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管理管理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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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章 贞观统治集团的管理心理思想

§§第三篇 中国古代管理心理思想的完善:唐宋时期的管理心理思想

公元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元贞观。以后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唐王朝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出现了“外户不闭”、“马牛被野,人行千里不赍粮,民物蕃息,四夷降附”的繁荣景象。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治世,其出现是与贞观统治集团的有效管理分不开的。

《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及其大臣的言论与行动,是研究贞观统治集团管理思想的重要参考资料。吴兢(公元670~749年)著此书的目的是为帝王施政行事做参照。该书不仅为中国后世历代帝王所重视,而且在日本影响很大。自从日本平安时代开始,就一直是日本帝王的教科书。1983年11月,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山本七平出版了一本名叫《帝王学》的书。他在日本工商界非常活跃,在松下幸之助创设的松下政经塾,担任顾问兼特约讲座。他认为《贞观政要》是“当代主管阶层最需要研究的一本‘领导学’”。该书出版后,立即受到日本工商界高层经营者的热烈欢迎。近年来,在日本,不断有工商人士对《贞观政要》发表读书心得。在松下PHP研究所出版的供企业高阶层管理使用的卡式彩色录影带中,第一卷叫做领导者的条件,其主要内容就是用《贞观政要》来讲授。

贞观统治集团的管理心理思想中,道家成分较为突出。在中国古代社会,大凡大乱平息,人民急需休养生息,在这种情况下,“无为而治”的思想就会受到重视。隋末唐初,正是处于这种社会状况,因此“无为而治”为李唐统治者所重视和应用。李唐王朝和西汉王朝有不少相似之处。西汉王朝是在推翻了暴秦之后,总结历史教训,实行黄老之术,取得了“文景之治”。李唐王朝是在推翻了暴君隋炀帝之后,总结了历史教训,迅速恢复发展生产,取得了“贞观之治”。贞观统治集团在治国中,也运用儒家管理思想,整个管理思想具有“儒道合流”的特色。

唐太宗李世民高度重视儒家学说。他曾说过“唯好尧、舜、周、孔之道”,但他说这话是针对梁武帝、梁元帝空谈佛、老,不务实事,导致国败身亡而发,其意在于强调儒学的入世态度和求治务实精神,并不能以它来否定道家思想在唐初政治中的重要作用。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先秦老子主张遵循自然规律,不妄为扰民。但在“无为”的理解上,有消极厌世的倾向。唐初统治者改造了其中的消极因素,表现得更为积极。李世民说“君无为则人乐”,魏徵说“无为而治,德之上也”,监察御史高季辅要求李世民“敦朴素,革浇浮……杜其利欲之心,载以清静之化”,宫中的妃嫔,也大谈“为政之本,贵在无为”。

李世民总结隋亡的历史教训,认为清静无为十分必要。他认为隋亡的原因在于统治者贪婪扰民:“往昔初平京师,宫中美女珍玩,无院不满。炀帝意犹不足,征求无已,兼东西征讨,穷兵黩武,百姓不堪,遂致亡灭。”为了免蹈隋亡的覆辙,他“夙夜孜孜,惟欲清静,使天下无事”。他将治国比做栽树:“本根不摇,则枝叶茂荣。君能清净,百姓何得不安乐乎?”魏徵通过与隋代政治的比较,认为隋朝由富强走向灭亡的原因在于“动”,唐朝由贫穷变为安宁在于“静”。他说:“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他进而向唐太宗指出:“臣愿当今之动静,必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

贞观统治集团在治理国家中,重视运用道家管理智慧。概括其中的道家管理心理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力管理心理思想

汉魏时期道家主张君无为,臣有为。《淮南子》说:“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作者认为,“因循而任下”才能做到“清静而不动”。贞观统治集团继承了这一思想,唐太宗认为充分发挥百官的作用,使他们各当所任,就能实现无为而治。他说:“当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在贞观统治集团内,拥有一大批杰出人才:魏徵、房玄龄、杜如晦、李靖等一代良相良将。他们各有特长,魏徵以直谏著名,李靖精于军事,房玄龄能谋,杜如晦善断,时称“房杜”。他们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人才群体。

贞观统治集团的人力管理心理思想包括以下方面:

(一)人员甄选

要使各级官吏“各当所任”,首先要甄选合格人才。唐太宗十分重视选才任贤。他曾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又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一次,他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比闻听受辞讼,日有数百。此则读符牒不暇,安能助朕求贤哉?”他认为,身为宰相应当把选才任贤作为自己的主要职责。为此,他下了一道诏令,具体事务由宰相的属下去办,宰相办理重大事情,以保证有足够的精力与时间进行人才的选拔任用。

唐太宗还重视人才的识别和发现。主张对人才要能识别,主动发现。认为不怕没有人才,就怕不能识别人才,遗漏人才。贞观三年,大臣封德彝对唐太宗说:“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听了之后很不满意,说:“前代明王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代,不借才于异代。”哪一朝代没有贤人?只是贤人被遗忘而不被发现而已,“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

针对知人困难,唐太宗提出用“自举”的方法去发现人才。魏徵引用《老子》“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指出知人确实很难,但自知决非易事,对“自举”方法作了否定。魏徵对如何发现人才有独到见解。

在《论择官》篇中,魏徵向太宗陈述他知人的方法:

贵则观其所举,富则观其所养,居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摒其所短。

这段话,与《吕氏春秋·论人》中的“八观”相比,少去“通则观其所礼”、“听则观其所行”两项。山本七平对此“六观”从现代管理角度作了演绎。他说:若引申到现代社会来看,可以说“贵则观其所举”,就是已经显贵的人,看他推荐起用的是哪种人,就可以知道他本人是否足以信赖。“富则观其所养”,就是富贵的人就观察他的修养,有些人一旦富有,便喜做投机生意,或四处行贿拉拢关系,这种人是绝对靠不住的。“居则视其所好”,就是观察一个人平日的嗜好,喜欢赌博、玩赛车、赛马,或是常上酒家的人,都是不堪托付大任的。“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这都是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以及贫贱时的所作所为。如果经常滔滔不绝而又言不及义;在穷困时便失了志节,收受来路不明的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些都是不可靠的人。魏徵所说的“六观”知人法,和《吕氏春秋》的“八观”一样,是主张通过观察外在行为去识别人的内在特征。与前人的思想相比较,没有更多的新意,但作为贞观统治集团的主要幕僚,他的思想在统治实践中无疑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西汉刘向关于臣子的品行有“六正”、“六邪”之说。他认为“贤臣处六正之道,不行六邪之术,故上安而下治,生则见乐,死则见思,此人臣之术也”。“六正”、“六邪”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魏徵援引此文上疏唐太宗,把它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即所谓“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

值得注意的是,“六正”、“六邪”作为一种标准,不仅能帮助领导者区分下属“正”、“邪”,而且对下属起到督促和激励作用。魏徵主张用“六正”、“六邪”作为下属自我激励的标准,“进之以六正,戒之以六邪,则不严而自励,不劝而自勉矣”,认为这样做,才能卓著的人就会脱颖而出。

(二)人员任用

贞观统治集团在人员任用方面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

唐太宗把自己治理成功归结为能够善于任用贤才。他认为自己的才能不及古代帝王,但取得的成绩比他们大,成功的原因有五项。他说:

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皆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诛显戮,无代无之,朕践祚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

从人员任用心理看,可归结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爱惜贤才,不嫉贤妒能;二是强调人的个别差异,反对求全责备,用其长处,避其短处;三是用人要避免情绪化,使贤人和有缺点的人适得其所,得到了贤人不必忘乎所以,贤人犯了错误也不必遗弃他们;四是对正直的人,言语虽有冒犯,但不记恨;五是一视同仁,“独爱如一”,不偏爱一方。

在人员任用上,贞观统治集团还特别注意“审”、“精”、“信”几个原则。

所谓“审”,就是审察人的才能,根据能力情况任用人。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大才大用,小才小用。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致治之本,惟在于审。”“量才授职”。魏徵则说得更为清楚,“因其材以取之,审其能以任之,用其所长,摒其所短”,“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使之各当所任。

所谓“精”,是指人员各当所任,精简,不求多。贞观元年,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若得其善者,虽少亦足矣。其不善者,纵多亦奚为?”唐太宗认为人员精简并各当所任,这样就能实现无为而治。“更并省官员,使得各当所任,则无为而治矣”。遵循这一原则,贞观初年,经房玄龄等人审定,文武官员总数定为六百四十员,政府机构得到精简。

