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体文指收入《渭南文集》中以“记”为标志的散文，与“序”、“跋”、“疏”、“赞”等为并列概念，不包括笔记体的《入蜀记》、《老学庵笔记》和《家世旧闻》。《文集》卷十七至卷二十一共收录记体文五十四篇，另有《放翁逸稿》中所录两篇，孔凡礼辑录佚文《半隐斋记》。从所记对象看，分别有庙祠厅堂记、亭阁斋楼记、寺院道观记以及开河记、闸记等杂记。记体文为陆游散文中的重要体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皆自具价值，遗憾的是至今尚无专文系统论述，本文试做评述。
有的记中见出作者的志趣。如绍兴三十一年八月一日所作《烟艇记》（《文集》卷十七），写作者在都城临安的住所，因“隘而深，若小舟然”，故名日“烟艇”。作者厌倦京洛风尘，每起“江湖之思”，但有“饥寒妻子之累”，徘徊于仕、隐之间，欲归隐而不可得，内心十分矛盾。居室如舟，小舟随水飘荡，作者向往无拘无束的隐逸生活，心若不系舟。“烟艇”寓意深刻，是“寄其趣”，是精神寄托。陆游初入仕途不久，已饱尝人生坎坷艰难，故不时流露出退隐情绪。此文吸收赋的手法，设为主客问答，以客衬主，形式活泼，谈来亲切自然。语言简洁生动，情致清雅，韵趣兼备，耐人寻味。
淳熙九年（1182）九月三日，陆游作《书巢记》，记述室名“书巢”的缘由、含义及自我感受。作者年老多病，仍追求生活中的诗意，记中活现一个清雅脱俗的“书痴”形象。作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可见心中仍有许多不平，并未真的超然世外。此记亦用赋体设为主客问答形式，以客衬主，突出意旨，体制上即新人耳目。引经据典，亦庄亦谐，趣味盎然。句多排比，文气畅达。文末议论道：“天下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极富哲理，诗人用以“自警”，读者亦当置之座右。
《居室记》作于庆元六年（1200）八月一日：
陆子治室于所居堂之北，其南北二十有八尺，东西十有七尺。东西北皆为窗，窗皆设帘障，视晦明寒燠为舒卷启闭之节。南为大门，西南为小门。冬则析堂与室为二，而通其小门以为奥室，夏则合为一，而辟大门以受凉风。岁暮必易腐瓦，补罅隙，以避霜露之气。朝哺食饮，丰约惟其力，少饱则止，不必尽器；休息取调节气血，不必成寐；读书取畅适性灵，不必终卷。衣加损，视气候，或一日屡变。行不过十步，意倦则止。虽有所期处，亦不复闻。客至，或见或不能见。间与人论说古事，或共杯酒，倦则亟舍而起。四方书疏，略不复遣，有来者，或亟报，或守累不能报，皆适逢其会，无贵贱疏戚之间。足迹不至城市者率累年。少不治生事，旧食奉祠之禄以自给。秩满，因不复敢请，缩衣节食而已。又二年，遂请老。法当得分司禄，亦置不复言。舍后及旁，皆有隙地，莳花百余本。当敷容时，或至其下，方羊坐起，亦或雾落已尽，终不一往。有疾，亦不汲汲近药石，久多自平。家世无年，自曾大父以降，三世皆不越一甲子，今独幸及七十有六，耳目手足未废，可谓过其分矣。然自记平昔于方外养生之说，初无所闻，意者日用亦或默与养生者合，故悉自书之，将质于山林有道之士云。（《文集》卷第二十）作者退居故里，过着闲淡简朴生活，心平气和，远离世俗物欲，达到人生至乐之境。全文集中笔墨描写居室的位置、环境和陈设，以渲染衬托主人公清逸高雅情趣。语言素朴平淡，去尽火气。开禧元年（1205），陆游作《东篱记》云：
放翁告归之三年，辟舍东茀地，南北七十五尺，东西或十有八尺而赢，或十有三尺而缩，插竹为篱，如其地之数，埋五石瓮，潴泉为池，植千叶白芙蕖，又杂植木之品若干，草之品若干，名之曰东篱。放翁日婆娑其间，掇其香以臭，撷其颖以玩，朝而灌，暮而锄。凡一甲一坼，一敷荣，童子皆来报惟谨。放翁于是考《本草》以见其性质，探《离骚》以得其族类，本之以《诗》、《尔雅》及毛氏、郭氏之传，以观其比兴，穷其训诂。又下而博取汉、魏、晋、唐以来，一篇一咏无遗者，反复研究古今体制之变革，问吟讽为长谣短章，楚调唐律，酬答风月烟雨之态度。盖非独娱身目、遣暇日而已。昔老子著书，末章自小国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盖真足以致此。呜呼！吾之东篱，又小国寡民之细者欤？（《文集》卷二十）陆游时已八十一高龄，过着安闲平淡的晚年生活。他于房舍东面辟一片地，种植花草树木，名日“东篱”，朝暮婆娑其间，闻香赏花，研玩歌咏，自得其乐，有如老子“小国寡民”境界，宁静简朴，悠闲自在。作者一生宦海沉浮，追求功名，忧国忧民，晚年终于“返璞归真”，找到精神上的归宿。此记是作者晚年心态的形象记录，语言朴淡而有深味，耐人咀嚼。
《桥南书院记》活现出一个蔑视功名富贵，豪隽洒脱，清雅脱俗的“名士”形象，其中亦寄寓作者的志趣。
《东屯高斋记》作于乾道七年（1171）四月十日，时陆游任夔州通判。其中议论道：
