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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周易》、《尚书》的管理心理思想

一、《周易》的管理心理思想

《周易》是我国一部最古老的文献,是种种学术思想之源。现存《周易》一书,由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为《周易古经》(即《易经》),分上下篇。《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周易古经》成书于殷周之际,为我国最早的古代文献之一。另一部分为《周易大传》(即《易传》),是关于卦辞与爻辞的注释和论述,内容包括《彖上》、《彖下》、《象上》、《象下》、《系辞上》、《系辞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等十篇,这十篇又称为“十翼”。传说“十翼”为孔子所撰,一般认为是后人著作,成书于战国时代或秦汉之际。

《易经》本是占筮之书。在当时,人们掌握的知识相当贫乏,思维水平不够发达,为了生存,需要对变化着的外部环境做出估计和预测。卜筮是预测吉凶祸福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虽不能保证人们准确地把握外部环境及人与人的关系,但是却包含着先民力图根据外在环境条件的动态变化来调整自己行为的可贵努力与探索。《易经》就是这种努力与探索的精神积淀,其中蕴涵着管理心理思想的最初萌芽。我们认为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源头可追溯到《易经》而非《易传》。不过,在探索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起源时,《易传》也有参考价值。

(一)领导者的心理过程与管理

现代心理学认为,心理过程包括认识过程、情感过程和意志过程。探索与有效领导直接有关的心理过程的规律,是领导心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周易》对人的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有生动具体的描述,其中包含的心理学思想对领导行为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1.观察与思维

《易经》中“观卦”讲的就是观察。在“爻辞”中包含了观察的种类和观察的内容两方面。从种类看,观察可分为“童观”和“窥观”,前者是指幼稚无知的观察,后者是指片面孤陋的观察。从内容看,有“观我生”、“观其生”、“观国之光”等。“观我生”指观察贵族的亲族,“观其生”指观察其他的亲族,“观国之光”指观察周王国的光辉。经过这样的观察,处理好贵族内部、外部和其他部族和王国的关系,这样对贵族从政有利。“观卦”告诉我们,作为领导,观察要高远,不可幼稚无知;要全面系统,不可管窥偏狭。

在思维方面,《易经》提供给我们经验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对中国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这种思维模式,就是数、象、事、理的统一。《易经》由64个用象征符号表示的“卦”组成,并附以64条“卦辞”和384条“爻辞”。每一卦都包含着数、象、事、理。数、象、事、理相统一,即由数而生象,因象以指事,言事以寓理。这种运用经验、表象进行的思维模式就是经验思维模式。

《易经》还包含着深刻的现代科学数理逻辑原理。当代科学对此十分重视,德国数学家莱布尼兹明确声称他的数学二进制的发明深受《易经》八卦阴阳的启发。《易经》将世界简化为阴和阳两个基本元素。这两个基本元素按数理原理合成64种阴阳爻结构方式。当仅有一阴一阳时,事物就是只有两种存在的可能状态:阴或阳。此称“两仪”,即所谓“太极生两仪”。太极指阴阳统一的整体世界或整体事物。当有两阳两阴元素时,就可组合成四种状态:阳阳、阴阴、阴阳、阳阴,概称为“四象”,即所谓“两仪生四象”。当有三阳三阴共六种元素时,便可以组成八种不同的形态:阳阳阳(乾卦)、阴阴阴(坤卦)、阳阴阳(离卦)、阳阴阴(艮卦)、阴阳阳(兑卦)、阴阴阳(震卦)、阳阳阴(巽卦)、阴阳阴(坎卦),即所谓“八卦”。八卦被用以分别指代宇宙万物存在的八种基本状态或八种物态,如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将世界简化为两个基本元素,再逐层分解组合,便可得到64个形态模式。这便是《易经》历五千年而不衰,而越来越呈现出它的鲜活生命内涵的全部数理秘密或称科学秘密所在。

