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初年，元顺帝退居漠北之后，残元内外交困，君弱臣强。原有帝位之争的潜在矛盾与漠北部族力量消长的实力对比变化结合在一起导致君位传承逐步走向混乱。皇位觊觎者开始利用各种时机弑君篡位综合薄音湖《关于北元汗系》（《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本田实信《早期北元世系》（宝音夫译《蒙古学信息》1986年第2期）以及白翠琴《瓦剌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论著考证，列举洪武、永乐时期北元——蒙古汗位的承袭变化如下：
1.元顺帝妥欢帖木儿（死于洪武三年，1370年，忽必烈系）
2.元昭宗爱猷识理达腊（洪武三年~洪武十一年，1370~1378，忽必烈系）
3.脱古思帖木儿（即买的里八剌，洪武十一年~洪武二十一年，1378~1388，忽必烈系）
4.卓里克图汗也速迭儿（洪武二十一年~洪武二十四年，1388~1391？，阿里不哥系）
5.恩克（洪武二十四年~洪武二十七年，1391~1394？，阿里不哥系）
6.额勒伯克（洪武二十七年~建文二年，1394~1400？，忽必烈系）
7.坤帖木儿（建文二年~建文四年，1400~1402？，阿里不哥系）
8.鬼力赤（建文四年~永乐六年，1402~1408？，窝阔台系）
9.本雅失里（永乐六年~永乐九年，1408~1411？，忽必烈系）
10.德勒伯克（永乐九年？，忽必烈系）
下略，更加剧了漠北政治势力的不断离散和重新整合，也严重削弱了北元汗廷的凝聚力，促使不少蒙古部族集团南下降明。从而在洪武朝到永乐朝的北边边塞出现了一批批蒙古人归降的浪潮关于明代蒙古降人的研究，主要有宝日吉根《试述明朝对所辖境内蒙古人的政策》（《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王雄《明洪武时对蒙古人众的招抚和安置》（《内蒙古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邸富生《试论明朝初期居住在内地的蒙古人》（《民族研究》1996年第3期）、刘冠森《明朝初期中国内地蒙古人的住地和姓名》（《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彭勇《明代“达官”在内地卫所的分布及其社会生活》（《内蒙古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奇文瑛《明洪武时期内迁蒙古人辨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高寿仙《明代北京及北畿的蒙古族居民》（《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4年）。
在涉及这一时段明蒙关系的历史记录中，间或遇到“塔滩”地名，检诸各种地志，并无明确注记，进而长期为世人所忽略。少数古今学者的论著虽偶有提及，如清初顾祖禹认为塔滩蒙古人曾活动的不老山“在（宁夏）镇北塞外”［清］顾祖禹著《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二，第2688页。；日本和田清也有“塔滩在宁夏边外”［日］和田清著，潘世宪译《明代蒙古史论集》上册，第10页，注释②。这样的简单说法，但均语焉不详。于是，塔滩地望在研究者的印象中被朦胧的置于甘肃、宁夏塞外。
洪武至永乐时期河套边外活动的塔滩蒙古集团很少与明朝的西北驻军发生冲突，双方关系长期较为融洽。永乐朝，塔滩地区的蒙古部落大规模降明后，被就近安置于甘肃、宁夏境内，为明守边。其中多数降明蒙古将领跟随明成祖征讨沙漠，或巡守边境，立有战功，得到了明朝的信任和封赏，迅速融入明朝军事体系中，卫所带俸，世袭武职，直至明末。这些对理解从洪武朝中后期到永乐朝河套北部边境相对安定局面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节明初塔滩地望
一、记载“塔滩”材料的辨析
