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仰红
毛泽东熟读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其中一部是《水浒传》。
少年看《水水浒》。毛泽东在进入私塾蒙读时候，却已经熟悉水浒故事的情节和人物了。这时是1906年，他13岁。
他很喜欢《水浒传》。《水浒传》一直是常读的书。
后来，他对徐海东、贺龙两位将军说：“中国有三部名小说，《三国》、《水浒》和《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不算中国人。”
他也曾对警卫员、翻译等随身人员分别说过：“《水浒》至少读三遗。”
读《水浒》，说《水浒》，评论《水浒》，介绍《水浒》，《水浒》贯穿了他的70年读书生涯。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水浒传》是农耕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保留、存积了我国自宋元和明初中期的许多民间语言和文化、社会风俗和习惯，这些，乃是在官修史书和朝野士。大夫的札记野史里难以寻见的。而《水浒传》的神髓，却是以形象思维，抒写了那个时代各阶层、尤其是中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心态和行为。它记下了当时社会的一百二十行的大多数职业行当。
毛泽东读《水浒传》，开始也是出自审美的情趣，即艺术形象的塑造方式、精致的杀打文字作欣赏的。如少年放牛时学武松打虎。但他此后却没有停滞下来，像常人那样把《水浒传》仅视为一种艺术文化，而是很快转入对它的实用价值评估。他重视《水浒传》所执持的农民气息和大众文化，在风雨如晦的文化启蒙时期，就提出“学梁山泊好汉”。根据毛泽东自己回忆，《水浒传》是他少年时代影响最大的一部书。在创办文化书社，所发售的100余种中外哲学和人文科学书籍里，《水浒传》是唯一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小说；在主持新民学会期间，建议同侪读些《水浒传》；在广州农运讲习所时，介绍宋江和《水浒传》，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水浒传》是必读的一部书，长征中途急于找寻《水浒传》读，在延安和北京时期，《水浒传》又是书架上必备的。他熟悉《水浒传》的各家版本，一百回的简本，一百二十回的繁本，金圣叹腰斩的七十回本以及由一百二十回后四十回独立成篇的《宋江平四寇》、《水浒传》衍生、嬗交的《水浒后传》（清陈忱）、《水浒新传》（张恨水），等等。
毛泽东喜读《水浒传》，也许这也表示他对旧社会旧世界黑暗和沉沦的愤懑和不平。“与天斗争，其乐无穷；与地斗争，其乐无穷；与人斗争，其乐无穷。”《水浒传》在前半部所宣传的“造反有理”思想在他脑海里不时浮现，所以后来他神往过去，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
《水浒传》是以写宋江等一百零八个英雄好汉，在梁山上聚义、高举“替天行道”大旗的一部书。因为强化“造反有理”，明清以来官府多有把它视为“诲盗”之作，列为“查禁”的。也有人把它界定是写绿林好汉。“盗贼本王臣”，是因为奸佞当道，无可奈何落草为寇的。但半个世纪以来，随之农民战争在史界的拔高和走红，它也被升值为“歌颂农民英雄”的好书，还认为这是封建社会唯一的一部歌颂穷苦农民的文学小说，也是一部最成功的反映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发生、发展直至失败的完整过程的古典小说。文为时而作，诸说不一。但当今学界较多于倾斜此说：《水游传》梁山群英，极大多数人员的阶级成分和阶级行为，都很难说是纯洁的贫下中农和雇工。对此，毛泽东在少年时代就有卓荦之见，当他读了包括《水浒传》在内的若干传统平话小说后，直到四五十年代他神往当年时，就不止一次地提及：“有一次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可见在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思想是统治思想”，是不可能也不会允许“歌颂农民英雄”的文字问世，而且竟能让它不径而走，占领文化市场，传世传代的。毛泽东很早对《水浒传》就有科学的独立见解。
“《水浒传》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
毛泽东青少年时候，就站在极大多数被压迫者的立场上，为人类谋幸福，求解放。他和同志们以批判的武器进行武器的批判。《水浒传》里的若干文化内涵，所反映的一种阶级社会基层民众与上层贵族的对立，朴素的唯物辩证主义和造反的喜剧和悲剧，就必然为他青睐，发生共鸣，以至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在工作和学习中运用。《水浒传》的故事情节和语言文字，也就成为他教育人们、沟通人际语言情感交流的一种运载工具。古今以来还没有人像他那样广泛运用，恰到好处。他阅读《水浒传》的收获和认识超越于文学命题，而升华为对社会学、政治学，而蕴含形象思维的研究，由此作文化选择，评判、界定《水浒传》持有的正负价值取向。
三四十年代，毛泽东欣赏《水浒传》，古为今用，并指示把它的其中情节改编为戏剧。
