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响应党的号召，我们满怀着建设新中国的激情，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1949年年底至1954年，我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工作。当时为了培养民族干部，西北局在西安市办了一个回族干部训练班（简称“回干班”），有学员90多人，班主任是宗群同志，我和彭华庵做他的助手。回干班采取讲课、作报告、发讲义、组织自学、班组讨论等形式进行授课和学习。学习虽然不到3个月，但是意义却非同一般。通过学习，学员们了解了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和党的民族政策，提高了做好民族工作的能力。在回干班的学习结束后，学员们被分派到西北各省区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后来大多都成了民族工作战线上的优秀干部。其间，我还参与了接待达赖和班禅的任务。
1954年年底，受中央之命，我由西安调到北京，先后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政治系副主任、历史系副主任、党总支书记以及民院常委委员。我在中央民院经常参加接待外宾活动，包括卓娅和舒拉的母亲访问北京、苏联专家来京等外事活动。那时候，由于工作需要，我十分注意个人形象，烫着头发，穿着高跟鞋，这在当时不是很常见的。
1957年，中央开始筹备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1957年12月，我和丈夫霍流来到银川。宁夏回族自治区从筹备到成立，我作为妇女界的代表参加了讨论，并发表了意见。同时，我还领导筹备建立了宁夏妇联。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我任区妇联主任、党组书记。其间，我还积极向党委、政府建言献策，争取妇女参政议政的权利，并明确提出公社要有女社长，生产队要有女队长。当时，这个建议得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支持，妇女得以参政议政，社会地位有所提高。我们还组织召开了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积极推荐工作上比较积极、生产上比较能干的妇女担任领导干部，全区大约提拔了7名女副县长。这些女干部工作很有干劲，但是文化水平低，提拔她们遇到了一定阻力，甚至有人说，你们提拔的女县长在办公室里只能抱娃娃。但我没有理会这些，我觉得妇女参政需要一个过程。为了提高这些女干部的文化水平，我提出把她们送到中央民族学院学习，培养她们，并且组织她们参观、轮训，让她们经风雨、见世面。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时，曾任命韩幽桐（女）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光（女）为吴忠市人民法院院长，还任命了两位女性为自治区副主席。尤其是韩幽桐的任命，引起了阿拉伯世界的震动，他们说中国用妇女做法院院长太有魄力了。这些女干部工作都很努力，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好评。
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我作为宁夏党委委员、妇女领导干部积极维护妇女权益。有一次，在西吉社教团开三干会期间，有一个妇女说她丈夫经常打她，她把裤腿绾起来，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全是碗大的伤痕，在场的女同志都急了，男同志也站起来大叫：“这还了得？非法办不可！”看到这种情况，我很气愤，要求严肃查处，可是那个妇女反过来又为丈夫说好话，向我求情：“教育教育他就行了，把他法办了，我的父母儿女谁养活啊？”最后，公社干部出来打圆场，我考虑再三，提出让这个妇女的丈夫在群众大会上检讨，赔礼道歉，保证以后不再打老婆。在这件事情上，由于我旗帜鲜明，态度严厉，给妇女撑了腰，以后打老婆的事情在当地就很少发生了。我们还积极鼓励回族妇女参加工作。
对回族妇女想出来工作而家里不愿意的，我们采取两方面做工作的办法进行劝导，对她家里人讲男女平等的道理，给她本人说让她做好家务活儿，不要和公婆闹矛盾等道理，要做到工作、家庭两不误。时间久了，家里人也同意她们工作了，她们和家里人的关系也融洽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我和大多数干部一样“靠边站”了。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七一”前夕，宁夏党委统战部部长杨正喜同志接我参加了七一座谈会，让我出来工作，组建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担任自治区民委主任兼统战部副部长一职。在筹建宁夏民委的过程中，我从统战部抽调了几个干部来民委工作，并新增加了一些同志，如周国海，他大学学的是阿拉伯语。有人问我：“你调他来干什么？他学的是阿拉伯语，用得上吗？”我说：“现在用不上，以后肯定能用得上，因为宁夏与阿拉伯世界有联系。”有一次，宁夏第一建筑公司经理来看望我，说他要去也门做工程，我就问他要不要阿拉伯语翻译，他说要，我就把小周介绍给他。小周出国后给我写了很多信，他的阿拉伯语水平提高很快。后来，自治区领导出访阿拉伯国家，都是他做的翻译，他对促进宁夏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往来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民委成立后，针对“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民族工作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做了大量工作。我们组织了民族政策检查团分赴银北、银川、银南、固原等地，宣传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我带人到银南地区检查时发现“文化大革命”有很多遗留问题亟待解决。许多民族干部被打倒，清真寺也被毁坏、拆掉，不许念经，家人去世请不来阿訇，亲属就偷偷在家自己念经，把亲人埋掉。群众要求建清真寺的愿望很强烈。考察结束后，我们一致认为，既然要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恢复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就要允许有宗教活动和活动场所。我们决定在城市和交通沿线恢复开放104个清真寺。但是许多群众反映，像同心这样的县山高沟深，如果只开104个清真寺，家离清真寺远的群众骑上毛驴至少三天才能到寺里，这和伊斯兰教规定洗了水马上礼拜的距离太大了。听了群众的意见，我们又恢复开放了数千家清真寺，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
民族教育是民族教育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向来重视教育，我觉得发展民族教育对于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发展民族教育，宁夏民委于1984年创办了一所民族公学。我们根据当时的条件，克服种种困难，从申请建筑地址、筹集经费，到编写教材、选择学校领导和教师，做了大量的工作。后来，国家民委接管了这所民族公学，并在此基础上创办了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它是国家民委直属的唯一一所设在民族自治区的民族高等院校。
1984年离休后，我有了充裕的时间，除了写毛笔字、看书、读报、散步外，我还重返延安，也到过内蒙古、甘肃、陕西、新疆等地，与很多老同志重温60多年的战斗友情、同志深情。2003年，我回到故乡河南新野，还应邀在新野党史办和宣传部讲述了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对年轻一代进行鼓励和教育。近10年，我还找到了许多老同志，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收集了很多老同志的传记，尤其是延安民族学院、西北局、中央民族学院以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年来的珍贵资料。多年来，在儿子的帮助下，制作了光盘版《宁夏巾帼情》，并修改增订了4次。这个光盘记录了在宁夏工作过的一些妇女同志的照片资料，涉及党政机关、文化、文艺、卫生、教育等各个领域。我认为，《宁夏巾帼情》是对为建设宁夏默默贡献过的一些妇女同志的怀念，更是对现代人的鼓励，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老同志们对宁夏的贡献，继承她们艰苦奋斗、扎实工作的作风，为宁夏的发展再立新功。
口述：苏冰
采访：饶彦久惠卫明刘志田玲娟
整理：田玲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