙”这样的诗句。在雍王邸时，编过《悦心集》，将唐伯虎等人的出世诗文刊入，其中有“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以示自己看破红尘，对功利的东西不感兴趣。他翻画《耕织图》，并将其中的人物画成自己与福晋的面容，表示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农业耕作的兴趣。雍正做皇子时还请人画了十二幅美人条屏，有几幅的背景有他亲笔题写的立轴楹联，题的也是表明淡泊名利心志的诗句，署名是“破尘居士”。
雍正是不是真的这样对权力、金钱不感兴趣呢？理论的东西没有说服力，还是以史实说话吧！在康熙进入生命倒计时的日子里，身为皇四子的雍正每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在康熙宣布“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雍正依然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表面的理由是向父亲请安，实际意图是要控制畅春园，防止其他皇子跟康熙联系。康熙去世后，雍正伪造“皇四子即位”的所谓“康熙遗诏”，为自己登基制造“合法性”。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保存有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满文《上谕档册》75件，其中一件内容为：“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共同书写”。这些档案说明：康熙去世时，雍正根本没有拿出《遗诏》，是他的心腹隆科多抢先“口述”了康熙留下的让雍正继位的“遗嘱”，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由隆科多独自起草《遗诏》，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和翰林院共同撰写，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为了一个皇位，如此费尽心计，雍正表现出了一丝半点的“淡泊”吗？
一般的演员演戏是想要大家都看的，观众越多越好，但雍正演出的那部名叫“淡泊名利”的宫廷政治剧，只是演给他的父亲和兄弟们看的。熟悉封建政治的人都知道，清代皇位继承体制是“传贤不传长”，皇帝挑选哪个儿子做皇位继承人有较大的随意性，他喜欢哪个儿子，哪个儿子就有可能登上大位。雍正故意装出一副对大位毫不在乎的样子，无非是想给康熙一个信号：自己是一个不贪图享乐的人，更有可能把江山万古千秋传下去。
康熙在位时间长达六十一年，他的不少儿子都垂垂老矣，因此，康熙晚年，众多皇子垂涎大位，其第八子胤祀、第九子胤禟是雍正的主要政敌。雍正装出一副“淡泊名利”的样子，也是为了欺骗其他皇子，使他们彻底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以便关键时候突然出手。事实上，雍正在大作“淡泊”秀的同时，也在大力拉拢控制京城兵力的步兵统领、国舅隆科多，希望他能为自己未来的夺位事业服务。
雍正在历史上算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即位后，他推行整顿吏治、摊丁入亩、耗羡归公、改土归流、开放洋禁等政策，为所谓“康乾盛世”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基础，然而，雍正在演出“淡泊名利”的夺权政治剧时所表现出的虚伪、奸滑，却也为当时的官员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其流毒一直影响到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