《水浒传》前七十回，贯穿了一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阔大场面，即“逼上梁山”。它是小说《水浒传》的一大主题，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这也是毛泽东注重《水浒传》的一个主要课题。上井冈山就是“逼上梁山”，“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在他安排和关切下，1944年延安平剧院排演了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他在观看了后，当即给编导们写了一封信，认为是在传统题材里挖掘出了历史的真髓。“逼上梁山”也成为毛泽东此后30多年常提及的俗话，在言谈和书本上常说，诸如“每造反者都是逼上梁山的”，“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等等。
毛泽东欣赏《水浒传》，还因为《水浒传》故事多蕴含朴素的辩证法。如“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此中最引人入胜的，就是《三打祝家庄》。他说：“《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1945年2月，毛泽东在观看了平剧《三打祝家庄》后，又写了一封信：“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改革的道路。”
毛泽东晚年也注意了《水浒传》的后二十回，那就是宋江等受招安，征辽打方腊。
这是梁山群雄的历史必然，在封建社会的民间造反，即落草为寇，或农民起义，不是蜕变、被消灭，就是投降。
毛泽东多次提出要保持优良的革命传统，保护革命胜利成果，他曾经推荐学习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手抄李健侯《永昌演义》，“以为将来之用”，在进入北平前后，还多次提及李自成失败的教训，教导人们跳出李自成失败的怪圈，因而梁山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和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就成为他晚年所注意的课题。70年代，毛泽东多次就《水浒传》最后二十回发表评论，印宋江投降了，去打方腊。它就是1975年所说的关于《永浒传》的评论。这是他在晚年继续读《水浒传》，崇尚斗争的理念，而极不满宋江搞投降的一个心理基调。
毛泽东善于应用《水浒传》故事，以至旁及元明《水浒》杂剧，如李开先《宝剑记》；且在谈话和文章中经常插入，其熟悉力度，甚至还将其中俗语，恰如其分地运用于诗词创作领域，如“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冻死苍蝇未足青”和“捉鳖”、“风流人物”。古今中国还罕有诗人能像他那样。借用小说文字，拓宽了诗界。
“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
毛泽东就《水浒传》谈了很多人物。
他谈了梁山的第一任领导人王伦，第二任领导人晁盖。“白衣秀士王伦不准人家革命，结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晁盖是好的，可是却被摒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让他早死了。
他谈得最多的是第三任领导人宋江，此外有李逵、武松、鲁智深；
从中提及事迹和行为的，还有林冲、石秀、戴宗；
点涉到姓名的有卢俊义、吴用、公孙胜、柴进、三阮、张顺和孙立、萧让、安道金、朱责等人。
他充分应用一分为二，以阶级成分和政治表现为基本标准，充分肯定李逵、吴用和三阮，也赞扬武松、鲁智深。由此在长征途中，以武松打虎比拟红九军剐军长许世友，将开辟晋寨冀边区的八路军——五师政委聂荣臻，称之是“新的鲁智深”，在建国后，还称李达是哲学界的“黑旋风李逵”。这是因为他们颇有造反精神，不愿屈服于王朝招安。
他讨厌大地主出身的卢俊义和后期的梁山总头领宋江，说他们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
《水游传》宣扬“四海之内皆兄弟”。梁山一百零八个“高级将领”，人人都有职责，有发号施令、行军作战的，也有开酒店、专做特务工作的，有主持制作衣甲、兵器、专办钱粮、酒席宴会的，行行俱全，他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单单是讲山头，就有桃花山、少华山、二龙山、对影山、清风山、白虎山、黄门山、饮马川、芒砀山、枯树山，等等，但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毛泽东满有兴趣地作了介绍，也说了其中若干人的心态，像“那个卢俊义是被逼上去的”。当然也有是骗上梁山、捉上梁山、高高兴兴上梁山的。
1975年，毛泽东倡导读《水浒传》，还提出把鲁迅的《谈金圣叹》杂文放在今后出版的《水浒传》前面，作为阅读《水浒传》的指南。但我们却在当时各家出版的《水浒传》中，没有见到这篇著作，所见到的扉页，乃是“毛主席语录”两段：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摒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
这当然是学术研究，它也是认识《水浒传》的一家之见了。