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朱元璋重视道家治国之术的研究。他即位后不久，开始对《道德经》进行注解。他反对从修炼的角度理解《道德经》，重视从管理、治理国家的角度去认识它。认为它“非金丹之术”，而是“万世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完成了这项工作。朱元璋的《御注道德真经》，分为六十七章，包含了他对道家管理思想的理解和阐发。
朱元璋认识的“无为而治”并非消极无为。他认为无论个人的修身还是治国，都不可能是“无知无为”。他说：“君子之持身行事，国王治国以陈纲纪，岂无知无为？”他对“无为而治”的理解，可主要归纳为两点：
一是“动以时而举必善”。即顺时而动，遵循自然规律。并力求做好事，给国家民众带来好处。朱元璋说：
在动以时而举必善……在乎去其恶而存其善者。君子可以利人，国王可以利济万物，即爱民治国者也。
二是“先利时而为”，“先若有事而备之”。即预先做好准备，先适时而为，以免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和后患。朱元璋在解释《老子》五十四章时说：
为无为，事无事，谓当可为之事，先利时而为之已尽，免至后多繁，为而不安也；又无事之时，常恐有非理之事及于身，故先若有事而备之，乃得安于无事也。
朱元璋还把“无为无不为”理解为是“先苦后乐”，他说：“是以圣人无为又无为而无不为矣，岂不先苦而后乐乎？”
概括朱元璋管理心理思想，主要包括：
一、领导心理思想
朱元璋倡导道家节俭主张，反对骄逸，把节俭作为君主必须具备的品质。他说：
丧乱之源，由于骄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
奢侈的结果是劳民伤财，国家会发生危亡。朱元璋在阐释“治大国若烹小鲜”时，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善治天下者，务不奢侈以废民财而劳其力焉！若奢侈者，必宫室台榭诸等徭役并兴擅动，生民农业废而乏用国危。”
他指出“躬行俭朴”是元朝兴衰的历史经验教训，由此他希望子孙后代能吸取。
元世祖在位，躬行俭朴，遂成一统之业。至庚申帝骄淫奢侈……败亡随至。此近代之事，可为明鉴，朕常以此训诸子，使之所警戒，则可以长保国家矣。
朱元璋认为君主率先节俭，能起到榜样示范作用。他说：
居上能俭，可以导俗；居上而侈，必至厉民。独不见茅茨卑宫，尧、禹以崇圣德；阿宫、西苑，秦、隋以失人心？
朱元璋对于有违节俭的做法，一旦发现即予以制止。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南京营建宫室。朱元璋见到宫室图样上雕琢奇丽的地方，即命人去之，并说：“千古之上，茅茨而圣，雕峻而亡。吾节俭是宝，民力其忽惮乎！”
朱元璋对劝诫自己的俭朴官员，还予以奖励。一次，参军宋思颜见到朱元璋穿的是洗过的旧衣服，便上言说：“主公躬行节俭，真可示法子孙。臣恐今日如此，而后或不然，愿始终如此。”朱元璋闻听，非但不怪罪，还夸奖宋思颜说：“此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于目前，而不能及于久远；或能及于已然，而不能及于将然。今思颜见我能行于前，而虑我不能行于后，信能尽忠于我也。”并特意赐币以示褒奖。
在处理君臣关系上，朱元璋提出了“同心共济”的主张。朱元璋认为自己与臣属“同心共济”是得天下的成功经验。他说：“张）士诚恃富，（陈）友谅恃强，朕独无所恃。惟不嗜杀人，布信义，行节俭，与卿等同心共济。”
朱元璋还把君臣“同心一德”作为国家治理取得成效的关键性措施。正因为如此，他勉励臣属遵循这一基本要求。他说：
天下无难治，惟君臣同心一德，则庶事理而兆民安矣。唐虞三代之时，君臣同德，故能致雍熙太和之治……朕今简用贤能，以任天下之政，思与卿等求如古之君臣，同心一德，协于政治，以康济斯民，卿等勉之！
君臣同心一德，必须相互信任，不伪诈猜忌。否则就难以达到“至治”的目的。朱元璋说：
君臣之间，两相猜忌，上下乖隔，情意不孚。君言善而臣违之，臣论是而君之，如此欲臻至治，胡可得也？
