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玲
一、林译小说与文学翻译理论的互动影响
林译小说是中国文学翻译早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也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品。林纾以完全不懂外文，擅长古文担当笔述者，与懂不同外文的18人合作，以“耳受手追”的速度翻译了近200种各国的小说。由于林译小说顺应时代需求，广受晚清民初读者喜爱，形成风靡之势，是文学翻译史上令人赞叹的标志性作品。林译小说一经诞生，对翻译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并以大量作品翻译的实例给文学翻译理论以实践例证及理论架构的影响及意义。
晚清最有影响的翻译理论的提出是被人视为“译界始祖”、“译界泰斗”的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里，首倡翻译理论“信、达、雅”为译事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在严复的翻译标准里，“信”就是译文意义“不倍原文”。为了能“达”，译者应“将全文神理，融会于心”，“下笔抒词，自善互备”，“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至于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以显其意”。为了求“雅”，严复主张“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反对“用近世利俗文字”。在严复看来，“信”、“达”、“雅”三者关系密切，缺一不可，“达”是为了“信”，“雅”是为了“达”。“译界始祖”、“译界泰斗”的“信、达、雅”翻译标准有着内在的严密性及对翻译实践现实的理论指导价值，其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翻译事业，而且还成了几代译学家长期不懈的思考和探索的方向标，为我国翻译理论的深入探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在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后，外国传教士也逐渐涌入中国，开始了文化渗透式的传教和便于传教的西学中译。西学中译最大也是最终的目的，在于扩大其传播和受众面，这就使得传教士们在翻译实践中不得不采取多种多样的策略。选译、节译、删译、编译、改译是晚清传教士常用的翻译出版策略。丁韪良在总理衙门推荐他翻译的《万国公法》时就曾说过，该译著包括赫德已经翻译的24段内容。林乐知在翻译《文学兴国策》时，并非全书照译，而是有所删节，力求使译文有的放矢。
福建籍的林纾和严复这两位中国近代译界泰斗曾经关注过英美传教士的《圣经》翻译。据史料推测，林纾很可能翻译过《圣经》或者曾有意要翻译《圣经》，因无确证，现只能存疑。而严复除翻译著名的政论性著作外，确实翻译过《圣经》中《马可福音》的第一至第四章，并于1908年在上海发表。严复、林纾与传教士的圣物《圣经》有这样的渊源，那么，严复、林纾是否也接触过传教士翻译的读本呢？林纾与传教士或教会有接洽已有定论，而在严复之前，翻译《圣经》的英美传教士，或全译或节译，或采用北京官话或采用各地方言，甚至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也将《圣经》全方位、多语言地演绎。从严复翻译的《圣经》可以看到他受传教士影响的蛛丝马迹，但是他并没有以西方传教士翻译的《圣经》为圭臬，而是独辟蹊径，以自己向来倡导的汉以前的文言将其译出，将《圣经》这部世界文学巨著用优美而古老的汉语言译介给国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严复是中国翻译史上从文学的角度翻译《圣经》片段的第一人。