明代“塔滩”一词最早出现于洪武四年（1371）闰三月，相关材料的显现一直延续到永乐年间，前后相继约四五十年。此外，史料中对塔滩的记载又有宁夏塔滩、陕西塔滩、东胜塔滩、河北塔滩、白寺塔滩，还有塔滩里［明］陈诚著《竹山文集·序二》，（兰州）甘肃省图书馆藏嘉庆刻本。等种种异称，莫衷一是。在缺少相关地志明证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对《明实录》中有关记载的辨析进行探讨。
搜检《明太祖实录》，可钩稽出语涉“塔滩”的材料约有8条，摘录如下：
（1）“戊寅，命故元降臣脱列伯赍诏往甘肃塔滩等处，谕元臣宝咱王。”《明太祖实录》卷六三，洪武四年闰三月，第1207页。（洪武四年）
（2）“大同卫奏：故元平章魁的斤与其兄知枢密院事帖木儿等十四人率其部属千余自东胜塔滩之地来降。”《明太祖实录》卷六五，洪武四年五月，第1230页。（洪武四年）
（3）“上谕中书省臣曰：亦纳失里、喜山往塔滩之地，收集其部众。”《明太祖实录》卷七〇，洪武四年十二月，第1311页。（洪武四年）
（4）“太仆寺丞梁埜僊帖木儿言：黄河迤北，宁夏所辖境内及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田膏沃，舟楫通行。宜命重将镇之，俾招集流亡，务农屯田，什一取税，兼行中盐之法，可使军民足食。从之。”《明太祖实录》卷八一，洪武六年四月，第1457页。（洪武六年）
（5）“官山卫指挥同知乃儿不花叛入沙漠。大同卫指挥使周立率大同、振武等卫将士讨之，追及白寺塔滩，获其辎重，乃儿不花遁去。”《明太祖实录》卷一〇五，洪武九年四月，第1762页。（洪武九年）
（6）“故元国公九住寇陕西塔滩之地。陕西都指挥司发兵击之，追及於三不剌，获九住及平章不荅失里等四十人，余众遁去。”《明太祖实录》卷一〇六，洪武九年五月，第1768页。（洪武九年）
（7）“乙卯，河北塔滩达达将校掌家奴等五十五人来降。”《明太祖实录》卷一〇八，洪武九年九月，第1803页。（洪武九年）
（8）“甘肃塔滩里长史马哈沙、怯失迭力迷失等来朝，贡方物。”《明太祖实录》卷二二〇，洪武二十五年八月，第3226页。（洪武二十五年）
其中除去“白寺塔滩”尚无法证实其大致方位以外，其他与塔滩相连的地名均不难理解。对第一条材料而言，从地名关系上看，也可断句为“甘肃、塔滩等处”（其余同例），更为明晰、合理。当然即便就是“甘肃塔滩”，也与其他材料并无矛盾，因为明代地方一级军政区划中没有甘肃，甘肃行省的首创在元代，宁夏是其组成部分，所以甘肃塔滩、宁夏与塔滩的关系都可归入明初陕西塔滩的范畴中，而甘肃塔滩的说法只不过因袭了元代甘肃行省的旧称而已，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宁夏与塔滩有着不同寻常的联系。同样，东胜州（旋改东胜卫）属于大同都卫（后改大同都司、山西行都司），“东胜塔滩”又将山西行都司与陕西结合在一起。山、陕两布政司的结合带大体沿黄河展开，排除山陕黄河峡谷之外，剩下的就是河套北部地区，于是塔滩在东西方向上的位置遂被圈定为介于西起陕西宁夏卫，东到大同东胜卫之间的地带。
剩下在南北方向上塔滩位置还存在着河套套内、套外之别。河北塔滩的说法明确排除了河套内的可能性，洪武六年（1373）四月梁埜僊帖木儿奏报也证实塔滩应在黄河以北注：这段话又见于《明史》、《国榷》，词句略有不同，唯《明史》删节太过，不得要领，今从《实录》文。“黄河迤北”说明塔滩地处河套之外，“舟楫通行”则更明确了塔滩离黄河不远。这样，塔滩所处范围大致可确定为宁夏以东，东胜以西的黄河北岸靠近黄河的地区。
至于“船城”，众书于此处极为费解。如果理解为“四川西南至船城”，则与塔滩相距八百里之说就要将塔滩大约放在川陕交界处，与“黄河迤北，宁夏境内”相左，文义不通，很不合理。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一、若文本本身无误，则此处“四川”并非常规意义上的四川地区，它和船城一样都应位于宁夏境内黄河沿岸。二、《明实录》本条所记之“四川”或为传抄错讹，可能是“某州”，则文意可通。元代“迭烈孙路”在宁夏境内灵州境的黄河边设有渡口，这个渡口大约就是所谓“船城”。诚如这一解释，那么梁埜僊帖木儿的建议就成为解决“塔滩”地望的突破口。但是这样考虑，尽管逻辑上讲得通，仍需要有相应的史料支持方能合理化，即由于洪武六年材料本身在地理方位上的不确定性，使得据以确定“塔滩”位置变得很难令人信服。因之，有必要首先将这条史料的模糊之处梳理清洗。
二、塔滩地望的确定
据《经世大典》载：