同样，领导与下属互不信任，互相猜忌，领导决定的事情，下属故意不去办，下属认为是正确的事，领导不予认同，这样怎能取得有效的管理呢？
二、人力管理心理思想
朱元璋重视人才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并主张广求人才。即位之初，他就下诏求贤，认为“天下之治，天下之贤共理之”。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命群臣举荐人才，指出仅靠一人的智慧，不足以治理天下。他说：
天下贤才未尝乏也……为人上者，能量才授职，则无施不可。盖士之进退，系乎国之治否，吾以一人之智，岂足以尽理天下？必赖天下之贤，然后足以有为。
朱元璋还善于使用人才。他的用人主张可概括为：
一是“用人不疑”。在对待臣下的态度上，朱元璋反对“疑”，他认为“疑”会招致“毁谤”，主张用“大公至正之心”待人。他说：
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谗言虽至而不入；恶而疑之，毁谤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以待人，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
二是“用人勿苛”。朱元璋认为不存在十全十美的人，不能因为小的过错而否定一个人。他说：
良工琢玉，不弃小疵，朝廷用人，必赦小过。故改过迁善，圣人与之，弃短录长，人君务焉。苟因一事之失而弃一人，则天下无全人矣。
对于能够改正过错的“能人”，他给予他们施展才能的机会：“凡士人因小过罢黜及迁谪远方者，如其才德果优，并听举用。”
三是“因材授职”。道家主张根据人的特点任用人，发挥每个人的长处，故而不存在“弃材”。朱元璋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认为：
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职，譬如良工之于木，大小曲直，各当其用，则无弃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当大事，用之者在审察其宜耳。
正是由于朱元璋重视人才，善于使用人才，因此，在他周围有着许多杰出人才，如富有韬略的徐达，英勇善战的常遇春，善于运筹的刘基。
三、信息管理与决策心理思想
朱元璋认识到个人见识具有局限性，主张听取众人意见，反对自作聪明。他说：
人主以明为治，而不自用其明，当取众人以为明，众人之见，必广于一人。故用天下之贤才以为治，使天下之情幽隐毕达，则明无不照，而治道成矣。苟自作聪明，而不取众长，欲治道之成，不可得也。
朱元璋从国家兴衰存亡的高度认识从谏与拒谏。他指出君主“饰非拒谏”会导致灭亡，而君主“屈己从谏”，臣子“尽忠进谏”，就可成就大业。他说：
朕观往古任智自用之君，饰非拒谏多取灭亡。成汤改过不吝，故为三代盛主，唐太宗屈己从谏，亦能致贞观之治，此皆后世罕及也。人君苟能虚己以受言，人臣能尽忠以进谏，则何事业不可成哉？
纳谏在决策上的作用，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提供更多的方案，以供优选；二是提供补救方案，特别是在君主做出错误决策时。古代帝王没有也不可能从今天决策的角度（更多是从国家兴衰角度）来认识纳谏的重要性。但存在着与之一致的思想。
朱元璋认为虚心纳谏才能知“得失”；否则就会“所知有限”、“所闻不广”。他说：
朕常患下情不能上达，得失无由以知，故广言路以求直言。其有言者，朕皆虚心以纳之。尚虞微贱之人，敢言而不得言，疏远之士，欲言而恐不信。如此则所知有限，所闻不广。
朱元璋还提出直言上谏能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他说：
人君深居高位，恐阻隔聪明，过而不闻其过，阙而不知其阙，故必有献替之臣，忠谋之士，日处左右以拾遗补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