予太息曰：少陵，天下士也。早遇明皇、肃宗，官爵虽不尊显，而见知实深，盖尝慨然以稷契自许。及落魂巴蜀，感汉昭烈诸葛丞相之事，屡见于诗。顿挫悲壮，反复动人，其规模志意岂小哉。然去国寝久，诸公故人熟睨其穷，无肯出力。比至夔，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俯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予读其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也。嗟夫，辞之悲乃至是乎！荆卿之歌，阮嗣宗之哭，不加于此矣。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思少出所学佐天子，兴正观开元之治，而身愈老，命愈大谬，坎壕且死，则其悲至此，亦无足怪也。（《文集》卷十七）记中推崇杜甫是“天下士”，有“爱君忧国之心”，“才可以佐天子”治国。诗歌“顿挫悲壮，反复动人”。慨叹杜甫命运坎坷，落魄巴蜀，寄人篱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读到杜甫“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陆游感慨流涕。此文“悲”杜甫的遭遇，实际上也是自悲不遇，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故写得情真意挚，感人至深。
陆游记体文中影响最大的是《南园记》和《阅古泉记》，两记因与韩侂胄有关，历来备受关注，争议最大。但论者关注的几乎全是作者“晚节”问题，对两记的文学性未予以应有的重视。
《南园记》是陆游为权相韩侂胄在临安西湖别墅“南园”所作的记文。据《宋史》本传，韩侂胄于庆元五年（1199）九月加少师，次年十月进太傅，记中称“今少师”，知作于此段时间内无疑。其时，陆游已致仕家居。开头一段记南园来历及位置，总体上写其依山傍水，天造地设，极山湖之美，突出“自然”、“雅趣”，藉此赞美主人的清雅志趣。
接下集中笔墨详描细绘南园内各处美景及命名由来：
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规，左顾右盼，而规模定；因高就下，通窒去蔽，而物象列。奇葩美木，争效于前，清流秀石，若顾若揖。于是飞观杰阁，虚堂广厅，上足以陈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毕备。高明显敞，如蜕尘垢而入窈窕，邃深疑于无穷。既成，悉取先得魏忠献王之诗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许闲，上为亲御翰墨以榜其颜。其射厅曰和容，其台曰寒碧，其门曰藏春，其关曰凌风，其积石为山，曰西湖洞天，其潴水艺稻，为困为场，为牧羊牛畜雁鹜之地，曰归耕之庄。其它因其实而命之名，则曰夹劳，曰豁望，曰鲜霞，曰矜春，曰岁寒，曰忘机，曰照香，曰堆锦，曰清芬，曰红香。亭之名则曰远尘，曰幽翠，曰多稼。
南园内各景点皆取主人曾祖韩琦之诗句而名之，如“许闲”、“和容”、“寒碧”、“藏春”、“凌风”、“西湖洞天”、“归耕之庄”等。于此可见韩侂胄的家学渊源、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陆游记中悉数列出，亦是一种趣味认同。
接下一段荡开一笔，作者由南园生发议论：
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公之志，岂在于登临游观之美哉！始曰许闲，终曰归耕，是公之志也。公之为此名，皆取于忠献王之诗，则公之志，忠献之志也。与忠献同时功名富贵略相埒者，岂无其人？今百四五十年，其后往往寂寥无闻，韩氏子孙功足以铭彝鼎、被弦歌者，独相踵也。逮至于公，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志忠献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孙，又将嗣公之志而不敢忘。则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哉！或曰：上方倚公如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述。《放翁逸稿》卷上）陆游说，南园虽美，但主人的志趣并不在于“登临游观”，“许闲”、“归耕”是韩琦之“志”，也是韩侂胄之“志”。陆游称赞韩侂胄人格高尚，虽“勤劳王家，勋在社稷”，但“谦恭抑畏”以“自处”。韩氏之昌并不赖其功名勋业，而赖其高尚志趣，南园即明证。陆游自称“知公之志”。最后一段是门面、客套话，陆游自称“愚且老”，此记“无谀辞，无侈言”，内心明白可能由此招致讥评。静态看，记中对韩侂胄的颂赞可谓无以复加，如说：“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哉！”但细观此文，陆游意在说明，韩侂胄继承韩琦之志，勤劳王家，功勋卓著，但却不居功自傲，善于“自处”，且生活中有雅趣。记中只是将韩侂胄心志写出，以陆游的身份和处境也只能如此写。
嘉泰三年（1203）四月乙巳，陆游又为韩侂胄作《阅古泉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