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译”
孔子说公冶长,“可以把女儿嫁给他。他虽然被关在监狱里,但不是他的罪过”。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析”
前面已经说过,孔子非常重视辨识人,并且有一套比较科学正确的方法。这就是不仅要听其言观其行,而且还要深入其内心世界。通过这个方法,可以对人有比较全面、深入的了解。正是基于这种了解,所以孔子就不以一时荣辱取人。不过,世上这种人太少,大多是一知半解之人和势利之人。
5.2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
“译”
孔子说南容,“国家政治清明,他不会被废弃;国家政治黑暗,他可以免于刑戮”。于是把自己兄长的女儿嫁给了他。
“析”
在孔子看来,南容是个谨言慎行的人。这样的人在国家政治清明时就会被重用,而政治黑暗时可以不会被杀。于是,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他。结合上章,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有一套识人的方法,因而其待人的态度和做法与世人并不一样。一个人只要被孔子认为是仁德的,无论他身处何种境地,孔子都会支持他。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这需要智慧、胆量和眼光。当然,孔子识人的方法需要时间,这也是其他人难以做到的。不过,他的做法给人以一种方向。
5.3
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
“译”
孔子评论子贱说:“这个人真是君子!如果鲁国没有君子,他是从哪里学到这种好品德的呢?”
“析”
前面孔子已多次讲到君子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呢?回答是肯定的。鲁国子贱就是一个典型的君子,而且,还不止这一个。也就是说,君子不是仅存在孔子的观念中,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还不少。这样,孔子树君子这样一个标杆就更有意义,更有说服力,更能鼓励人们向善。如果没有或做不到的话,那么,树这样一个标杆就不太有意义了。因为完全可以当做假、大、空的东西看待。
5.4
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译”
子贡问孔子:“我怎么样?”孔子说:“你好比一个器皿。”子贡又问:“什么器皿?”孔子说:“是瑚琏。”
“析”
像子贡这样当面问孔子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在孔子的弟子中是不多的,或者说很少。此类事情在《论语》记载不多就是最好的说明。这种师徒之间坦诚的问答可以看出他们良好的关系,彼此间无须客套,并且孔子对自己弟子的个性特点了如指掌,也说明子贡是个自信的人,故而会当面问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
5.5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译”
有人说:“冉雍这个人有仁德但不善辩。”孔子说:“何必要能说会道呢?强嘴利舌和别人辩论,常常被人讨厌。我不知道冉雍是否有仁德,但何必要能说会道呢?”
“析”
为什么孔子主张有仁德的人不需要善辩呢?为什么不让一个有仁德的人通过自己的演说去推广仁德呢?这是因为,仁德关键在行,而非言。也就是说,仁德不是靠说说的,而要靠做到。只有做到了,仁德才有感召力。否则,一个没仁德的人即使说得天花乱坠,也没人会信,也就谈不上道义上的力量。而且,在孔子看来,一个有仁德的人必是一个谦让之人,自然不会和人强辩。另外,前文也说了,在一个道德性规范社会,一个人保持低调才是生存之本。
5.6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译”
孔子让漆雕开去做官。他说:“我对此还没有信心。”孔子听了很高兴。
“析”
虽然孔子培养的是为官者,也鼓励弟子去做官,但是,如果自己的弟子对做官还没有把握,还暂时不去做官,孔子对此也并不责怪,反而对弟子的这种认识感到很高兴。因为,在孔子看来,为官是种责任,要上对得起君王,下对得起民众。从中可见,孔门之人不是官迷心窍,不认为官就是一切。这与后人为官之风迥然不同。
5.7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译”
孔子说:“我的主张行不通,我就坐木筏子到海外去,跟随我的大概只有仲由吧!”子路听到后,非常高兴。孔子说:“仲由的勇敢超过了我,其他没什么可取的。”
“析”
春秋时期正处于社会大变革时期,旧的社会秩序全面瓦解,新的社会秩序还正处在建立中。这种社会的破与立需要通过武力和强力以及一切刚性的东西来完成,任何软性的东西和温和的方式都无济于事。但是,孔子想为万世开太平,主张以礼制和仁德治世,也即用温和的方式和道义上的东西来治理国家。这自然与变革时代的要求不符,不会被统治者采纳,自然孔子也只能不断地失望。虽然孔子是个执著的人,但失望多了,难免心灰意冷,发出归隐的感叹。
5.8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译”
孟武伯问孔子:“子路仁吗?”孔子说:“我不知道。”他又问。孔子说:“仲由,在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中,可以让他负责兵役和军事工作。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仁?”孟武伯问:“冉有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冉有,一个有千户人家的封地,百辆兵车的采邑,可以让他总管。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仁?”孟武伯问:“公西赤怎么样?”孔子说:“公西赤,可以让他穿着礼服,站立在朝堂上,接待贵宾,但我不知道他是否仁?”