林译小说最遭人诟病的就是林纾的删改、增补、误译、漏译，这里似乎可以看到晚清传教士选译、节译、删译、编译、改译等翻译出版策略的影响，同样，林纾并没完全遵循这样的翻译策略，而是在删改、增补中处处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本位和时事需要，误译、漏译方面可区分为有意误译、漏译与无意误译、漏译，前者同样体现作者的中国传统文化主体本位和时事需要，后者则很可能限于翻译水平。除此之外，林译小说还可以称得上是“信”的译作。除了显而易见的一一列出原作者姓名及国籍，对书中人名、地名绝不改动之外，林译小说还颇能传达原作神韵，即便用古文最难以表达的幽默，林译狄更斯小说及欧文小说中的幽默风味也可说得上毫厘不爽，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林译小说完全可以称得上“信”的译本。尤其在晚清不标注原著名及原作者名，任意变换原文中的人名地名，甚至窃为己著的译风下，林译小说的忠实算得上极不寻常的。林译语言简洁雅丽，常被人评为古文译小说的典范，但由于林纾能不囿于古文的禁忌，而使用了一种更通脱、随意、富有弹性的文言来翻译西洋小说，故能传神尽味，小说本身又引人入胜。林纾多用中国习惯的情节中心来推进小说进展，故不管是嗜古者，还是略通文墨之人都能读林译小说，也喜读林译小说。林译小说在雅与俗之间架构了无形的桥梁，让雅俗有机地融为一体，也称得上“达、雅”。因此，林译小说可以说呼应了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理论，是其理论的有力支持者和实践者。如果完全从逐字对译的忠实角度上看，严复本人的译作也难称“信”，他提出“信、达、雅”译例的《天演论》就多有删改及误译之处。严复在所译大多数西书中，添加了很多按语，这些按语或解释原文，或对原书评论，或结合中国社会情况任意发挥。这种独特的翻译方式别具一格，在先前美国传教士的西学译介中极为罕见。翻译怪杰林纾以不懂外文翻译西书驰名于世，他的掺入史传领悟及评点按语，甚至抢过作者之笔来增补创作的翻译方法在传教士的西学翻译活动中也是闻所未闻的。与其说严复不忠实于自己提出的翻译理论，不如说为了达到翻译西洋作品救国改良的终极目的，林纾与严复都采取了另一种翻译策略，即作家式创译法。只不过，限于翻译理论还处于发展的早期，还没有翻译批评家为这种翻译作出理论的提炼与认可，反而以错译、误译等批评否定这样的翻译实践，认为是失败之处。
林纾译的许多小说中总是倾注着真挚的爱国热情，并力图通过序、跋、按语向读者灌输这种思想，他译的《黑奴吁天录》就是明显的一例。林纾将美国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译成《黑奴吁天录》，译名本身既符合古汉语的典雅又寓有深意。他说译此书系“触黄种之将亡”，而为前车之鉴。“余与魏君同译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他从《黑奴吁天录》中黑奴受虐，联想到当时我国旅美华工备受凌辱和折磨，更想到即将成为列强俎上肉的中国人民。林纾将小说改译为《黑奴吁天录》，也是希望引起即将为“奴”的中国人的警醒。即使某些作品的主题，本与国家民族无关，林纾也总是在译作的序、跋中赋予它民族主义的意蕴。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这种做法或许有些牵强，甚至可笑，然而，在晚清国弱民穷面临奴役之境下，这些振聋发聩的爱国警钟却是唤醒、打动民众的有力呼声。林译小说的序、跋、译后小语等已构成林纾翻译策略的有效手段，因此也已成为林译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作家式创译
“离形得似”，往往是指译者在遇到语言的或者文化的隔膜的情况下，对付不可译性的一种创造性手段，它普遍存在于翻译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上，是文学翻译的审美价值的基本特色之一。“得意忘言”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一个概念，我们可以借用来描述翻译，指译者的再创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指文学翻译过程中“言”与“意”之间的对立与统一。译者对原作的审美的把握，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译者对原作的审美理解与感受，即透过原作的“言”，去捕捉原作的“意”，另一方面是译者以自己的“言”去传达他所理解和感受到的原作的“意”。而林纾由于其独特的合作翻译方式，正好使这两方面由口述与笔述二者一起合作完成。“言外之意”的不可捉摸，审美感受的不可言传，造成译作与原作之间的“隔”和艺术传达上的“隔”。为克服这些“隔”发挥艺术的再创造，最终达到“和而不同”的审美效果。虽然在语言形式上与原文不同，但在精神实质上与原作是一致的，显然是一种艺术的再创造。林译小说典型地体现了这种“离形得似”和“得意忘言”，但由于林纾并未直接接触原文，他真诚地相信他以文言翻译的西洋近代小说是体现了严复的“信、达、雅”的，虽然，严格来说，连严复本人都没有实践自己的理论，更何况林纾与人对译的“耳受手追”的翻译方式，再加上出于改良群治的爱国目的，完全的“信”是不可能的，只能是“离形得似”和“得意忘言”的精神实质的“不隔”。