所谓“信”,就是主张尊重和信任下属,不能疑神疑鬼、动辄干涉。唐太宗说:“但有君疑于臣,则下不能上达,欲求尽忠极虑,何可得哉?”认为如果怀疑下属,就不能下情上达,也不可能赢得部下的忠诚。

二、领导心理思想

(一)领导品质

重视领导者的自身修养,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一大特点。道家主张的节欲、不扰民等观点为历代许多思想家们所重视。贞观统治集团运用道家的这一思想,作为自身修养的重要内容。

贞观初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朕每思此,不敢纵逸。”唐太宗指出了嗜欲的危害,提出要治理好国家就不能贪图享乐。古代帝王的享乐是建立在百姓劳动基础之上的。帝王多欲,百姓就会遭殃。唐太宗提出“抑情损欲”的主张,“君多欲则人苦,朕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耳”。唐太宗不仅这样提倡,而且付诸行动。唐太宗患有气疾,不宜居低下潮湿之处。贞观二年秋,臣下建议唐太宗修造一阁以居之。考虑到修建楼阁“糜费良多”,并追思汉文帝当年将起露台而惜十家之产一事,唐太宗拒绝修阁,说:“朕德不逮于汉帝,而所费过之,岂谓为民父母之道也。”在唐太宗的倡导下,当时社会形成了简朴的风俗,“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

魏徵向唐太宗上“十思”疏,希望唐太宗注意十个方面的问题。这十个方面指出了唐太宗时期君臣对自身的品质要求。从内涵上看,属于清虚自守的道家风范,服务于“无为而治”的管理目标,又包含了儒家励精图治的济世精神。魏徵指出:

人主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将兴缮则思知止,处高危则思谦降,临满盈则思挹损,遇逸乐则思撙节,在宴安则思后患,防壅蔽则思延纳,疾谗邪则思正己,行爵赏则思因喜而僭,施刑罚则思因怒而滥,兼是十思,而选贤任能,固可以无为而治,又何必劳神苦体以代百司之任哉!

若从反面看这十个方面,则领导者应注意克服十个不良品质。

第一,不思知足:就是贪得无厌。见到想要的,不知满足。

第二,不思知止:就是不知适可而止。兴修土木,毫无节制。

第三,不思谦降:就是高傲。身居高位,目中无人。

第四,不思挹损:就是盲目扩充,不知限度。

第五,不思撙节:就是不知节省,沉溺于逸乐之中。

第六,不思后患:就是草率行事,不考虑后果。

第七,不思延纳:就是自以为是,埋没人才。

第八,不思正己:就是不修身正己,轻信谗言。

第九,不思因喜而僭:就是奖励一个人,因为自己喜欢而过分。

第十,不思因怒而滥:就是惩处一个人,因为气怒而不按法律。

日本作家山本七平对“十思”理念十分推崇。认为十思的反面也是现代主管要克服的毛病。

(二)领导者的人际关系

《贞观政要》中有“诚信”篇,讲述贞观统治集团对“诚信”的运用。“诚信”是贞观统治集团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也是取得有效管理的经验总结。

先秦道家非常重视“信”。《老子》第八章说:“言善信。”第十七章说:“信不足,有不信。”第二十一章说:“其中有信。”第四十九章说:“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第六十三章说:“轻诺必寡信。”第八十一章说:“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魏徵把“信”提到“国之大纲”的高度,认为“不可斯须而废”。他说:“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君臣父子,不可斯须而废也。”在《诚信》篇中,魏徵提出能做到“慎于信任”、“远避小人”、“君子自强不息”,这样离无为而治就不会远了。显然,在道家无为而治管理思想中融入了儒家积极进取的内涵。

在君臣关系中,领导者居于主要方面。君臣的互相信任,君主首先要施以诚信,“君之所保,惟在于诚信”。因为领导者诚信,才能得到下属的拥护和支持,“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唐太宗对此有自觉的认识,《诚信》篇有这样的记载:贞观初年,有一人上书唐太宗“佯怒以试群臣”,以便察验群臣的忠佞。唐太宗拒绝了这种诡诈的做法,认为这样做无益于诚信关系的建立。他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犹源浊而望水清,理不可得。”