“析”
孔子对他的三个弟子的能力作了评价,认为他们有处理好军事、内政和外交事务的能力,但对他们是否做到仁不敢肯定。从中可以看出,孔子把仁德放在比一般能力更高的地位上。因为在权力—道德型社会,仁德是当政者首要的、最根本的素质。一个当政者如果没有仁德,那么,他就无法教化民众,无法为社会确定正确的方向,他所具有的军事、内政和外交上的一切能力都可能成为实行暴政的手段。因而,当政者首先要有仁德,其次才是能,能是为仁德服务,要受仁德指导。
5.9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译”
孔子对子贡说:“你和颜回,哪一个更强啊?”子贡回答说:“我怎么敢和颜回比?颜回听到一件事就可以推知十件事,我听到一件事,只能推知两件事。”孔子说:“你是不如他,我同意你说的,你是不如他。”
“析”
又是孔子和子贡的对话,而且,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比较敏感尖锐的话题。孔子问子贡他和颜回比谁能力更强,子贡很谦虚地说他不如颜回。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与子贡之间不寻常的关系,他们之间可以无话不谈,另一方面也说明子贡在孔子心目中的地位。因为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孔子拿他和颜回比,从中说明子贡也很优秀。事实上,子贡的确很优秀,甚至在孔子生前就有贤于孔子的名声。
5.10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于予与何诛?”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于予与改是。”
“译”
宰予白天睡觉。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无法雕刻,粪土的墙壁没法粉刷。对于宰予,责备他有什么用呢?”孔子说:“开始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于人,是听了他的话还要观察他的行为。是宰予让我改变了观察人的方法。”
“析”
前文已经说过,孔子的人学是实用性人学,不仅重视辨识人,而且也有辨识人的方法。本章孔子提出了一种辨识人的方法,即听其言观其行。这种方法和前面说过的有些类似。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值得一说的是,孔子也并非天生就有过人的识人本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识人的本领。孔子本来是听人说什么就相信他是怎么样的,后来在实践中发现这种方法并不能有效地判定一个人的为人。所谓吃一堑长一智。于是,孔子在听其言后还加上观其行。这样基本就能判定一个人的善恶了。孔子尚且如此,普通人更需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识人的本领。只有全社会提高了辨别善恶的能力,那么,恶的容身之所就会大为减少,甚至没有。
5.11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
“译”
孔子说:“我没有见过刚强的人。”有人回答说:“申枨。”孔子说:“申枨欲望很多,怎么能刚强?”
