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里有三个工人正在埋头苦干，不断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有人问其中一个工人：“你在做什么？”工人面无表情，机械地回答：“上螺丝。”
那人再问第二个工人：“你在做什么？”工人愁眉苦脸地回答：“在赚钱。”
到了最后一个，那人再问：“你在做什么？”这名工人很高兴终于有人问津了，兴奋地说：“我正在参与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我在装嵌一架穿梭机，可以载人上太空，这是划时代的新发明。”
三个人在做同一件事情，却有着不同的演绎。
一代笑匠查理·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中，严厉批判工厂的机械化和冷酷无情，讽刺工业社会自发展以来的工序拆解细分，工人就只是其中的一颗螺丝钉；从前裁缝可以完成整件衣裳，今日的车衣工只负责整件衣服其中的一片衣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每一个岗位上的人都很难从自己的工作中看到整件制成品，更难以体会满足感了，所以很容易迷失，不知道工作的意义。
我们那一代人却很少迷失于找寻工作的意义这件事上，我们的目标都很清晰，工作绝对是为了赚钱养家，虽然我们“向钱看”，但并不代表我们像故事中第二个愁眉苦脸的工人一样，因为我们知道，赚了的钱可以让爸爸不用一人兼三职，可以让弟妹读书，更可以给家中添置一部电视，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更美好的愿景、一幅更伟大的蓝图，跟第三位高高兴兴的工人的梦想是一致的。
闷中寻乐爱工作
现在这个时代，除了一些专业人士外，大部分男人进入社会的最初几年都是浑浑噩噩的，读书时我们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但社会却告诉我们，你只是一颗小螺丝钉；求学时，我们以为自己适合做某一类工作，但社会却告诉我们，那类工作并不需要我们。我们总得跌跌碰碰三五年，才能找到比较适合自己的岗位，从而安定下来。
这是我们男人容易输掉的地方，因为男人总将事业视为身份的象征，甚至是自我价值的所在。虽然女人事业有成者大有人在，但工作的意义对于女人来说，始终没有对于男人那么重要。时代转变，女人仍是以爱情为上，不少女人仍视结婚、相夫教子为最终归宿，在选择工作一事上，没有男人那么多顾虑。
求职择业，在工作与兴趣之间通常出现三个组合，一是纯粹“打工”，工作与自己的兴趣不符；二是能在工作之中找到乐趣；三是最理想的，就是寓兴趣于工作之中，成功又有满足感。
曾听一位公司的女性管理阶层说过，她的目标是让所有员工都变成不上班，也就是说，她是要每位员工在工作时，都感觉到自己正在做喜好的休闲活动一样。有一家著名的外国登山用具品牌公司，他们的CEO也奉行了这位管理层的想法，聘请的员工必须是热爱登山活动的发烧友，这样，员工就能以亲身感受提供许多改良产品的意见，使得公司的产品不断进步。大部分人都认为工作是辛苦的，放假时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让员工更热爱他们的工作，就可增加公司的生产力。
然而，谁不想将工作与兴趣结合？谁不想让工作如假期般甜蜜悠闲？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地找到一份可以融入兴趣的工作的，大部分人都只是在“不太厌恶”的情况下妥协的。
工作既然占去了我们人生大部分的时间，如果不能从中找到乐趣，那么等于我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将是度日如年，白费光阴，所以我们必须懂得苦中寻乐，为沉闷的工作添色彩。例如，守在口岸的海关，每天都是重复地在旅客的护照上盖印章，这种工作可谓沉闷至极，但试想，世上有哪一份工作可以像海关一样，一天内见到那么多人？闷中寻乐的话，可以细心观察旅客的面貌，或许也能练就不错的相人功夫。
贫穷是一笔资产
我们那一代，父辈留给我们的一项重要资产就是贫穷。
