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习惯重于方法
48440600000012

第12章 二论治学方法

你们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治学的方法也是如此,宁可我们没有天才,拼命的努力,不可自恃天才去睡一大觉,宁可我们作乌龟,却不可去当兔子。

在这样的热天,承诸位特别跑到这里来听我讲话,我是觉得非常感激。青年会的几位先生,特地组织这一个青年读书互助会,并且发起一个演讲周,亦非常值得赞赏。在我个人,以为能够几个青年,互助的团结起来,组织读书会,或者一人读一本书,拿心得贡献给其他的会员,或者几个人读一本书,将大家所得到的结果提出来互相讨论,都是非常之好,非常之好的。可是请几个人来讲演,以为这样就达到了读书会的目的,做到了读书的目的,却是未必的。就是读书会的目的,而且这题目也空泛得无人可讲。我们知道,各种学问,都有他治学的方法,比如天文、地理、医学、社会科学,各有各的治学方法,而我居然说“治学方法”,包括得如此其广,要讲起来那就是发疯,夸大狂。但是学问的种类虽是如此其多,贯于其中的一个“基本方法”,却是普遍的,这个“基本方法”,也可以说是,或者毋宁说是方法的习惯,是共同的是普遍的。历史上无数在天文学上,在哲学上,在社会科学上,凡是有大成就的,都是因为有方法的习惯。

三百年以前,培根说了句很聪明的话,他说,世上治学的人可分为三种:那就是,第一[种]蜘蛛式的,是靠自己肚子里分泌出丝来,把网作得很美很漂亮,也很有经纬,下点雨的时候,网上挂着雨丝,从侧面看过去,那种斜光也是很美。但是虽然好,那点学问却只是从他自己的肚子造出来的。第二种是蚂蚁式的,只知道集聚,这里有一颗米,把三三两两的抬了去,死了一个苍蝇,也把他抬了去,在地洞里堆起很多东西,能消化不消化却不管,有用没有用也是不管,这是勤力而理解不足。第三种是蜜蜂式的,这种最高[级]。蜜蜂采了花去,更加上一度制造,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是经过改造制造出新的成绩的。孔子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蜜蜂的方法,是又学又思,是理想的治学方法。

一个人有天才,自然能够使他的事业碍到成功,然而有天才的人,却很少很少。天才不够的人,如果能用功,有方法的训练,虽然不敢说能够赶得上天才一样的成就大,而代替天才一部分,却是可以说的。至于那些各种科学的大伟人,那差不多天才与功力相并相辅,是千万人中之一人。

现在说到本题治学,第一步,我们所需要的是工具,种田要种田的工具,作工要作工的工具,打仗要有武器,也是工具。先要把工具弄好,才能开步走。治学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自己的能力。基本能力,本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得到本国所有的东西,外国的语言文字,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外国的智识,得到过去所集聚下来的东西,完全要靠这一方面。其他就是基本智识,从中学到大学,给了我们的都是这东西,这是一把总的钥匙,尽管我们不熟练于证一个几何三角,尽管我们不能知道物理、化学各个细则,但是我们要在必需应用到的时候能够拿来用,能够对这些有理解。再其次就是设备。无论是卖田、卖地、卖首饰,我们总要把最基本的设备弄齐全,一些应用的辞典、表册、目录,是必需的。同时,治学的人差不多是穷士居多,很多的书不能都买全,所以就要知道我们周围的,代替我们设备的有些什么。比如北平的图书馆,那里边有些什么书能够被我们所应用,比方说,协和医校制备些什么专门的书籍,以及某家藏有某种不易得到的秘典,某处有着某种我所需要的设备,这些这些,我们都要看清楚。