“析”
一个人欲望太多,就会被欲望俘虏。那么,他就有可能是非不分,黑白不辨,该坚持的不坚持,该放弃的不放弃,成为一个没有正义感、没有是非的人。这样的人不仅称不上刚强的,反而是软弱之人。而且,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的欲望中,就会不思在道德方面有所精进,反而会削弱、放弃自身的道德修养,成为一个内心道德力量软弱的人。这样的人对古代社会构成了威胁。因为古代社会是个等级刚性社会,也是道德规范性社会,如果放纵人们的欲望,不注重人们的道德修养,不辨黑白,就会败坏社会风气,破坏刚性社会秩序,导致社会的解体。正是看到了人欲对古代社会的危害性,后世才走上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道路。但是,随着科技和生产力发达起来,刺激了各种人欲,使其空前强烈,社会再也无法通过灭人欲的途径来稳定社会秩序了。于是,如何在人欲高涨的条件下稳定社会秩序成为新的社会课题。
5.12
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
“译”
子贡说:“我不想别人强加什么东西给我,我也不想把东西强加给人家。”孔子说:“赐呀,这不是你所能做到的。”
“析”
这里子贡提出了如何相互公平对待乃至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确保社会的公平和正义的问题。在孔子看来,通过提高个体道德水平的方式就可以达到相互公平对待乃至公平对待每一个人。试想一下,如果都成为仁者,那么,就能在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中不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对方。如果没有达到仁者的道德水准,那么,就有可能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要让大家都做到仁不是容易的事。但是,以道德方式来达到相互公平对待乃至公平对待每一个人,却是古代社会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最主要的方式。到了现代社会后,法治方式成为保证社会公平和正义最主要的方式。
5.13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
“译”
子贡说:“老师讲礼、乐、诗、书,我们是可以听到的;老师讲人性和天道,我们却是听不到的。”
“析”
孔子很少讲玄奥晦涩的性与天道,更多的是讲有助于道德教化的礼、乐、诗、书。在孔子看来,把人教化成一个有仁德的人,要从身边的言行和具体的规范入手,而不是言说玄奥晦涩的理论。因为经验性的东西是活生生的,极容易让人学习掌握,而高深悠远的理论会使人们对道德教化敬而远之,反而不利于人们道德修养的提高。总之,孔子注重礼、乐、诗、书的传授,寓教化于具体的东西中,以此获取最大的道德教化收益。
5.14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
“译”
子路知道某一道理,还没有能去实践,唯恐又听到新的道理。
“析”
本章讲述了子路在学习了解一个道理后就要付诸实践,还生怕没实践好又听到另一个道理,来不及实践它。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孔子教育的特点,即学后要勇于实践,乐于实践,特别是德行修养方面更是如此。
5.15
子贡问曰:“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
“译”
子贡问道:“为什么给孔文子一个‘文’的谥号呢?”孔子说:“他聪敏勤勉,爱好学习,不以向比他地位低下的人请教为耻,所以给他‘文’的谥号。”
“析”
在孔子看来,“不耻下问”就是不仅要向老师、长辈或地位高的人求教学习,还要向学问、德行修养上不如自己但有一点长处的人请教。“不耻下问”不仅可以增长自身知识才干,而且,能培养谦逊的思想品格,不盛气凌人、妄自尊大,有助于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孔子不仅仅提倡“不耻下问”,而且,自己也做到了这一点。他向自己的弟子学习,向普通民众学习。这在《论语》中有不少地方都有反映。从中也可以看出,孔子注重言行合一,注重身教。
5.16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译”
孔子评论子产说:“他有君子的四种德行:他的行为态度庄重,他侍奉君主恭敬,他抚养民众有恩惠,他役使民众合理而适当。”
“析”
在孔子看来,当政者要庄重严肃,忠于君上,关心民众,合理地役使民众。一个当政者举止轻浮,不庄重严肃,就会失去民众对他的信任。对上不忠,则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下属也对其不忠。对民众冷漠,视民众如草芥,并残暴地对待他们,则会失去民众的支持,乃至有可能引发激烈地反抗。总之,在德治社会,当政者自身道德修养要好,如此就是一个成功的当政者。但是,我们知道,古代社会不仅是道德性社会,也是个强权社会,即权力—道德型社会。权力往往会盖过、压制道德,最终导致国家治理严重偏离道德的轨道,进而导致社会动荡不安。需要说的是,这些对当政者的要求不仅在古代社会适用,事实上,对现代社会的当政者来说也是有用的。
5.17
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译”
孔子说:“晏平仲善于和人交朋友,交往越久,别人越尊敬他。”
“析”
齐国晏平仲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孔子没说他的才干、功绩,而只是说他如何善交友。这反映出孔子的一个基本的倾向,即以德论人。由此可知,在道德性社会,当政者的才干、功绩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为人,他的道德品质。即使功绩再大,如果为人不好,就会受到口诛笔伐。需要说的是,这种过分重视人的道德关系,或者说过分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妨碍了中国人对自然的深入探索。
5.18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节藻,何如其知也?”
