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高度重视农业在中国工业化道路中的特殊地位。在1957年1月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集中阐释了他关于重视发展农业的基本观点。他指出：在一定的意义上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为了“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把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提到了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高度加以论述。他说：“这里所讲的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的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之后，毛泽东在总结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以农（业）、轻（工业）、重（工业）为序安排国民经济的方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思想，并把它确定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的深化。
新中国诞生之初的1949年，中国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占GDP的比重只有12.6%。200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为45935亿元，占GDP的比重达到44.9%。在上述的一组对比数据背后，隐含着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伟大而传奇的故事。这个奇迹蓝图的设计者和初期奋斗的指挥者，就是毛泽东。中国用了近30年的时间，初步构造起了独立、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由起步阶段逐步进入了工业化的初级阶段。
尽管，我国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存在不少缺陷和失误，但其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成绩，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指出：“尽管曾经存在着失败和挫折，但是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亚洲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2～1978年的25年间增加了4倍，即从1952年的600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3000亿元，而工业在增加的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最大。人均国民收入指数（以不变价格计算）从1949年的100（1952年的160）增加到1957年的217和1978年的440。在毛泽东时代的最后20年间，而且连大跃进的经济灾难也估计在内，中国的国民收入在1957年至1975年期间翻了一番多——人均增加63%。”
“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中国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的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家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1952年，工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农业产值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颠倒过来了，工业占国家经济生产的72%，农业则仅占28%了。”
“其实毛泽东的那个时代远非是现在普遍传闻中所谓的经济停滞时代。而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的主要的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对毛泽东在中国工业化历程中贡献的评价，是客观、公正的。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毛泽东密切注意着城市的发展和建设。他从世界各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认识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在中国“一五计划”期间，我国城市人口增加了3000万，极大地加速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
毛泽东重视工业化，也重视城市建设，但在工业化与城市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我们是有教训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1952年），我们提出，“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在大约四分之一世纪内（1953～1978年），围绕工业化新建、改建、扩建城市，从而出现工业化与城市化割裂的局面。
新中国诞生前夕，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提出了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开始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战略方针。那么，怎样贯彻实施这个方针呢？决议指出：中心环节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一方针统领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城市工作。变消费型城市为生产型城市的城市建设方针，实际上是共产党改造旧城市的一项浩大工程，人民政府在这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实践证明，笼统地提出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并不符合城市经济恢复的普遍要求；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均是不妥当的。所以当其他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解放之后，即直接将恢复和发展生产作为基本方针，并没有强调“把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这一方针。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当年受历史局限，我们曾经将消费与生产对立起来，但是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条件下，党和政府对于保护历史文物、改善城市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等诸多方面，给予了综合考虑，力图统筹解决，并取得了较好的收效。
在第二阶段（1953～1978年），主要是围绕工业化来建设城市。
