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西北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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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游宇明

男,汉族,1963年10月生,现供职于湖南一高校。在《青年文学》《散文》等省以上报刊发表作品3000多篇,作品被《读者》《杂文选刊》《书摘》等文摘报刊大量转载。作品入选《中国当代杂文二百家》《名家名篇精短散文》,进入央视“子午书简”和《读者》主办的“读者的挚爱诗文音乐朗诵会”,入选大学教材、中学语文阅读教材和全国普通话教材。《杂文选刊》2005年1月设“游宇明新作小辑”予以重点推介,该刊2010年10月推出游宇明个人专访。著有个人散文集3部、散文合集4部。

晚清官员口中的“国情”

说到旧时某些官员对改革的态度,鲁迅先生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断,那就是:搬一把椅子都会流血。鲁迅经历过晚清和民国,他的沉重总结里饱含着对当时现实的深刻体察。

在19世纪,电报无疑是最快捷的信息传播手段之一,想要经营电报得先架电线,但某些清朝官员居然把电线、电报视为“奇技淫巧”。1875年9月,工科给事中陈彝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坚决反对架设电线,他断定电线可以“用于外国,不可用于中国”,并陈述了自己的“理由”:“铜线之害不可枚举,臣仅就其最大者言之。夫华洋风俗不同,天为之也。洋人知有天主、耶酥,不知有祖先,故凡入其教者,必先自毁其家木主。中国视死如生,千万年未之有改,而体魄所藏为尤重。电线之设,深入地底,横冲直贯,四通八达,地脉既绝,风侵水灌,势所必至,为子孙者心何以安?传曰:‘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藉使中国之民不顾祖宗丘墓,听其设立铜线,尚安望尊君亲上乎?”从上述文字可以看出,陈彝反对架设电报线,是因为他觉得架设电报线不符合国情。

用“不合国情”作挡箭牌反对变革的,绝对不只是一个陈彝。鸦片战争后,清国陷入积贫积弱的泥潭,北洋大臣李鸿章、淮军将领刘铭传等人主张修建铁路以富国强民。听他们说得多了,清廷也有修铁路的意向。此时,一些顽固派官员急得象被人烙了胸脯,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他们说:“观该二臣筹划措置之迹,似为外国谋,非为我朝谋也……大臣从政,一旦欲变历代帝王及本朝列圣体国经野之法制,岂可轻易纵诞若此。”修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何者?外夷以经商为主,君与民共谋共利者也;中国以养民为主,君以利利民,而君不言利者也”。

最值得一议的还是晚清实际上最大的官员慈禧太后对“国情”的刻意维护。1898年4月23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开始变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戊戌变法”。不足四个月的时间,光绪帝发布了上百道新政谕诏,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然而,光绪帝的改革措施遭到了顽固守旧势力的强烈抵制,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矛盾也日趋激化。8月6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追杀维新志士,自己重新训政。政变当天,她命令一些重臣跪于案右、光绪帝跪于案左,训斥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乃竟敢听信叛逆盅惑,变乱典型。”“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帝辩解说:“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暴跳如雷:“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慈禧所谓的要重祖宗,实际上就是要尊重“国情”。

所谓国情,就是一个国家的实际情况,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不讲国情,一切照搬外国,事情绝对无法办好。举个例子,美国等国家的公文、报刊、书籍大都是用英文印刷的,如果我们为了与国际接轨,在华夏大地也这么做,我们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就会瘫痪。然而,世界上许多东西是没有国情之分的,中国出产的食品,英国人吃得津津有味;美国人生产的电脑软件,中国人用得不亦乐乎。动辙以“国情”为借口,墨守成规,不事变革,我们只会离世界现代文明越来越远。

官员以“国情”作为论据,顽固坚持老的一套,不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受传统观念影响,对世事无知,不了解新事物的意义,陈彝等人即是如此;一是内心里知道变革的意义,也明白只有变革才有出路,但为了一己之私,偏要把新事物扼杀在萌芽中,慈禧当属此类。第一种情形并不可怕,多创造些机会让官员接触实际就能解决问题,真正可怕的是第二种情形,因为此类官员唯一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你让他(她)了解再多的实际情况也没用。慈禧太后当年曾在某场合不经意间说过:“康梁想变法,为什么不找我呢?”可见慈禧太后关于“戊戌变法”不重“祖宗”的说法完全是扯淡,真实原因是康梁推动光绪帝变法,使慈禧感觉到了大权旁落的危险。