“译”
孔子说:“臧文仲替大龟盖了房子,把房子的斗拱雕成山形,房梁短柱上画着水草花纹,这种人怎么能说是聪明呢?”
“析”
臧文仲被当时人们称为智者,但是,在孔子看来,他不是一个智者。因为,他做虚器,不务民义,谄渎鬼神。如果这种不做实事的人都被称为智者,那岂不是要混淆视听,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混乱吗?所以,孔子旗帜鲜明地对他加以批评,认为他不仁、不智。
5.19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译”
子张问道:“令尹子文多次当大官,没有显出高兴的样子;多次被免职,也没有显出怨怒的样子。(每次免职后)一定把自己的政令全部告诉来接任的新令尹。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够忠诚。”子张问:“算得上仁了吗?”孔子说:“不知道。这怎么能算仁?”子张又问:“崔杼杀了齐国国君,陈文子家有四十匹马,舍弃不要,离开齐国。到了另一个国家,他说:‘这里的执政者和我们齐国的崔杼差不多。’又离开了。又到一个国家,又说:‘这里的执政者和我们齐国的崔杼差不多。’又离开了。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够清高。”子张问:“算得上仁了吗?”孔子说:“不知道。这怎么能算仁?”
“析”
在孔子看来,子文忠诚,陈文子清高,但是,他们还都称不上仁。虽然孔子告诉人们只要立志行仁,每个人都能做到,不存在力量大小的问题,但是,孔子又担心仁太易达到,而轻视仁,漠视仁,乃至不以仁为然,以取笑仁为乐,这反而败坏了仁的声名,结果导致人们不去行仁。故而,孔子不得不把仁提到一个相当高的高度。
5.20
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
“译”
季文子每件事都要考虑多次才行动。孔子听到后,说:“考虑两次也就可以了。”
“析”
虽然孔子主张谨言慎行,但他又认为过犹不及,不主张过于谨慎。谨言慎行,凡事三思,相对于鲁莽冒进,能使人比较全面地考虑问题,少犯错误。但是,过于谨慎,顾虑太多,就难免会贻误时机而犯错误,以致于怯懦,不敢做事,不敢有担当。这对治理国家是不利的。
5.21
子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译”
孔子说:“宁武子在国家政治清明时便聪明;在国家政治黑暗时便装傻。他的聪明别人可以做得到,他那装傻,别人却做不到了。”
“析”
在政治清明时,一个人可以为国奉献自己的才智;在政治黑暗时,只能隐退或装傻。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悲哀,中国人的悲哀。为什么就不能让聪明之士一生都发挥自身的才智,一生为国作贡献呢?这是对人才极大的浪费。同时,也应看到,每一个才智之士都有着强烈的上进心和使命感,谁愿意去装疯卖傻?这种装疯卖傻实在是对人性的扭曲,也对中国人的性格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作为圣人的孔子没认识到其中弊端,反而对此还表达赞许之情,认为这是大聪明,这不能不说又是一大悲哀。
5.22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译”
孔子在陈国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学生志向远大,文采又都可观,我不知道如何去指导培养他们了。”
“析”
孔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推行他的治国主张,不料受困于陈国。孔子对此很是感慨,说不如回到鲁国去,回去还能实行自己的治国主张。我们知道,孔子的治国主张由于只强调以仁德理政,只强调软性的东西,缺乏硬性的东西,因而,很难被统治者看中而加以实行。故而,孔子四处碰壁。面对连连挫折,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孔子,也不免感叹一下。
5.23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译”
孔子说:“伯夷、叔齐不记过去的仇恨,别人对他们的怨恨也就很少了。”
“析”
