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现实是不尽人意的，生活也可以是精彩的。
纪伯伦说过，乐观主义者看见的是玫瑰而不是荆棘，悲观主义者只看见荆棘而忘记了玫瑰的存在。并非我们观察到的事物或其条件在改变，而是我们的态度在改变。
在当今社会，一个人从他一出生开始，就习惯了别人指出他的错误。对大多数儿童来说，惩罚比奖励在他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父母更多地关注孩子的不足之处造成的。当孩子上学时，老师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用一支红色的钢笔画出他的错误之处，而不是用一支绿色的钢笔标出他做得好的地方。即使孩子在学校表现良好，老师也总会说：“你可以做得更好！”结果是，很少有孩子获得嘉奖或认可而不附带“如果”、“但是”的条件。离开学校后，我们开始工作，同样很少会得到鼓励、支持和赞扬。在工作中，上司和同事的注意力同样也只是停留在错误上。电视和大众传媒一般只关注坏消息、悲剧、灾难，尤其热衷于报道负面的事件，它们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不幸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事情。
我们深受这种消极态度的影响，更多地是在阴影下而非阳光下成长，很难抱一种积极的态度，对一个装了半杯水的杯子，我们往往看到的是空着的一半，而不是装着水的那一半。我们需要抱有乐观精神，然而这正是我们生活中须应对的最大挑战。我们必须集中全力去忽略秋日的阴雨和潮湿，领略空中的云霞；去欣赏冬日的清丽雪景，忘却扫雪的辛苦；去赞叹春日万物复苏的神奇，不必抱怨伴随而来的各类不良反应；去享受夏日令人愉快的温暖阳光，不必过分烦忧蚊虫的叮咬。我们甚至可以用两种截然相反的眼光来看待秋日枯黄的落叶：一种是树叶从夏日获得绿色、在秋天返还给我们黄色；一种是树叶枯萎而临近死亡。
弗洛姆对我们成年人所持的各种态度作了解释：
母爱使孩子感到：来到人世是美好的；母爱在孩子心中注入对生命的热爱，而不仅仅是活着的愿望。《圣经》中用象征手法表达了同样的思想。理想中的幸福之地（土地总是象征着母亲）被描述为“流淌着乳汁和蜜的土地”。“乳汁”是爱的首要特征，是关心和肯定的象征。“蜜”象征着生活的甜蜜、幸福，对生命的热爱。大多数母亲能够给予“乳汁”，但只有少数母亲能够同时给予“蜜”。为了能够给予“蜜”，一位母亲必须不仅当一位“好母亲”，而且还应成为一位幸福的人——这一目标，很多母亲都不能达到。母亲对儿童的影响几乎怎样夸大都不为过。母亲对生活的热爱和她对生活的忧虑一样具有感染力。两种态度都对儿童的整个人格有深刻的影响，确实，我们能够轻易地从儿童中以及成人中区分出两类人：那些只获得“乳汁”的人和那些能同时获得“乳汁”和“蜜”的人。弗洛姆，《爱的艺术》，第39页。
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满是愤世嫉俗者和玩世不恭者。人们认为他们特别现实，极力渲染邪恶和道德欺诈，认为这些东西是人类的自然本性。他们相信，每一个慷慨仁慈之举后面，都别有用心，没有人会做没有回报的事情。在令人灰心的情况下，人们更容易变得愤世嫉俗、吹毛求疵，而不去奋起抗争、改善现状。
我们可能对儿童做的最坏的事情，就是用我们的负面经历重重地强压在他们的心灵上，剥夺他们的未来和希望。剥夺某人的微笑和希望无疑是最严重的罪行，但对此罪似乎没有什么惩罚。我多次看见，当某个中年人表达某种观点，而一位年轻人只能哑口无言，这时他眼中的光彩消失了。某人总会说，“梦想是不够的。”米雪·德圣·皮埃尔（Michelles de Saint Pierre）注意到，如果有光明，乐观主义者总能看见，但弄不懂悲观主义者为什么总要急忙扑灭光明。我们都需要展望某种比现实更好的前景。我们需要相信，尽善尽美是可能的，但也要有立于不利处境中的勇气。
正如海员凭借星座航行一样，我们遵循着生活的路标前行，生活中是波折起伏、艰难曲折的，有时会危险丛生。有的海滩是黑暗的，其他的海滩是星光明亮的。有时候，浓雾笼罩的海岸会显露出一阵阳光灿烂，暴风雨之后会有彩虹突现。技巧高超、态度乐观的海员会驾船驶过这一切，悲观的海员在第一阵暴雨到来时就会掉头畏缩不前。
痛苦和磨难既能重塑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我们应接受痛苦和磨难，将其作为生存的自然状况，作为成长的基本成分，但又不能对之逆来顺受。相反，我们应从痛苦和磨难中学习。没有痛苦就没有生命。我们更多地通过生活中的失败和困难而非成功变得更加成熟和明智。某种处境在当时似乎很难挺过去，它使我们遭受到地狱般的折磨，但一旦经历了、克服了，就会使我们比从前更加成熟和自由。
卡夫卡（Kafka）说过，谁保留着对美的鉴赏力，谁就永不会老。反之亦然。如果我们老是说情况对我们会很糟，那么情况或许真的会变得很糟。莎士比亚说过，并不存在美和丑这样的东西。相反，是我们的思想和态度使得某样东西成为美的或丑的。如果将我们的思想集中在丰富我们的关系的建设性思想上来，就能从过去的思维中摆脱出来，就更清楚目前的情况，并受到目前情况的鼓舞。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再担忧。