“纳兰不剌仓。（至正）二十六年（1289）十二月二十日丞相桑哥、平章阿鲁浑、撒里等奏纳兰不剌建仓。宁夏府粮船顺流而下，易于交卸；忙安仓粮虽是泝流，亦得其便。迤北孔居烈里、火阿寒塔儿海里、镇海等处住冬军人及和林送粮俱近，进呈仓图。上从之。
塔塔里仓。英宗皇帝至治元年（1321），河东宣慰司委官朔州知州荅里牙赤言，塔塔里诸屯田相视，议拟各项事理就差荅里牙赤计，禀中书省准，下兵部移文枢府，逐一开具于后。
纳怜仓见于屯田近南，黄河北岸，内有正教东西廒房二十一间，缘其空闲，已行呈索，于空闲仓房周围拨地三十亩，作赡仓地甚便。委官议纳怜平远仓既近黄河口十里，西即经行要冲。屯田所种禾稼其旁近，上年屯军所收子粒，见贮本仓。如蒙大同路委官与东胜、云内二州正官，于军销钱顾夫买物修之，拨付万户府贮粮。较移拆忙安仓所费十省其九，公私俱便。兵部议准所拟，照会枢密院、兵部，依上行之。
忙安仓去黄河颇远，运粮不便，已别建新仓，其旧仓今空闲。如令河东宣慰司拆移前来贮粮便。委官相视，忙安旧仓二十一间，墙壁倒塌，木石俱全，砖瓦三损其二。若移此仓，则陆地相距屯田故城七百余里，可用车千余，约费脚直五千余定。至彼又须添补木瓦诸物，亦不下五千余定。若黄河运载，至忙安仓南，三十里陆路才至渡口，泝流一千里，约费万余定。
至纳怜平远仓复行十里入陆，至旧新安州又七十里。黄河殊无往来客舟。虽有逓运官船，每处不过三十五艘，椂檩长短不一，实难装载。况其地寒早易冻，必候下年方可行工修理。况兼委有妨碍，既纳怜平远仓已拟修理，拨付屯田万户府。忙安仓难拟拆移，不惟省费，亦免劳民，兵部议准拟。屯田万户府仓敖廨宇，本府与所委官那海等议，合于兀郎海山下旧新安州故城内建，四向立屯为便，拠合用物料，照会河东宣慰司早为建造。相视兀郎海山下旧新安州故城，方围七里，并无人烟。黄河沿路，别无村疃，西至宁夏路七百里。若修上项公廨，合用木植，令宁夏计料收用买，顺流运至古城，或于纳怜平远仓募夫匠建立，诚便。兵部议准拟。省照以旧新安州古城内建屯田万户府公廨，不见间座数目、合用物料，遂其事。”《永乐大典》卷五七一一所引。
通过上引材料可知：
其一、《经世大典》中提到的塔塔里仓应为元英宗至治元年（1321）后新建存储塔塔里屯田子粒的官仓。根据文意则塔塔里屯田万户府也被移置于原新安州故城内，塔塔里仓与万户府公廨同地。这样就可以将塔塔里屯田万户府、塔塔里仓、新安州三者合并为一地。由此溯黄河而上，“黄河沿路，别无村疃，西至宁夏路七百里”。换言之，就是从所谓塔塔里屯田万户府或新安州水路至宁夏府（今宁夏银川市）的距离为700里，那么，万户府或新安州的位置应在今后套平原上。
其二、王颋先生考证说新安州为西夏设立，靠近西夏兀剌海城和元代兀剌海路，地点应在“今内蒙古五原县或乌拉特前旗境内”王颋《兀剌海方位探索》，载《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5月，第130~139页。先放下新安州的具体位置不论，就当时新安州的情况来看，此城在西夏被蒙古灭亡后，可能废弃不用，所以才有“古城”、“故城”、“方圆七里，并无人烟”之说。同时又将塔塔里屯田万户府所在上溯到西夏时期新安州城。
其三、宁夏路西南沿黄河90里正是灵州，则从塔塔里屯田处至灵州的水路距离应为800里，与梁埜僊帖木儿所言“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有异曲同工之妙。
其四、忙安仓与屯田故城间的距离：陆路距离700多里；黄河水路距离至少1030里。从水、陆距离的差距可见两地间陆路捷直而短，反观水路却迂曲而长。将这一情况落实在后套地区的交通地理实境上，以对应的黄河河段来确定屯田故城与忙安仓的位置关系似应得出如图9所示。其中A点对应的是忙安仓、B点对应的是屯田故城、C点是黄河拐点；AC和BC连起来构成忙安仓到屯田故城的水路线路、AB则属于忙安仓到屯田故城的陆路线路，于是水旱两路形成了这样一种三角形的地理位置关系。
从图示上看忙安仓与屯田故城的陆路距离当是在鄂尔多斯高原内部的通道。以今日情况视之，则经涉沙漠，并非理想坦途。然而自西夏至元代屡有西南——东北方向穿越高原的通道记载，如《西夏地形图》［清］张鉴《西夏纪事本末》卷首所附。另前苏联列宁国家图书馆藏《西夏地图集》所载之顺序为：马练驿、吃啰驿、启哆驿、卒李驿、瓦井驿、布袋驿、连袋驿、陌井驿、乳井驿、咩逋驿、梁口夌驿、横水驿。、元代西人游记均属确证，正是至少在元代灭亡之前，这里一直延续和使用着类似的便捷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