目前,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十字路上,面对要求变革的声音,一些人总喜欢找“不合国情”之类的理由予以搪塞,对于种种“国情论”,我们不妨掰开表皮瞧瞧里面的东西。

雍正的“淡泊名利”

帝王普遍喜欢“演戏”,皇位是最高权力和最丰厚物质享受的代名词,没有人不向往,为了夺取或保持皇位,帝王总要耍出各种花招,蒙蔽他人,然后闷声大发财。在古代帝王中,雍正(爱新觉罗·胤禛)算是一个演艺高超的政治特级演员。

在康熙身体尚好,对宫廷有足够的操纵力时,雍正执意要塑造的是“淡泊名利”的个人形象。他曾写过“都道五湖烟水好,何如蓑笠钓汀沙”这样的诗句。在雍王邸时,编过《悦心集》,将唐伯虎等人的出世诗文刊入,其中有“世人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以示自己看破红尘,对功利的东西不感兴趣。他翻画《耕织图》,并将其中的人物画成自己与福晋的面容,表示自己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农业耕作的兴趣。雍正做皇子时还请人画了十二幅美人条屏,有几幅的背景有他亲笔题写的立轴楹联,题的也是表明淡泊名利心志的诗句,署名是“破尘居士”。

雍正是不是真的这样对权力、金钱不感兴趣呢?理论的东西没有说服力,还是以史实说话吧!在康熙进入生命倒计时的日子里,身为皇四子的雍正每日三次派遣护卫、太监等进驻康熙所在的畅春园,在康熙宣布“自初十日至十五日静养斋戒,一应奏章,不必启奏”的情况下,雍正依然每日派人进驻畅春园,表面的理由是向父亲请安,实际意图是要控制畅春园,防止其他皇子跟康熙联系。康熙去世后,雍正伪造“皇四子即位”的所谓“康熙遗诏”,为自己登基制造“合法性”。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保存有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满文《上谕档册》75件,其中一件内容为:“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共同书写”。这些档案说明:康熙去世时,雍正根本没有拿出《遗诏》,是他的心腹隆科多抢先“口述”了康熙留下的让雍正继位的“遗嘱”,在康熙去世的第二天,由隆科多独自起草《遗诏》,宫内宣读的《遗诏》虽然是内务府和翰林院共同撰写,底本却出自隆科多之手。为了一个皇位,如此费尽心计,雍正表现出了一丝半点的“淡泊”吗?

一般的演员演戏是想要大家都看的,观众越多越好,但雍正演出的那部名叫“淡泊名利”的宫廷政治剧,只是演给他的父亲和兄弟们看的。熟悉封建政治的人都知道,清代皇位继承体制是“传贤不传长”,皇帝挑选哪个儿子做皇位继承人有较大的随意性,他喜欢哪个儿子,哪个儿子就有可能登上大位。雍正故意装出一副对大位毫不在乎的样子,无非是想给康熙一个信号:自己是一个不贪图享乐的人,更有可能把江山万古千秋传下去。

康熙在位时间长达六十一年,他的不少儿子都垂垂老矣,因此,康熙晚年,众多皇子垂涎大位,其第八子胤祀、第九子胤禟是雍正的主要政敌。雍正装出一副“淡泊名利”的样子,也是为了欺骗其他皇子,使他们彻底放松对自己的警惕,以便关键时候突然出手。事实上,雍正在大作“淡泊”秀的同时,也在大力拉拢控制京城兵力的步兵统领、国舅隆科多,希望他能为自己未来的夺位事业服务。

雍正在历史上算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即位后,他推行整顿吏治、摊丁入亩、耗羡归公、改土归流、开放洋禁等政策,为所谓“康乾盛世”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基础,然而,雍正在演出“淡泊名利”的夺权政治剧时所表现出的虚伪、奸滑,却也为当时的官员树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其流毒一直影响到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