贫穷虽然使我们物质匮乏，却给我们的人格带来更多磨炼。现在的青年人，幸运地不用经历我们成长时的那种苦况，但又不幸地缺少了这种严格的洗礼，以至他们对工作缺少了一份为生计和生存而战的紧迫感，俗一点的说法就是，不明白“吃饭艰难”。
有一次我到加拿大探亲，亲友安排了一位跟我素未谋面的男人来接机，如此安排，因为他是亲友中最空闲的一个。上车后，我和他闲聊起来，问他正在做什么工作，他说他正在修读硕士课程，我再追问下去，发现他原来一直都在读书，从没有工作过；多年间他转科转系转校，甚至转换留学地点，现在三十五岁了，仍是一个学生。当时我吓呆了，然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你来接我，我理应很感谢你，但有一句逆耳忠言我不得不说——你父亲真是害了你。”若非父亲有钱，又怎么可以容他一直读书？
我见过有一些中产家庭，子女读大学时每月可能有六七千港元的零用钱，名牌手袋、新手机等额外开支另计，你叫这些年青人怎么可以接受自己读完大学出来，去做一份八千港元起薪的实习职位？
当然，这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今日即使是来自公共屋村的草根家庭，也大都会让子女完成学业，为养家而被迫辍学的，相对于我们的年代来说，真的是少之又少，这一代青年赚钱“糊口”的概念已非常模糊，他们会追求更高层次的“工作意义”。
然而，“意义”二字又从何说起？这其实视乎我们该如何演绎，像文首那几个工人一样，我们是否看得通、看得透，那看似营营役役的“上螺丝”工作，其实是一项伟大工程的一部分呢？即使我们正埋首于沉闷的会计工作中，我们是否可以看到，我们服务的公司正在为创新科技而贡献社会呢？甚或，我们只是在做一些纯为营生的买卖，实在说不上多有意义时，我们何不视之为一个人在世上只为求生存的举动？那不是靠家人、靠父荫，而是一个个体独立生存于世上时，需要为自己“猎食”谋生的一个最原始、最基本的行动。
将工作还原至“糊口”的层面，其实并非妥协，而是人类生存的现实。《圣经·传道书》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生存环境愈恶劣，生命力就愈强，让我们在满足了基本生活之后，再从闲暇中去寻找人生的意义。
忘记“大香港主义”
我爷爷原是内地的大地主，爸爸一向借着父荫，是名副其实的纨绔子弟。当年为避战祸，一家人逃难到了香港，像不少上一代人的故事一样，本打算是在这里住一时的，最后却住了一世。父亲初到香港时变成了落难少爷，为了讨生活，他也得到纱厂工作当个小工；从前出入全部坐轿子，在香港为了省钱，上班连车也不敢坐，宁愿走路近一个小时上班。这种变化难听一点说，叫做“马死落地行”（广州俗语，指没有了优势、靠山），心理上需要有个很强的适应过程，才能有勇气生活下去。
今日世界轮流转，从前的南下变成了现在的北上，但我们不少人仍停留在“大香港主义”的观念中，总觉得内地环境又污秽又落后，内地人的质素差，因而抗拒到内地发展。
站在原始的觅食观点上看，“逐水草而居”是基本常识，昔日我爷爷因为香港有机会而背井离乡地逃下来，今日我们又何必故步自封呢？
自从遭遇金融危机和“非典”之后，香港的经济发展速度已逐步放缓，内地开始大踏步地建设，内地的文化、经济、教育等各个层面，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价值提升和魅力彰显，不少香港商人、文化人开始北上淘金和扬名。
我记得有部名为《老港正传》的电影，黄秋生在里面扮演一位爱国电影放映员，他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到北京去看天安门，然而天意弄人，四十多年过去了，他因为种种原因未能了却这一心愿。
相比之下，我们就要幸运多了，从香港到北京或者内地的任何一座城市，我们有的不再是空间上的距离，而是简单的时间概念，不消几个小时，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在两地穿梭来往了。内地与香港的关系愈紧密，愈需要我们放下对彼此的成见，开诚布公地互通有无，目标只有一个：发挥自己的力量，创造最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