在组织内,诚信不仅应为领导者所遵循,而且应是上下共同遵循的原则。魏徵说:“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道大矣。”太宗说:“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国之大害也。”

三、信息决策管理心理思想

决策是管理过程的关键环节。做出正确的决策,要广泛收集各方面的信息,包括组织中各个层面反映的情况,也要概括正面和反面的意见和主张。在综合各种意见的情况下,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在专制制度下,国家的最高决策权掌握于君主一人之手。要保证决策的正确,国君就不能不听取多方面的意见。正因为如此,古代思想家主张明君要兼听纳下。东汉王符指出:“明者兼听”、“暗者偏信”,明君应该“兼听纳下”。东汉原始道教经典《太平经》也主张“上下革谏”。

贞观统治集团赞同并实施了这一主张。主张明君既要听取臣僚的意见,也要倾听百姓的呼声。既要听取正面的建议,也要听取反面的批评。不仅在事业的初创时要倾听各方面建议,在事业取得成功时,更要防止听信阿谀之辞,听不进批评建议。

唐太宗希望出现“主纳忠谏,臣进直言”的局面,特别主张“相须匡谏”,魏徵认为明君应该是“兼听纳下”,这样才能使“贵臣不得壅蔽”,“下情必得上通”。

唐太宗把大臣比喻为“耳目”,认为要了解天下的情况,就要听取大臣反映的情况。如果“耳目”闭塞,会有灭亡的危险。“看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蔽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

决策中,往往反面意见是正确决策所需要的“另一方案”。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君因其权威,臣僚往往不敢提反面意见。这时允许并鼓励提出批评就十分明智和必要。唐太宗把敢于直言的忠臣比做“明镜”;认为有了“明镜”,才能纠正过失,避免错误的发生。他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魏徵就是这样的忠臣,所以当他死后,太宗十分悲痛,感叹自己失去了一面“明镜”。他说:“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

不仅在创业时听取民情民意和下属意见,而且在成功之后,注意防止喜欢听阿谀之言,听不进批评规劝。魏徵指出在创业时,能做到听取民情民意和下属意见。所谓“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到了天下安定的时候,领导者往往喜欢听吹捧自己的话,讨厌批评和规劝。所谓“甘乐谗谀,恶闻正谏”,这是统治者必须时刻引以为戒的。

四、赏罚激励的心理思想

赏罚激励是通过奖励和惩罚等强化手段来激励人。贞观统治集团对赏罚手段的运用极为重视。唐太宗把赏罚提高到“国家大事”的高度,认为行使赏罚要慎之又慎。他说:“国家大事,惟赏与罚。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咸惧。则知赏罚不可轻行也。”对于如何实施赏罚,贞观统治集团也提出了若干原则。

一是“赏不私其亲”。唐太宗在实施赏罚中,强调论功行赏,不徇私情。贞观元年,唐太宗封赏功臣。他的堂叔淮安王李神通对房玄龄等的官职都在自己之上,表示不服。唐太宗提出了自己的赏罚原则,对李神通说,房玄龄等有“筹谋帷幄,画定社稷之功”,所以应该重赏;叔父虽然是国亲,但“不可缘私滥与勋臣同赏”。各位功臣听后说,认为太宗皇帝“至公”,“赏不私其亲”。

二是赏罚公正,不能搀杂个人爱憎的情感。魏徵把赏罚作为“进忠良,退不肖”的有效手段。但使用不当,则达不到这样的目的。他指出不公正的赏罚有“所爱虽有罪,不及于刑”,“所恶虽无辜,不免于罚”。意思是,自己喜爱的人,即使犯了罪也不受刑罚处罚;自己憎恶的人,即使没有过错也不免受到处罚。还有“以小恶弃大善”,“以小过忘大功”,意思是,人有小的缺点,就因此把他的许多优点一笔抹煞;人有小错误,就忘了大功劳。魏徵指出,恩赏不用来鼓励行善,刑罚不用来惩办奸恶,要想行正去邪是办不到的:“赏不以劝善,罚不以惩恶,而望邪正不惑,其可得乎?”要真正能够区分善恶,就应当公正赏罚,“赏不遗疏远,罚不阿亲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