从1953年起，中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城市建设的总方针是围绕工业化有重点地建设城市。当时国力有限，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用于工业建设。城市建设根据国家的工业化需求，有步骤地进行新建或改建。对此，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6月曾做出指示：“城市建设上要反对分散主义的思想，”“我们的建设应当是根据工业的发展需要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1954年6月，建筑工程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城市建设会议，明确提出，城市建设的目标是贯彻国家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生产、为劳动人民服务。并按照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建设的地点与速度，采取与工业建设相适应的“重点建设，稳步前进”的方针。在这个总方针下，对不同的城市确定了不同的建设方针。第一类城市是有重要工业建设的新工业城市，即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安排较多的城市。第二类城市是扩建城市。第三类城市是可以局部扩建的城市。第四类是一般中小城市。
“一五”计划时期的城市建设，重点是集中力量建设那些有重要工程的新工业城市。按照城市建设的统一规划，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建设各项市政公用设施和住宅以及各项生活服务设施，以使城市的生产设施和生活设施配套，满足生产和人民物质生活的需要。这些城市在建设中得到了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援，取得了较好的效益。
自1958年开始的3年“大跃进”中，由于庞大的工业建设，特别是全国大办钢铁，各地纷纷增加新职工，农民大量涌进城市，使城市人口骤增。1957年底全国城镇人口为9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5.4%；1960年底，增加到13073万人，占总人口的19.8%，3年净增3124万人。全国设市城市数，增加得也很快。1957年底，设市城市有177个；1960年底达到199个；1961年时又增加到208个，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2年中设市最多的一年。在“大跃进”的高潮中，许多省、自治区都对省会和部分大中城市在“一五”期间编制的城市总体规划重新进行修订。这次修订是跟着工业“大跃进”的指标进行的。因此所修订出来的城市规划，城市规模普遍定得过大，建设标准也定得过高。由于工业建设规模过大，城市和城市人口过分膨胀，远远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城市住宅严重不足，市政公用设施超负荷运转，影响了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的生活，而且征用了大量土地，占用了很多民房、绿地，造成了很大浪费，并打乱了城市的布局，恶化了城市的环境。教训是深刻的。
1961年1月，中共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做出了调整城市工业项目、压缩城市人口、撤销不够条件的市镇建制，以及加强城市设施养护维修等一系列重大决策。经过几年调整，城市设施的运转状况有所好转，城市建设中的其他紧张问题也有所缓解。到1964年底，建制市由1961年底的208个减少到169个，低于1957年的177个。城市化水平不仅没有提高反而倒退了。经过几年调整，城市建设有了一些起色，但“左”的指导思想对城市建设在决策上的影响，并未得到纠正，甚至在某些方面还有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1964年和1965年，城市建设工作又连续遭受几次挫折。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城市建设受到更大的冲击，造成了一场历史性的浩劫。在大、小“三线”的建设中，形成了不建集中城市的思想。1966～1971年，“三线”建设进入高峰时期。从战备要求出发，这一时期建设的工厂统统安排在山沟和山洞里，不但不建城市，而且要求新厂建设消除工厂的特征，实行厂社结合。要求以城市向农村看齐，来消灭城乡差别。“不建集中的城市”，建“干打垒”房屋，其影响不仅在“三线”建设，而且涉及全国的城市。
这一时期由于城市建设投资太少，欠账太多，积累的问题便成了堆。住宅紧张，成了爆炸性的社会问题；市政公用设施不足，严重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城市布局混乱，环境污染严重。
回顾我国工业化初期城市建设的这段历史，除了“一五”时期比较正常以外，城市建设走了20年的弯路，其中的教训是深刻的。20世纪中叶，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正在由盲目无序转变为自觉有序，由土地投机为主导转变为政府控制的合理规划。而我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对于城市化建设经历了曲折的道路。总的来看，城市进程迟缓，城市规划主观随意性、盲目性很大；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为了消灭城乡差别，力图把城市变为乡村，违背了历史潮流。
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否定毛泽东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而是实事求是地研究这一段历史。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城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被广泛认同。发挥城市的多功能性，突出第三产业的建设，成为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城市的建设方针和建设特点。
第三节建设“乡村型的城市”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在城市化理论中，学术界有人提出“就地式城市化”的模式，主要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农村中心集镇的规模扩大化、功能城市化、经济工业化、服务多样化，农民集中到中心集镇进行生产与生活；二是农村通过科学规划，具有现代化的基础设施、生活设施以及文化娱乐功能，农民仍在本地从事工业生产或农业产业化，享受相当于城市的现代化生活，并且可以不受限制地近距离、短时间进入城镇，进行购物、社交、教育、文化娱乐等活动。这种就地式城市化，无论从哪一种含义，都必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一是农村经济的高度发达和农民收入达到一定的水平；二是农民享受城市相似的社会保障与公共服务；三是农民生活方式实现与城市居民相近的现代化。就地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会实现村镇建设、农民生活方式和农村服务功能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同时提升，这实际上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模式。
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论，包含着中国城市化建设的丰富内涵，反映出毛泽东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探索。
经过多年的探索，当年毛泽东已积累了一套建设新农村的方案：走集体经济道路；农村办工业；城乡结合。农业社会化，与工业化相适应；机械化。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教育农民。有的研究者认为，这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概念的基本内涵。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体现了他对中国农村发展远景的深邃思考，反映了农村城镇化战略设计。或许，我们可以将毛泽东的这些思考概括成这样一句话：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镇化。
这些思想，到了20世纪60年代就发展成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农业学大寨”持续了15年之久，成为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代精神之一。近1000万人参观了毛泽东树立的这个典型，传播了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