2.情感与意志

《易经》中“震”和“兑”两卦对人的情感作了某些描述。震为雷,古代人们对打雷存在恐惧心理。但由于各人的经验不同,认识有别,恐惧程度不尽相同,态度上也有差异。“震卦”就人们对打雷的情绪、态度作了描述。人们对待打雷,有三种反应:一是惊恐,见打雷就全身发抖。二是照样谈笑,不以为然,似乎打雷与自己毫无关系。三是非常镇定,听到震惊百里的大霹雳,手中拿着盛酒的勺子,酒不会洒出一点。《彖传》认为,听打雷而惊恐的人,行动谨慎,可以得福;不怕打雷,不慌乱的人,行动有法则;非常镇静的人,可以做诸侯,守护宗庙国家,作为祭祀宗庙社稷的祭主。《象传》不以恐惧为坏事,相反以为能因此提醒人们注意修身,即所谓“君子以恐惧修身”。《论语·乡党》说孔子“迅雷风烈必变”。孔子自己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果将上述两方面结合起来,则作为领导要时刻小心谨慎,注意修身,又要处变不惊,保持镇定。

《周易》不仅注意到领导的情绪状态,而且注意到百姓的喜怒哀乐。“兑卦”中的兑是悦字的原始写法,心中喜悦的意思。《彖传》指出:“说以先民,民意其劳。说以犯难,民意其死。”意思是领导要先于民劳动或犯难,民才悦而忘劳忘死。在以后的儒家管理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想的延续。《论语·子路》中说:“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领导以身作则,先于民劳动,这样民也会乐意努力工作。现代管理中主张关心员工的情绪生活,这里《周易》的有关思想是与之一致的。

“恒卦”、“节卦”、“蹇卦”、“解卦”内容涉及人的意志。“恒卦”的恒指持久,有持之以恒、坚持到底的意思。“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意思是做事持之以恒,坚持到底就能万事亨通,无往不利。从“爻辞”看,有恒十分重要,“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同时,有恒有一定限度,应适可而止,不可趋于极端。如掘深是好的,但掘深过久则凶,“初六浚恒,贞凶”。从管理来讲,领导要有目标,行动要朝向目标努力不懈。同时,又不能顽固、执拗、一意孤行。

“节卦”的节指节度,有节制行为的意思。一个人善于自我节制,就会万事亨通,工作顺利。但节制也不可过度,所谓“节。亨。苦节不可贞”。“节卦”初九说:“不出户庭,无咎。”九二又说:“不出门庭,凶。”这是告诉人们节制的“度”:应当节制而不节制,往往会自取其咎;不当节制而加以节制,这样会失去时机。“爻辞”主张“安节”,即心安理得的节制,还主张“甘节”,即甘美愉快的节制,实行这两种节制,就能使节制顺其自然,无过无不及,万事获得成功。

“蹇卦”和“解卦”的基本思想是阐述对待困难、解决困难的原则。现代心理学认为,意志行动与克服困难相联系,意志水平也往往以困难的性质和克服困难的难易程度为衡量标准。“蹇卦”《彖传》说:“蹇,难也,险在前也;见险而能止,知矣哉!”意思是,碰到困难,危险就在前面,要冷静思考,见险能止,这是智慧的表现。见险而止并不是见险后退,而是等待时机,去克服困难。《象传》说:“往蹇来誉,宜待也。”经历了艰难的历程,困难终将被克服,必定会大有所得,大有作为。“解卦”之解有解除困难的意思。困难开始之初,是解决困难最佳时机,这时要迅速、果断。《象传》说:“刚柔之际,义‘无咎’也。”对困难应当彻底清除,为此,不惜采取严厉手段,“爻辞”说:“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三狐可寓为问题对象理解,黄矢指铜箭头,可引申为代价昂贵、严厉的措施。

(二)领导品质

注重领导品质修养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从《周易》开始,中国古代思想家就为人们设计出理想人格模式,理想人格模式成为历代统治者、文人修身的目标。《周易》中包括的领导品质思想十分丰富。燕国材先生曾就其中理想人格论述,概括出18项心理特征:天人合一的主客观念;奋发有为的积极态度;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仁义礼智的完整道德;谦虚逊让的美好德行;诚信不欺的正直精神;不怕困难的坚强意志;自我节制的调控能力;持之以恒的坚持精神;与人和乐的积极情感;1与人和同的待人态度;12光明磊落的宽广胸怀;13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14刚柔并济的处事方法;15对待成败的正确态度;16趋时守中的处世原则;17革新创造的变革精神;18特立独行的完美人格。这18项心理特点是《周易》给我们描绘的君子、圣人共同的理想人格内容。这些品质同样也能成为今天管理者的人格基础。