在一个道德规范性社会,不念旧恶,和为贵,就能淳厚民风,稳定社会秩序。试想,如果每个人都记念过去的仇恨,都要报复,那么,这个社会将充满仇恨,充满暴力。需要说的是,孔子提倡不念旧恶是基于人都讲道德,人都能改恶从善。但是,如果遇到一个以作恶为生的人,是否也不念旧恶呢?我想孔子大概不会对其一味地宽容,因为这种宽容反而是种软弱,助长其作恶的气焰,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这应该有个度的问题。还需要说的是,在一个注重实力的社会,强者不念旧恶也许还博得宽容的美名,弱者不念旧恶也许会被认为一种软弱、无能,继续被人欺辱。
5.24
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
“译”
孔子说:“谁说微生高这个人直爽?有人向他讨点醋,他却向邻居讨来给人。”
“析”
微生高向邻居讨来醋给人,并不直说自己没有,也许是怕人家说他小气,也许是想帮人家忙。因为在道德性社会,良好的邻里关系是很重要的。这应该说是一件很平常的小事,但在孔子看来,他已算不上直率。可见,孔子品评一个人物非常严格,甚至是有些苛求了。
5.25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译”
孔子说:“花言巧语,装出好看的脸色,过分恭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把自己的怨恨藏起来,表面上却还和别人交朋友,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
“析”
在道德性规范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最为主要的关系,而道德关系又是人与人关系中最为主要的关系。如果在众人中口碑不好,那么,很可能成为过街老鼠。一些伪善之徒为了获得良好的口碑,博取世人的欣赏和信任,以获得名与富贵,千方百计美化自己,把自己包装得很和善、谦恭,而不思谋去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改正自己的缺点。这种口是心非、表里不一的做法也许能使伪善之徒快捷地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但是纸包不住火,迟早被识破,被众人所唾弃。但是,这种假人对社会的负面影响还是不能低估,他败坏了社会风气,对社会秩序造成了腐蚀。因而,孔子对此大加鞭挞。
5.26
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译”
颜渊、子路站在孔子身边。孔子说:“你们何不各自说说自己的志向?”子路说:“我愿意把自己的车、马、衣服和朋友共同使用,即使用坏了,也不抱怨。”颜渊说:“我愿意不夸耀自己的长处,不表白自己的功劳。”子路说:“愿意听听老师您的志向。”孔子说:“(我的志向是)让年老的安心,让朋友互相信任,让年轻人得到关怀。”“析”
虽然颜渊和子路的志向都不错,特别是颜渊不慕虚名实利,以做好事情为目的,更是难能可贵,但是,他们的志向更多关涉自身。而孔子的志向关乎天下,也就是他以天下为己任,为天下人谋福利,而不仅仅是满足于自己道德修养的提高。这大概也就是孔子所说的仁吧。从中也可见,孔子的仁不仅仅是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更是对天下苍生的挂念。
5.27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
“译”
孔子说:“算了吧!我没有看见过能够看到自己的过错而内心自我责备的人。”
“析”
虽然孔子希望人们每天能“三省吾身”,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最终达致理想人格,但是,孔子看到现实生活中能做到“内自省”的人实在很少。对此,孔子很是感慨,也很是担忧。因为,如果人们都因面子和其他原因不承认自己犯的过错,不从内心中责备自己,甚而把自己的过错推给其他人的话,人们会因为犯错误不会有所自责、惩戒而继续犯同样的错误,在道德上不会有所进步,反而会更加堕落。
5.28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
“译”
孔子说:“十户人家的小地方,一定有像我这样讲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那么好学罢了。”
“析”
从本章我们可以推知,孔子之所以大力主张推行道德教化,其中一个因素是他看到了民众向善的道德力量。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偏远小村,没有受到教化,却有讲忠信的人,那么,接受了诗、书、礼、乐教化,就会有更多讲忠信的人,而且,这种讲忠信是自觉的、主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