而有些作品为了时事爱国需求，甚至通过删改、增补达到颠覆原作精神的效果。《黑奴吁天录》原作斯托夫人宣扬的宗教改造救人的主题在林译里就已基本消失了。晚清民初虽然并未从理论上提出对读者接受的重视，但稿酬制度在20世纪初最终确立，不仅意味着近代作家已享受到应得的劳动报酬，同时也体现了全社会和出版界对著作人权利的承认和尊重，同时还意味着读者在作家的视野里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稿酬制度出现在文学界，它直接促进了作家群体的扩大和创作事业的繁荣，并为职业作家的成长和壮大奠定了经济基础。晚清稿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大事，也是在西方文化影响下中国出版事业近代化的一个标志，也是大众读者正在成熟的一个标志。当报刊和出版社向作家付稿酬已形成制度后，就给小说作者提供了可靠的经济收入，而且有的作者完全可以靠稿费收入生活。以林纾为例，商务印书馆付给他的“林译小说”稿酬是千字6元，林纾在《斐洲烟水愁城录.序》和《孝女耐儿传.序》中说自己通常是每天译书4小时，一小时译1500百字，计6000字，可得稿费36元。如按林纾一个月工作20天计算，月收入可达720元。倘以三分之一给口译者，则每月仍可收入480元。当时一位中学监督（校长）每月薪金50元，林纾的稿费月收入接近10位中学校长工资收入的总和，非常可观。林纾稿酬很高，一方面固然已是成名大家，另一方面也确实反映了林译小说很受读者喜爱。林译小说在文学翻译史上已成为专有名词，显示林纾个人风格渗进译作，形成独特品味的特点。富有译者自我风格的译作往往比较容易为读者接受和追捧，而用读书人习惯的文言翻译语言，读起来如见故旧，颇能迎合当时中国读者的口味，符合当时中国人的欣赏习惯。但当时代、读者变化了，这种过于契合时事、读者的作品也会成为首先被抛弃的对象。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林译小说遭到抨击、痛骂，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过于契合时事、读者也是时代变化后必然的命运。
林纾没有使用白话文翻译西洋小说，而是努力将西洋小说的种种装进貌似“古文”的语言里，并获得了巨大成功。正如年轻的梁启超在赞扬严复关于斯密《国富论》的翻译的同时，对于文章的古奥也不得不抱怨说：“其文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
而严复回答得直率、干脆：“不佞之所以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严复所要号召的读者是社会精英，因此他决定使用一种对这一高贵阶层有感召力的语言。他对群众将直接阅读他的译著不抱任何幻想。林纾虽没有那么绝对，但林纾拒绝使用白话的潜意识心理与严复有骨子里的相似，只是碍于小说乃通俗之物，使用严格的古文实在行不通，才运用这种更通脱、随意、富有弹性的文言，但由于用语雅洁，常被人误认为古文，也算达到了林纾内心希望提高小说地位与价值的效果。严复译文的典雅气质或许反映了他的美学倾向，他为自己的语言艺术而骄傲。然而，严复通过证明西方思想适宜用最典雅的中国散文形式表达来影响囿于古文形式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动机，是确实存在的。严复这一努力是如此成功，以致许多保守的知识分子都为他的《天演论》一书译文的优美风格所倾倒而争相读他的著作。而且出乎他的意料，许多青年学生也贪婪地阅读他的著作，从中寻求启迪。有意味的是，林译小说也同样既获得了嗜古者的青睐，又博得了年轻读者的喜爱，其翻译策略被证明是成功有效的。
译语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翻译诗学的潮流。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时，曾有人主张“欧化的白话文”、“欧化的国语文学”。诗人何其芳曾回忆说：“我当学生的时候没有学过汉语语法，有很长一段时期，我不大了解汉语句法的一些特点，常常以外国语的某些观念来讲求汉语句法的完整变化。这样就产生了语言上有些不恰当的欧化。”可见译语文化对汉语文学语言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尤其是晚清民初域外文学长驱直入，中国文学甚至被逼退得拱手让出了文学主流的阵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直译之风盛行，域外文学成为傲视土生土长文学的宠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