二、《尚书》的管理心理思想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所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以及政治论文的选编。《尚书》又是儒家经典之一,在封建社会中,是封建士大夫必读的教科书。从管理心理学思想源的角度看,后世的许多观点都可以找到相应的胚芽。

《尚书》的管理心理学思想可概括为以下方面:

(一)领导心理

1.领导者的个体心理与管理

与领导活动效果直接联系的个体心理过程和个性特点的研究,是领导心理研究的重要内容。《尚书》对领导者的心理过程和个性特征有精彩的论述,取得了规律性的认识,并且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1)心理过程与管理

《洪范》是《尚书》中的重要篇目之一。它主要阐述了“洪范九畴”,即治国安民的九条法则。其中第二条是“敬用五事”: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这里的目明耳聪属感知,睿思属思维。现代心理学把认识过程分为感知和思维两个阶段来研究。“五事说”初步反映了这一认识过程的基本性质。不仅如此,“五事”还提出了管理者在认识方面的基本要求。这些基本要求是:管理者的态度要恭敬,言语要恰当、合乎道理,观察要明白,听取意见要敏锐,思维要通达。这些要求并非抽象地罗列,而是直接服务于管理活动。因为领导者态度恭敬,下属就会严肃;言语恰当、合乎道理,天下会大治;观察事物清楚明白,就不会受到蒙蔽;听取意见敏锐,就不会打错主意;考虑问题通达,可以成为圣人。后世思想家对“五事”十分重视,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中对“五事”作了具体阐发,北宋王安石根据《洪范》篇对“五事”的论述,探索了视听与思虑的关系。

(2)个性与管理

《尚书·皋陶谟》提出了“九德”:

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

我们认为,“九德”包括了十八种个性(人格)特点,作为领导者而言,其个性要在一般个性特点上有更高的要求。领导者的个性要注意原有个性特点的补充和完善。相对完善的个性才可称之为“德”。十八种个性特点的两两结合构成了“九德”。

基于对领导个性心理的揭示,“九德”既是修身的标准,又是“知人”——识别人才的标准。“九德”对后世管理心理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劭《人物志》关于性格的五分法和十二分法,都明显受到“九德”的分类启示。《贞观政要》第一篇论“君道”中,就论述了魏徵上疏唐太宗要弘扬“九德”。中国古代还有些思想家在探讨领导者性格特征时,还直接运用了“宽而栗,柔而立”等表述形式。日本当代著名作家山本七平十分推重“九德”理念,认为九德是正面理念,若从反面来说就是“十八不德”。在现代管理中,存在着“十八不德”样样具备的领导,他们从早到晚,忙得团团转,对部下怒声责难,工作却毫无绩效可言。

2.领导品质

《尚书》重视领导者自身品质的修养。《皋陶谟》写道:“慎厥身,修思永。”意思是努力提高自身修养,提高修养要从大处着眼,从长远考虑。《召诰》明确提出只有领导具有大德,人民才会自行遵章守法,领导的美好品德能得到显扬。该篇写道:“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

《无逸》篇对领导应具备的品质要求有较为集中的阐述。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成王年长之后,周公害怕成王“有所淫佚”,写《无逸》“以诫成王”。《无逸》篇中对领导的品质要求可概括如下:

(1)领导要懂得创业的艰辛

周公希望成王“先知稼穑之艰难”,意思是要能体会创业的艰难,王业来之不易,要好好地珍惜和继承。周公用生活中形象生动的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父母终年辛苦耕作,换来了丰衣足食,但其儿子不知耕作的辛劳,贪求安逸。不但如此,当父母劝诫他时,他还用蔑视的口吻说:“你们这些过了时的人知道什么?”大凡创业的时候,都能奋发图强。事业有成之后,往往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因此,要取得长久的发展,就要不忘创业的艰辛,保持创业时的奋斗精神。