恐惧使我们停滞不前，而勇气使我们勇往直前。为了克服恐惧，我们需要勇气。但怎样才能找到勇气呢？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和对事物的看法变得更加积极。当我们看到某种负面的影响时，应记住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总是可能找到好的一面。
另一种可能使我们停滞不前的感情是负罪感。当我们成长和发展时，我们常常会有迷失感，或面对眼前的任务力不从心，或感到我们没有全力以赴，或者情况需要我们时我们却不在场。正是在这个时候，负罪感这种使我们痛苦消极的情感凸现出来。妇女尤其如此。我怀疑在创世之初上帝向人类分发负罪感时，妇女排在队列的最前面，得到的负罪感最多。然而，负罪感对我们毫无益处，因为它使我们向后看，怜悯我们自己，因而使我们停滞不前。它是乐观主义和积极思考的对立面。德莱卡思（Dreikurs）写道，“负罪感是我们根本没有的良好意图的表现”。《心灵自由之路》，第109页。另一方面，做错事情的羞耻感却是一种令人不快但有用的情感经历，这意味着我们已经遭受了足够的磨难，能尽我们所能纠正错误，然后轻装前进。
那些因生活不富裕而感到不快的人，远远超过那些因生活贫困而感到不快的人。一般而言，那些不知足的人，即使有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也快乐不到哪儿去。
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梦想成真，我们就能梦想成真。一个喜欢并抱有积极态度的人从不会停止尝试，从不轻言放弃。他会竭尽全力达到生活中的最佳目标，将梦想变为现实。
我们只有经过艰苦攀登——我们的手和膝盖会被擦伤，才能到达山顶。但是，展现在我们眼前的广阔无垠的天际使我们心中充满惊喜，这是我们付出艰苦努力之后所得到的回报。我们爬得越高，天际变得越宽广，景色越发奇异，我们发现的东西也会越多。
我们不应枉费力气去试图改变生活中那些不能改变的东西，而应努力改变我们对这些事物的态度。例如，我必须外出，天又在下雨。我不想淋雨，但又不能改变天气，让雨停下。那么，我可以穿上雨衣，带上雨伞。
在这里，我们默忆一下那段著名的祷告词是有益的：
啊，上帝，给我勇气改变我能改变的东西，给我力量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东西，给我智慧区分这两种东西。
一位叫悉尼·哈里斯（Sydney Harris）的记者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事例，说明改变态度意味着什么。一天，他与一个朋友一起到一个报亭去。这位朋友热情地与卖报人打招呼，卖报人只是咕哝着回应了一声。当卖报人粗鲁地递给他的朋友一份报纸时，他接过报纸，并祝卖报人周末愉快。当他们走开，沿着街上走时，这位记者问他的朋友，“那个人总是对你这样粗鲁吗？”
“很不幸，是这样。”
“你一直对他这样彬彬有礼吗？”
“是的。”
“那你为什么要对他这样礼貌呢？他都那样不讲礼貌啊！”
“因为我不能让他决定我该有怎样的行为。”
一个真正充满人性的人是自由的，在每一时刻都知道怎样保持主见，不会屈服于微小的压力，不会让他的行为和反应被别人的卑贱的举动和一时的感情冲动所左右。一个真正充满人性的人会支配自己的行为，而非仅仅作出反应。
一个深怀爱心的人应尽一切可能消除消极的情感，将精神集中在美、善和快乐上。尽管他应时时明白生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幸福快乐的，糟糕的事情确实会发生，但他不应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些东西上。如果摆脱不掉世界上的阴暗面的笼罩，我们将看不见一切美好善良的东西。我们只有让尽可能多的门敞开，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消极的人总是寻找并能找到支持他们的消极态度的证据，正如积极的人寻找并能找到生活中的美好一面。这两种类型的人都是存在的：他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他们所作的选择。内心感到幸福满足、情感细腻且丰富的人，具有更加稳定、更加有意义的婚姻关系。
在对待我们的婚姻关系方面，我们需要培养积极的思维方式。我们要理解人类能通过采取不同的思维模式改变他们的生活，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幽默感、化险为夷的魄力、享受生活的能力以及分享快乐的能力，这些全都是成熟的标志。相反，那些认为一切都理所当然、很少欢笑或抱怨不休的人，不会保持一种严肃而持久的关系。所以，在择友时，尽量了解有关对方的情况，包括在逆境中的表现，这是很重要的。通过掂量他怎样面对生活及其如何应对面临的问题，是否抱着消极的态度，是否害怕或者是否有负罪感，我们就能判断一个人的成熟程度。如果我们的未来伴侣在面对困难时通常在别处找原因而不去讨论和分析问题，那么这种迹象不应忽略。我们应当严肃地考虑，他是否是我们的合适人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