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的二元结构是自然过渡性二元结构和制度约束性二元结构的混合体。在这两类二元结构的推动下，宁夏城乡差距自改革开放以来处于逐步扩大的趋势。目前宁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已经进入高度不平等状态，如何加快城乡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差别，逐步消除二元结构，已经受到了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本章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主来研究二元结构问题，首次测算出宁夏居民收入分配总体差距系数，并着重关注城乡在人文等诸多方面的差距问题。
一、宁夏城乡收入差距现状
城乡差距最主要的衡量指标是城乡收入比，又分为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两种，也有以消费比来测量的。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集中体现了城乡差别的主要方面。但由于城镇居民收入在改革初期，以实物为主的福利分配占一定比重，考虑到城乡福利差异，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程度肯定大于我们测算的水平。
据测算，1982～2010年间，宁夏城乡居民名义收入差距从2.28倍扩大到3.28倍，宁夏城乡收入差距呈扩大的趋势。分阶段来看：
1978～1983年，农村处于从人民公社向家庭经营的体制转变时期，到1983年宁夏基本完成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从中获益良多，城乡收入比降低到1.94：1。
1983～1987年，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始，农产品开始出现结构性过剩，城乡差距逐步扩大，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9.0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递增15.74%，1987年城乡收入比扩大到2.46：1。
1987～1994年，农村乡镇企业发展迅速，城镇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增长，城镇职工多次调资，农民纯收入递增13%，城镇居民收入递增17.76%，城乡收入比扩大到3.28：1。
1994～1998年，农村享受粮食等农产品保护价格政策，而城市过剩经济全面出现，农民纯收入递增17.8%，城镇居民收入递增8.33%，城乡收入比缩小到2.34：1。
1998～2003年，前期农产品价格暴跌，后期城镇居民收入刚性增长，农民纯收入递增3.07%，城镇居民收入递增10.75%，城乡收入比扩大到3.35：1。
2003～2008年，宁夏特色农业和设施农业发展迅速，劳务经济比重提高，取消农业税、增加农业补贴，农民收入增长迅速。然而，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增加迅速，城乡收入比扩大到3.51：1。
2009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增长减缓，城乡收入比降低。从2002年起，宁夏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例一直在降低。实际上城乡差别主要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城乡公共事业差距
义务教育资源分配过分注重城市而忽视乡村。农村教育和文化投资很少，许多民办教师工资微薄，有能力的教师纷纷从山区向川区、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农村根本没有优质教育资源，而且教师严重短缺。
医疗卫生事业的重点已经从农村转向城镇。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农村初级医疗卫生体系，在改革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基本处于线断人散的局面，农村医疗基本依靠赤脚医生和个体医生行医。由于过高的医疗费用，许多农民小病抗、大病等死，与城镇职工享受公费医疗形成很大反差。
（二）城乡投资水平差距
近年来我国西部城市建设步伐加快，城市新区和开发区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基础设施条件显著改善。而农村劳务输出步伐加快，留守的都是妇女、儿童等老弱病残人员，农村建设投资较少，显得日益凋敝。出现部分城市像欧洲，部分农村像非洲的城乡极大反差。
2000～2010年，宁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1倍，2010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农村投资仅占10.3%，城镇投资占89.7%。虽然近年来宁夏农村和农业投资迅速增加，加强了村庄规划，施行了农村危房改造，实现了村村通，改善了交通条件，但农村投资仍然非常薄弱。
（三）城乡市场消费差距
消费地位差距。1998～2010年，宁夏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县以下零售额比重从17.02%降低到9.2%，县零售额比重从18.58%提高到24.7%，市零售额比重从64.4%提高到66.1%。农村52%的人口却占不到10%的零售额，农民越来越多地到县城及大城市购买服装和耐用品等，农村市场地位降低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的衰落。
消费环境差距。基础设施建设差距较大，城镇电价比农村便宜，一些家用电器在农村难以普及使用。农村消费的制度环境较差，假冒伪劣商品多，容易使农民上当受骗。
消费水平差距。2010年底宁夏每百户主要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彩色电视机农村为118.8台，城镇为105.2台，且电视品质和尺寸差别较大；洗衣机农村76台，城镇为94台；家庭电脑农村7台，城镇为51台；移动电话农村178.5部，城镇为185.5部；电冰箱农村35台，城镇为88.7台；摩托车农村为85.8辆，城镇为19辆。在彩电、手机、摩托车等的数量上，农村已经与城镇差距不大，但城镇在电炊具、汽车、照相机、热水器、微波炉等电器使用方面远远领先于农村。
城乡政治权利差距。公民在参与政治决策时权利存在差异。1953年选举法对农村和城市每个人大代表所代表的人口做了不同的规定，即自治州、县为4：1，省、自治区为5：1，全国为8：1。1995年选举法修改为农村与城市每人所代表的人口为4：1。2010年3月全国人大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进行了修改，规定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2011年3月2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对实施细则进行相应修改。但农民仍然没有直接参加省、市和全国人大代表选举的权利，也不能参加各级政府行政首长的选举，甚至不能参加公务员考试和国有企业招工。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中，真正具有农民身份的微乎其微。直接造成农民在利益表达上缺乏正当渠道。