(2)领导要关心民众的疾苦

周公告诫成王要“知小人之依”,即体恤下情,关心民众的疾苦。他列举殷、周诸王都曾在民间生活过,都曾参与艰苦的劳作,对平民的疾苦有亲身的感受。这些先王明君因为“知小人之依”,所以能“保惠于庶民”,即爱护、施惠于民。我们认为,中国古代“重民”、“惠民”思想可追溯至此。

(3)领导要勤勉、克俭

勤勉是《尚书》倡导的一条重要的领导品质。《皋陶谟》说:“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意思是做诸侯的不使自己产生私欲而贪图享受,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政务。在《无逸》篇中,周公称颂殷、周先王时,也十分推崇这方面的品质。殷中宗、高宗治国安民是“不敢荒宁”,周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实际上,周公自己也是这方面的典范,《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他为政辛劳,往往是“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连洗澡、吃饭都不得闲。勤勉,作为为政之德,殷周统治者十分重视并身体力行。

克俭也为殷周统治者所重视。周公赞扬文王克俭的品德:“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意思是周文王不敢把各国供来的赋税用于游猎玩乐。周公希望成王以文王为榜样:“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这里劝诫成王不要把万民进贡的赋税,浪费于过度的游玩享受和田猎上。不要有“今天享受享受再说”的念头。

(4)领导要严于自责,正确对待怨言

《无逸》篇指出,怨言虽出自百姓之口,但根源在于领导不能约束自己的行为。该篇写道:“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意思是,古时候君臣互相劝诫、规正,为天下做出表率,百姓就不会有怨言;否则相互欺诈、惑乱,就会扰乱先王法制,百姓就会困惑而无所适从。百姓无所适从,就会心怀怨恨,口出怨言了。领导听到百姓的怨言,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承认自己的过失,更加勤勉地工作。当听到“小人怨汝詈汝”时,领导应该是“皇自敬德”,承认是“朕之愆”。不应该“乱罚无罪,杀无辜”。

(二)人力管理心理

中国古代思想有人贵论思想的传统,这一思想可追溯到《尚书》。《秦誓》篇指出“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现代管理认为,人是最重要的资源。中国古代人贵论思想值得今天的管理者吸取和运用。与人贵论思想相联系的是,《尚书》非常重视人力管理中的知人善任。《皋陶谟》指出:“知人则哲,能官人。”意思是聪明睿智的人才能了解别人,才能用人得当。在中国古代管理中,知人善任成为治国理民的一项优良传统得到继承和发扬。

1.知人

前文已指出,《尚书》非常重视领导“德”的修养,德是领导品德的重要内容,同时“德”也是选拔诸侯、百官的标准。如“九德”不仅是领导个性修养的目标,也是“知人”的准则。

如何考察一个人的“德”呢?《皋陶谟》主张把言、行结合起来进行考察,重在考察一个人的实际表现。“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意思是,说某人有美好的德行,要考察一个人的言论,要举许多事例为验证,不能没有事实作根据便评判一个人的好坏。

《尧典》还记述了尧对舜的考察、测试。“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

尧对舜的考察包括以下方面:一是把两个女儿嫁给舜,考察他的有关心理品质;二是让舜制定五常法,结果人民都能顺从;三是让舜总理“百官”,百官都乐于听从指挥;四是让舜接待宾客,宾客都很敬穆;五是派舜巡查山林,虽遭烈风暴雨也未迷误。我国现代心理学家张耀翔对于“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评价很高,认为“这分明是一个迷津测验——一个以人做被试者之大规模迷津测验。它是一切测验的嚆矢”。

2.善任

《尚书》十分重视用人问题。《立政》篇中,周公总结历史经验,认为国家兴旺的成功经验在于任人以贤。夏桀、殷纣的做法与之相反:夏桀“弗作往任”,即不任用老成持重之人,商纣进用“刑暴德之人”,即进用性情残暴只知用刑的人。夏桀、殷纣最后都成了亡国之君。

概括《尚书》中的用人主张,具体包括以下方面:

(1)建立标准,排除个人喜好

《尚书·立政》篇认为,事(政务)、牧(治理)、准(执法)是任用、选拔人才的标准。在夏代称之为“三宅”,商代称之为“三俊”,周文王在这些基础上提出了“三有宅心”和“三有俊心”,重视考核并了解官员们的心地。如果不按标准,以貌取人,根据个人喜好用人,那就得不到贤能的人做你的官员了:“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

(2)德才兼备

《尚书》主张任用德、才兼备的人。在德与才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宁可舍才取德。在古代“德”的内容中,也包含着现代心理学所讲的个性心理品质的内容。个性心理品质的优劣是人员任用中考察的重要内容,《秦誓》篇反映了这一思想。

《秦誓》篇主张任用品德高尚,心地宽厚的人,不用嫉贤妒能、心胸狭窄的人。该篇写道:

“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孙黎民,亦职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达,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

文中的意思是:有这样一个臣子,忠实诚恳而没有别的本领,但他品德高尚,心地宽厚,能够容人容物。人家有了本事,就好像他自己的本事一样;别人品德高尚,本领高强,不但口中常常加以称道,而且从内心喜欢他。这样的人能造诣于子孙、臣民。而心胸狭窄的人,对人家有本领便嫉妒、讨厌别人;人家有了好的品德,故意压制别人,使这些人的美德不为君主所了解。这种人不但不能造诣于人,而且是非常危险。

(3)放手使用

《立政》篇说: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

该文的意思是:文王不去代替他的官员发布命令。对于处理监狱的事情,管理臣民的事情,都是根据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准夫和牧夫的意见而决定去取。对于处理监狱的事情,管理臣民的事情,文王是不敢加以不适当的干预的。周公讲这段话是希望成王以文王为榜样,继承这一用人的优良传统。

(4)创造发展条件

《洪范》篇主张对于有能力有作为的人,要让他们充分施展,这样做国家就会繁荣昌盛:“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人才,在没有被任用时,其才能往往表现为一种“潜能”,在适当的条件下,“潜能”才会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因此,人才被发现后,把他放在合适岗位上,给以施展才华的机会,这样人才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会兴旺发达。

(5)厚禄激励

《洪范》篇说:“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意思是,凡在位的官员,应当给以丰厚的待遇,使他们既富裕又有地位。优厚的待遇能满足人多方面的需要,它不仅对良好行为具有激励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贪污受贿、搜刮民财行为的发生。现代管理中,高薪养廉被作为一条切实可行的措施,《洪范》中的思想是与之一致的。

(三)信息决策管理心理

谋为中国古代管理所重视,这一思想可追溯到《尚书》。《洪范》篇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意思是遇到疑难问题,首先要自己多加考虑,此外还要和卿士商量,和庶民商量,最后还要问及卜筮。

《秦誓》篇探讨了如何避免决策失败的问题。鲁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听信杞子的建议,派遣军队远道偷袭郑国。出师时,大臣蹇叔竭力劝阻,但穆公没有听取意见,结果遭到惨败。秦穆公总结失败教训,把失败归咎于自己决策的失败。由此对决策中应听取哪些人的意见作了深刻的反省。秦穆公列举了两种类型的人:

“惟古人谋人,则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谋人姑将以为亲。虽则云然,尚猷询兹黄发,则罔所愆。”

第一种类型的人,即“古之谋人”。这种人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是一味顺从君王的心意。第二种类型的人,即“今之谋人”。这种人只知一味曲从君王的意见。秦穆公认为自己的错误在于讨厌直言敢谏的人,亲近阿谀奉迎的人。显然,要避免决策失败,听取不同意见十分重要。

《尚书》还提出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主张。《皋陶谟》说: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

其意思是上天听取意见,观察问题,是从天下万民所闻所见而来,上天表彰好人,惩治坏人,是从天下万民所爱所憎而来。天意民心是相通的。当然,上天并不存在,但是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的思想值得管理者重视。该篇还直接指出做官的要听取群众意见:“工以纳言,时而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意思是做官的应该广泛地听取群众的意见。凡是好的意见便加以表彰;凡是正确的意见便提上来,以便采纳运用。否则,如果做官的封闭下情,便要给予惩罚。

中国古代管理中有纳谏听下的传统,从上述介绍中不难发现,这一传统可追溯到《尚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