第二步就是习惯的养成。这可以分四点来讲:第一是不要懒。无论是工作也好,种田也好,都不要懒,懒是最要不得的,[做]学问更其如此。多用眼,不要拿人家的眼当自己的眼,多用手,耳,甚至多用自己的脚,在需要的时候,就要自己去跑一趟,必须要用自己的眼看过,自己的耳听过,自己的手摸过,甚至自己的脚走到过,这样才能称是自己的东西,才真是自己得来的。如果你要懒,那就要大懒,不要小懒,那意思就是一劳永逸。说我实在懒得不得了,字典又是这样的不好查,那我就自己去作一部字典出来,那以后就可贯彻你的懒,字典拿起来,一翻就翻着。有种种的发明的人,不是大不懒就是大懒。比方说佛教是什么,你必须自己去翻过书;比方说我今天要跑到这里来讲讲辨证法是什么,那你一定用眼、手、脚,把问题弄清楚,作提要作札记,这样即使你是错误的,然而这是你的,不是别人的。

第二是不苟且,上海人所谓不拆烂污。我们要一个不放过,一句不放过,一点一画不放过,在数学上一个“0”也不放过。光是会用手,用脚,那是毛手毛脚没有用,勤要勤得好,不要勤得没有用。如果我有权,能够命令诸位一定读那本书,我就要诸位读《巴斯德传》,他就是不苟且,他就是注意极小极小百万分、千万分之一的东西。一坛酒坏了,巴斯德找出了原因,是一点点小的霉菌的侵入。一次,蚕忽然都得了病,差多就损失到二万万佛[法]郎,那原因就是在于一点点的百万分千万分之一的一个小黄点,那是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出来的,后来找着了病,又[费]了几年之力,又找着了他的治法。那就是蚕吐了丝之后,变蛹、变蛾,然后蛾再生卵,就用这个蛾钉起来,弄干,拿显微镜照,如果蛾的身上发现了那种极小极小的黄点,那这个蛾所产的卵都把他烧了,就用了这个方法,省去了无数的不必要的损失,这就是一点不放过,一点不放过才能找出病源,这是正确,这是细腻。

第三点就是不要轻于相信人家。“先小人而后君子”。所谓“三个不相信出个大圣人”。我对这话非常佩服。所谓“打破砂锅问到底”。都是告诉我们要怀疑,不要太迷信了自己的手眼,要相信比我们手眼精确到一百万倍、一千万倍的显微镜望远镜,不要轻于相信马克思、列宁,不要相信蔡元培,或者相信一个胡适之,无论有怎样大的名望的人,也许有错。为什么人家说六月六洗澡特别好,当铺里也要在六月六晒衣服,为什么?我们不要轻于相信有许多在我们脑子里的知识。许多小孩子时代,由母亲、哥哥、姐姐,甚至老妈子、洋车夫告诉给我们的,或者是学堂里的老师[告诉给我们的]。阿毛、阿狗告诉你的不一定对,王妈、李妈也不一定对,周老师、陈老师说的话也许有错,我们说“拿证据来”!鬼,我们自然不相信了,但是许多可信程度与鬼差不多的,我们还在相信,这不好。“三个不相信,出个大圣人”!这是谦卑,自以为满足了,那就不需要了,也就没有进步了。我们要有无穷尽的求知欲,要有无穷尽的虚。什么是虚?就是有空的地方,让新的东西进去。总上所说,习惯养成的大概就是如此。有了习惯的养成,才能去做学问。