城市职工有工会组织可以依靠，农民则缺乏组织形式，没有农会等形式来保障农民在市场经济中的整体利益，1990年以后农民逐步成为改革成本的承担者和利益的最大受损害群体。1958年出台的《户籍登记条例》，将居民身份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两类，建立了严格的二元户籍制度，户籍制度的负面影响至今犹存，农民在上学、就业、福利等各方面受到歧视。近些年来中央在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实施了许多亲民政策，但离城乡居民政治权利平等的目标还很遥远。
二、宁夏城乡居民收入总差距的测算
居民收入差距可以划分为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城镇内部的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抽样调查的开展，全国对农村和城镇各自内部的差距计算较为系统和完善，而对城乡差距的测算则一直没有公认的方法。宁夏至今还没有对居民收入总体差距的测算数据，使得对城乡差距的分析仅仅停留在城乡收入比的层面上。本文在宁夏农调队和城调队的基尼系数的基础上，利用Mookherjee和Shorrocks的基尼系数分解公式来测算总体基尼系数。虽然这种“城乡加权法”忽视了重叠部分R对总体基尼系数的影响，但在现有条件下，仍然不失为简便计算总体基尼系数G的可信方法。
据分析，宁夏居民收入总基尼系数从1983年的0.2675提高到2010年的0.4414，从相对平等到高度不平等。特别是1992～1995年和2000～2010年两个时期，总基尼系数都超过了0.4。国际经验认为基尼系数在0.4以上为绝对不平等，容易引起诸多社会问题，说明宁夏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到了急需调整的阶段，也说明了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经济紧缩时期收入差距缩小的特征。
1984年是宁夏农村联产承包变革以后的第二年，连年丰收使农民收入差距在新时期达到最低点，然后螺旋式从1984年的0.2288上升到2004年的0.3710。我们注意到宁夏农民收入基尼系数在29年间有5年是相对平均的（1982～1986年），24年间是中度不平等状况（1987～2010年）。原因是宁夏农村山区与川区农民收入差距较大且更多地受到农业
生产条件、家庭经营能力、非农收入等复杂因素的影响。
宁夏城镇居民收入在1982～1993年处于0.2以下的高度平均状态，而1994～2002年处于0.2～0.3的相对平均状态，2003～2010年处于0.3～0.4的中度不平等状态。宁夏城镇居民收入受工资政策影响分配相对平等，城镇内部差距对宁夏居民收入总基尼系数的贡献从1982年的2.77%提高到2004年的15.66%，虽然对总体差距贡献较小，但2001～2010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迅速扩大，其趋势不可忽视。
宁夏居民收入差距已经从以农村（山川）差距为主转变为以城乡差距为主。1983年宁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占总基尼系数的50.55%，2010年下降到占16%。而宁夏的城乡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率从1983年的45.69%扩大到1994年的67.8%，又下降到1998年的55.69%，最后又扩大到2010年的65.3%。宁夏居民收入差距以城乡差距为最大，其次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最小的是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已经成为宁夏收入不平等的主要问题。
三、对二元结构与城乡差别的理论解释
二元经济是从低分工水平向高分工水平演化的转型期出现的非均衡结构。城市的出现是工业化分工节省交易费用的需要，工业和农业对土地需求不同，农业需要大量占用土地，农民只能分散居住；工业往往集中于一个小区域内就可以进行生产活动，对土地没有太大的依赖性。当处于低分工模式时，卖工业品的人可以居住在农村，如手工业者，这时候不会产生城市和城乡差别。而当交易效率提高，工业之间分工进一步加深时，工业品需要大批量生产和分销，交易次数频繁，工业集中于城市就可以大大节省交易费用，从而形成了城市和城乡差距（杨小凯，1998年）。
二元结构可以划分为自然过渡性二元结构和制度约束性二元结构两种类型。在自然过渡性二元结构中，城里人专业化水平比农民提高得快，农民因生产率和商品率较低，从市场获得的收入也就较低。只要有城乡迁移的自由，城乡真实收入就会逐步趋于均等化。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社会向完全分工发展，二元结构就会自然消失，城乡之间的生产率、商品率以及收入水平也会均等化。在制度约束性二元结构中，城乡之间自由迁移和择业的权利受到严格限制。如我国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工农业产品交换剪刀差来从农村动员经济剩余，国家集中财力发展大工业体系和城市建设，通过户籍制度来限制农民的非农化，城乡之间福利、收入和政治权利的差别从而逐渐形成并产生路径依赖，逐步强化了城乡差别和二元结构。
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为何没有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改革开始，联产承包变革赋予了农民经营自主权，并逐步赋予了农民的择业自由和迁移自由，这实际上开始动摇了二元结构的根基。但改革开放以来城乡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了，尤其是2000年以后宁夏二元反差系数在迅速缩小，而城乡收入差距仍继续扩大，为什么呢？一方面，制度约束性二元结构的制度安排虽然被动摇，但其路径依赖还非常严重。乡镇企业的崛起虽然让农民开始分享了工业化的利益，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模式还主要是为了避免与城市利益的冲突，是绕开户籍、福利等矛盾的办法。20世纪90年代农民负担加重，近年来农村被“拆村并居”等，都说明制度约束性二元结构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还需要艰苦的博弈。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自然过渡性二元结构开始产生影响，从追求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到提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市场经济，追求效率优先的结果，城乡居民在人力资本、就业机会、从事行业、经营能力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必然会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