我们普遍都知道的有什么归纳法、演绎法,归纳是靠现成的材料把他集合起来,而演绎法则是由具体的事物推测到的新的结果。打个比方,今天,我们在团体和大礼堂讲演,就拿治病来说,某病用某药,某病用某药,都是清清楚楚。但为什么这就是猩红热,而不是虎列拉,不是疟疾,那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病理生理,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某部分损害了,就可以得出某种结果,就可以从旧的智识里得出新的结论。要做到这步,必须要有广博的智识。古人说,开卷有益。古人留下来的一些现成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去求?不仅是自己本行内的智识要去求,即是不与本行相反的也要去求。王荆公说:“致其知而后识。”所以要博。墨子、老子的书,从前有些不能懂,到了嘉庆年间算学的传入知道里边也有算学,随后光学、力学传入,再以后逻辑学、经济学传入,才知道《墨子》里面也有光学,也有力学,以及逻辑学、经济学。越是知道得多,了解一个事物一个问题越深。头脑简单的人,拿起一个问题很好解决,比方说社会不好,那干脆来个革命,容易得很,等到知道得多一点,他解决的方法也就来得精密。巴斯德,他是学有机化学,发明霉菌,研究得深了,那这一学问就牵涉到一切的学问上去,和生理学、地质学等等都可以发生关系。因为他博,所以蚕病了他可以治,酒酸了或醋不酸了,他也可以治,其实他并没有研究过蚕酒学,动物学家也许不能治他能治。据说牛顿发明“万有引力”,是因为见到苹果掉在地上,我们也都看见过苹果落在地上,可是我们没有发明“万有引力”。巴斯德说过(讲学问我总喜欢说到巴斯德):“在考查研究范围之内,机会,帮助有准备的心。”牛顿的心是有准备的,我们则没有准备。从前我看察尔斯的《世界史纲》,觉得内容太博,这里一个定理,那里一个证明,抓来就能应用,真是左右逢源,俯拾即是。其次,我们就要追求问题。一些有创造有发明的人,都是从追求问题而来。如果诸位说先生不给问题,你们要打倒先生,学校里没有设备供你们解决问题,你们要打倒学校。这是千对万对,我是非常赞成,就是因为追求问题是千对万对。我举一个例,有一天我上庐山,领了一个小孩子,那小孩有七八岁。当时我带了一副骨牌,三十二张的骨牌,预备过五关消遣。那小孩就拿骨牌在那里接龙,他告诉我把三十二张骨牌接起来,一定一头是二,一头是五。我问他试过几问,他说试过几问,我一试,居然也如此,这就是能提出问题。宇宙间的问题,多得很,只要能提出问题,终究就能得到结果。自然骨牌的问题是很好解决,就是牌里面只有二头与五头是单数,其他都是双数。问题发生,就得到新的发现,新的智识。有一次我给学生考逻辑学,我说,我只考你们一个问题,把过去你们以自己的经验解决了问题的一件事告诉我。其中一个答得很有意思。他晚上看小说,煤油灯忽然灭了,但是灯里面还有油,原因是灯带短吸不起油。这怎么办呢,小说不能看完。如果灯底下放两个铜子垫起来,煤油也仍是不会上来的。他后来忽然想起从前学校里讲过煤油是比水轻,所以他就在里边灌上水,油跑到上面,灯带吸着油,小说看完了。这就是从实际里提出问题得到的新学问。所以无论是学工业、学农业、学经济,第一就是提出问题,第二就是提出许多假定的解决,第三就提出假定解决人(甲、乙、丙),最后求得证实。如果你不能从旧的里面得出新的东西来,以前所学即是无用。所谓“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就如我说煤油灯这一个故事。

最后还要说一点,书本子的路,我现在觉得是走不通了,那只能给少数的人,作文学,作历史用的,我们现在所缺的,是动手。报纸上宣传着学校里要取消文科、法科,那不过是纸上谈兵,事实上办不到,如果能够办到,我是非常赞成,我们宁可能够打钉打铁。目不识丁,不要紧,只是在书堆里钻,在纸堆里钻,就只能作作像。我胡适之这样的考据家,一点用没有。中国学问并不是比外国人差,其实也很精密,可是中国的顾亭林等学者在那里考证音韵,为了考证古时这个字,读这个音不是读那个音,不惜举上一百六十七个例!可是外国牛顿,他们都在注意苹果掉地,在发明望远镜、显微镜,看天看地,看大看到无穷,看小也看到无穷,能和宇宙间的事物混作一片,那才是作学问的真方法。

到这里差不多讲完了。在上面我举了培根所说的三个畜生,这里我再加上一对畜生,来比方治学的方法。你们都知道龟兔赛跑的故事,兔子虽然有天才,却不能像乌龟那样拼命的爬,所以达到目的的是乌龟而不是兔子。治学的方法也是如此,宁可我们没有天才,拼命的努力,不可自恃天才去睡一大觉,宁可我们作乌龟,却不可去当兔子。所以我们的口号是:“兔子学不得,乌龟可学也!”自然最好是能够龟兔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